【陆卫明 张敏娜】《论语》中的为政思想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迪意义
《论语》中的为政思想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迪意义
作者：陆卫明 张敏娜
来源：选自《论语学研究》（第二辑）
《论语》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把《论语》视作一部“心灵鸡汤”之类的书。这种说法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均有悖于常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不讲政治，只讲为政”，把《论语》看作行政学之类的著作，主张《论语》讲的是“行政的大道理”，其不是政治哲学书，这涉及对政治哲学的理解问题。所谓的“政治哲学”，是指上升到哲理形态的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论语》中的为政思想，的确包含了许多行政的大道理、大原则。正如林语堂所指出的：“整个儒家的教育观点，似乎教育系为士（上等社会之知识分子）而设，以便日后为君主治理国家，或辅佐帝王以济世为政，因此在讨论教育时，始终皆以治国为宗旨。”总体看来，《论语》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也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这应该是没有多大疑问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大多数属于政治哲学著作，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论语》中的为政智慧，既包括治国理念，也包括行政原则，富有智慧，对当今治国理政、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详细阐发。
一、治国理念
（一）治理之道
1.以人为本
从理论上来说，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学说从本质上而言均可以称作“人文主义”。中华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的色彩，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根本精神。楼宇烈先生曾指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溯其渊源，则非孔子学说莫属。孔子的以人为本思想，大抵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1）以人为尊
这是孔子以人为本思想的第一层含义。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孔子不怎么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不少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的事情，这与事实是有出入的。《论语》一书中也曾谈到战争、天命、鬼神等问题，但是很少谈及，则是不争的事实。例如：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孔子对鬼神迷信抱持一种清明理性的态度，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反映了孔子清明理性与积极入世的态度。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马棚失火。孔子只问人，不问马，表明了他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典型反映，具有深刻的包括尊重生命在内的人道主义精神。
（2）以民为贵
这是孔子以人为本思想的第二层含义。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在这里，孔子强调“务民之义”，即尽力做对民众有利的事情，反映了其典型的民本思想。那么，如何“务民之义”呢？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孔子强调“务民之义”“博施于民而济众”等，体现了他的以民为贵思想。孔子的民本思想，就其思想渊源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后来，孟子继承与弘扬了孔子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此后，“民贵君轻”的思想广泛流传，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3）以仁为本
这是孔子以人为本思想的第三层含义。
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
这句话在《论语》中并未见到，但应该是可信的。孟子对之加以继承与弘扬，提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这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命题，仁就是人，仁和人结合起来就是道。换句话说，人是有道德的动物，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有道德，其他动物没有道德。因此，以人为本与以仁为本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尽管仁的内涵相当宽泛宏富，但是其核心内涵则是“爱人”，这应无疑义。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阶级社会中，爱也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性基础，历朝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也莫不将它奉为圭臬。它不仅仅是一种人伦道德，而且也是开明的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在历史上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下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的友善，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的。以人为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主要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宗旨与指导思想，这是对传统以人为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2.治国“三总纲”
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即总纲领是什么呢？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其中，“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治国安邦的“三总纲”。程子批注道：“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孔子的话虽然很浅显，也很简单，但圣人讲的道理从古至今都是通用的。孔子的这三句话，要是仔细推敲，运用到极致，即便是尧舜时期治理国家也不过如此。大道至简，大象无形。“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道德经》第三十五章）
3.治国“三部曲”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孔子提出了治国“三部曲”：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庶”，就是人口众多、人丁兴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众多、人丁兴旺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要发展，也需要一定规模的人口体量。谁能否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奇迹中不包含“人口红利”呢？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要想获得比较快的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更具有决定作用。当然，人口过多也不行，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就会走向反面，这也符合“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富”，就是使民富裕、藏富于民，这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根基。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有若深得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真谛，把孔子的富民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孟子则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他还提出明君“制民之产”，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对孔子民生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教”，就是教化百姓。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并且百姓走上富裕道路以后，为政者就要特别重视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这并非说教化民众只是在他们富裕起来以后的事情，作为治理之道，对民众的教育任何时期都不可或缺。当然，“富”与“教”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初期，重点在于“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重点就要相应地转移到“教”上来。
孔子讲的“庶”“富”“教”，对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现实启迪意义极大。
4.治国“三途径”
具体到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步骤，孔子提出了著名的治国“三途径”：足食，足兵，民信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孔子在此明确提出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三大途径：足食，足兵，民信之。子贡对此也十分认可，但是他还想知道这三者究竟孰轻孰重。孔子认为，三者并非等量齐观，而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他排了一个由重到轻的次序：民信，足兵，足食。其中，孔子把为政者取信于民放在首位，充分体现了“民无信而不立”的治国理念，值得高度肯定。
（二）善治标准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争频仍，生灵涂炭，礼崩乐坏，世道浇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微子》）。对此，孔子痛心疾首，他最迫切的政治理想是结束这种动荡的时代，恢复“大一统”的局面，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就是孔子心目中“大同”的理想社会。有人认为这只是孔子提出的“乌托邦”理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对此不屑一顾。事实上，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对中国社会历史影响至为深远。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有一种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传统，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均贫富”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均一以贯之。郭沫若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其中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与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契合的，可以进行对话，此论说不乏洞见。
孔子在大同社会理想设计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基本原则，诸如：“天下为公”的目标，“选贤与能”的用人准则，“讲信修睦”的道德氛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仁爱原则，“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这些基本原则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如果说“大同”的理想社会是孔子提出的善治社会总的标准，那么涉及善治社会的具体标准，《论语》中有以下一段文字，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
其中“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修文德”，可以视作善治社会的四条具体标准。
“均无贫”，说的是公平正义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社会贫富的存在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就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将会导致社会动荡，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历史法则。毋庸讳言，孔子讲的“均无贫”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带有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色彩。但是，他在这里讲的主要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思想。老子曾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人之道”与“天之道”背道而驰。谁能够以有余来供奉天下呢？只有那些有道之人。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四八中阐释道：“天道均平，有余必损，不足必兴。”这是对此语的极好注解。老子讲的“天之道”与孔子讲的“均无贫”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这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法则。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针对分配领域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矛盾问题，现在的确有必要重新审视孔子“均无贫”思想的现代性内涵，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了。
“和无寡”，说的是和谐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崇尚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孔子提出的“和无寡”思想，被他的弟子有若阐发到了极致。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是有若的名言，它的确反映了孔子思想的精义，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和谐的重要性，二是指出“礼”是实现“和”的根本途径。孔子的“和无寡”思想，对中华文化和谐精神起了重要的形塑作用。
“安无倾”，说的是安定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当今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存在着一种张力作用，存在着一种“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现代化在某些时候又会导致社会出现一些动荡的现象。李光耀在总结现代化历史经验过程时曾经指出：“在发展现代国家的过渡时期，政治稳定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政治稳定是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
“修文德”，说的是文化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价值。其中，尤其不能忽视道德教化对国家与社会治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把文化教育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否则，这个社会就是没有希望与未来的。
二、行政原则
（一）领导素养
治理国家，首重吏治，这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的首要课题。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这是至理名言。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中，做事都在人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这个“人”就是干部，而且必须是好干部，或者称作“关键少数”。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孔子关于为政者素养的思想非常丰富，值得借鉴。
1.以德服人
这里突出一个“德”字。孔子强调以德服人，为政以德，为政者应当通过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依据道义要求来处理政事，并以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行为去感化百姓，教化社会。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为政以德，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为政者需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施政措施要符合道义要求；二是为政者要对百姓加强道德教化，以改良社会风气。其中，为政者良好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为政者的品德好比风，百姓的品德就像草，风在草上吹，草就必然随风倾倒。当然，孔子并非一味地反对杀除无道之人，而是主张尽量少杀人。孔子重视德治，主张德主刑辅。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当然，治理国家，不能不依靠刑罚手段。孔子提出“无讼”的思想，不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了，但是一味强调严刑峻法也是靠不住的。秦王朝采用法家思想，对统一天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打下天下以后仍然推行法家的严刑峻法，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二世而亡，秦王朝的短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2.子帅以正
为政者第二个素养是自身要正：一身正气，正义凛然，正己正人。这里突出一个“正”字。对此，《论语》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为历代清廉勤勉的为政者所津津乐道。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为政者自身要正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否则，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与社会的局面也就无法控制了。把政治的政与正直的正连接在一起，是孔子的一大发明。换言之，所谓的“政治”就是要把社会引上正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对政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政者自身是否正直，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有较高的公信力、号召力、影响力，更关乎下属是否有较强的执行力与行政力。政治就是要求为政者做表率，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积极响应。正人的前提是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陈来先生指出：“在这里，政治的本质不再被理解成正人，而是正己，正己就是首先要做表率。”
3.尽忠尽职
这里突出了一个“忠”字，忠者尽心。对于为政者来说，忠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职守。为政者要身先士卒，勤勉工作。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这里的“先之”，就是领导者要率先垂范；“劳之”，就是领导者要善于团结与带领大多数人共同勤勉工作；“无倦”，就是领导者要有不知疲倦的敬业精神。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身居要位不能懈怠，执行政令忠实勤勉，为政者必须具有敬业精神。“干部干部，‘干’字是当头的。”
二是以道事君。为政者要直道事君，不能欺骗上级。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先进》）
真正的大臣能够用周公之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那么宁肯辞职不干。孔子的弟子仲由和冉求两人，只能算是普通的大臣罢了。在这里，孔子区分了“大臣”与“具臣”的概念，很有价值。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颜渊》）
在这里，孔子讲到“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的问题，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意思就是以直道来对待上级。《孔子家语·困誓》中甚至还有“尸谏”一说：“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常言说：“文死谏，武死战。”当然，“以道事君”也要讲究艺术，否则就会自取其辱。正如孔子的弟子子游所说：“事君数，斯辱矣。”（《里仁》）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处理君臣或者说上下级关系，这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需要双方都要作出努力。
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
孔子提出，“君礼臣忠”才是理想的状态。对此，孟子作了具体阐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正如人际关系是双向的，君臣关系也是一样，要求有各自的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行为规范，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礼臣忠”“君仁臣忠”。当然，这一切均需要建立在遵循大道的基础之上。
4.慎言慎行
孔子提出为政者的第四大素养：慎言慎行。这里突出了一个“慎”字。为政者身居要位，“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不可不慎。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这里的“干禄”就是为官的意思。一个人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对，往往是不可能的事情。为政者要努力做到“言寡尤，行寡悔”，这是素质要求，也是职责所系。
至于领导者的素养问题，明代大儒薛瑄曾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于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此居官之七要也。”（《从政名言》卷二）这是当好官的七大要领，这个说法十分精辟，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当好干部，实质上需要为政者具有较高的领导素养。孔子关于领导素养的思想，对当今干部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领导职能
领导职能，就是领导者的职责和社会功能，它是领导者本质的具体表现，这就涉及领导者的职能定位问题。那么，领导者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孔子又是怎样说的呢？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其中，“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堪称现代管理的“九字箴言”。
1.先有司
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有司，后来泛指官吏。“先有司”，是说领导者要先做表率，带领各职能部门的官员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权利与义务相匹配，才能使组织运行有序，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为达此目的，要做到：一方面，对组织架构搞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使各职能部门的官员明确自己的职责，并切实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对此，《论语》中还有以下一段文字。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泰伯》）
对此问题，后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孔子为政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应该予以摒弃。事实上，从行政学的角度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正确的管理方式。各个部门与部门内的人员要明确职责，各司其职，要懂得自己的边界，不越位，不越权揽权，不越俎代庖。因为权力与职责是统一的，假如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就会事权重叠，出现互相揽权，或互相推诿的现象，内耗严重，难以团结，导致出现严重的后果。
2.赦小过
领导者对待下属在工作中出现的过错，应该辩证地分析。如果不是工作中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只是一些小的过失，领导者就要学会宽容。
一辈子不犯任何错误的干部，绝不是好干部。除非他不干事，否则就难免犯错。有些干部奉行这样一种处世哲学：不干事不犯错，少干事少犯错，多干事多犯错。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导致干部不作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干部不作为，尸位素餐，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腐败行为，决不能等闲视之。正确的理念应该是：不干事是最大的错，多干事难免有错。但是，只有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过错，这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孔子提出的“赦小过”的思想，从管理学上来说是极有见地的。任何开拓性的事业，必然伴随着不断犯错、纠错的过程。如果不容许下属在工作中出现差错，甚至把小过错与腐败现象相提并论，那样下属就会整天处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为天下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等于扼杀了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因此，领导者对下属在工作中所犯的过错，如果不是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就要学会包容，加以原谅，总结教训，批评教育，让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领导者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一套试错、纠错机制。
3.举贤才
所谓的“举贤才”，就是推举贤能之士。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说法，贤才至少有两个标准：一是能力，二是品德。真正的贤才应该德才兼备，德胜于才、才胜于德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才类型。贤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关系事业成功的关键。《论语》中讲到“才难”，即治理国家，人才最为难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泰伯》）
这里的“乱臣”，是治臣的意思。人才难得，唐尧和虞舜时期，人才是最兴盛的。有一次，孔子与季康子谈到卫灵公无道而卫国却不失位的问题，孔子的解答比较有典型意义。
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宪问》）
仲叔圉、祝、王孙贾均为卫国的贤臣，虽然卫灵公无道，但有贤能之臣治理国家，这就是卫国不失位的根由。
孔子在总结唐尧、虞舜以及周初事业兴盛的原因时，提出了“才难”的观点。对此，孟子进一步阐发道：“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尊重贤才，使用能人，让杰出的人才都有职位，充分发挥其作用，那么天下英才就会从四方赶来，贡献他们的才智。若能尊贤使能，则何愁大事不成！刘邦能够取得天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善于识别并大胆重用人才。其中，谋有良臣张良，战有猛将韩信，守有贤相萧何，此三者皆为人杰。
那么，如何举荐贤才呢？孔子认为，只要推举你所知道的贤才就可以了。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举荐贤才，要建立在“识人”的基础之上。只举荐自己真正了解的人，对于自己不了解，或者是道听途说的人不负有举荐的义务。但是，如果自己知道贤才而不对其加以举荐，则是一种渎职行为。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
孔子批评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臧文仲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位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
除了举荐人才，还有如何使用人才的问题：务使德与位相匹配。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周易·系辞下》）
德性浅薄却地位很高，智慧不足却谋划大事，能力有限却担负重任，这样迟早会招致灾祸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
每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不要去做与自己的德能不相匹配的事情。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结果只会害己害人。
4.举直错诸枉
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君子提拔上来，把不正直的小人压制下去，这是孔子提出的领导的又一职责。孔子在《论语》中两次讲到了“举直错诸枉”的问题。
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举直错诸枉”与上文讲的“举贤才”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等同。它涉及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树立正气。风清才能气正。亲贤臣，远小人，则国兴；亲小人，远贤臣，则国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选贤与能对整个干部系统、整个社会风气、整个国家的重要影响。
说到领导职责，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这已成为领导科学中的经典论断，与孔子讲的“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领导艺术
领导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为政之道，当然还得讲求领导艺术。孔子关于领导艺术方面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先正名
孔子认为，领导艺术要遵循的第一大准则就是正名，只有名正才能言顺，师出必须有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颜渊》）
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对为政来说，“正名”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孔子所讲的“正名”，实际上就是礼治的思想。他主张为国以礼，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社会角色与名分。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只有各安名分，各尽职责，社会才会稳定有序；只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明确了，社会才会稳定和谐，这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真正含义。
正名分，明责任，这两者正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基础。如果名分不正，就会职责不明；如果职务不明，就会“言不顺，事不成”。
2.德主刑辅
这既是一个治国理念，也是一大领导艺术。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对此，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要加以批判。其实，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德治为主，但是他从来没有忽视法治的作用。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认为，德礼合治，宽猛相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令才会通畅，社会才能和谐。德治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主要手段，道德可以扬善但不能惩恶，法律可以惩恶但不能扬善，两者处于互补状态之中，从来不可偏废，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
孔子主张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等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尊五美
孔子认为，优秀的领导者应该遵循以下五种美德。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惠而不费”，就是给百姓带来巨大的利益与好处，为政者本身也并没有什么损失，这是极其高明的领导艺术。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必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以百姓的整体诉求作为施政目标，从而使他们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好处，就能做到“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就是役使百姓，而百姓毫无怨言。从领导的角度来说，为政者能使下属勤勉地工作而无怨无悔，这也是一个相当高妙的领导艺术。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劳而不怨”呢？孔子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必须“择可劳而劳之”“使民以时”，即选择可以役使百姓的时间去役使，使用民力符合仁义。
“欲而不贪”，是说为政者正当的欲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不要贪求无度。人都有私欲，处于合理范围内的私欲需要得到满足，一定的私欲也是人们奋斗的动力源之一。为政者合理的私欲应该得到满足。但是，为政者如果贪求无度，只顾一己私利，而不顾整体利益，就会把自己的形象给毁掉，也就无法实行有效的领导。那么，如何做到“欲而不贪”呢？孔子说：“欲仁而得仁。”（《尧曰》）就是说，为政者要宅心仁厚，为仁由己，自己想得到仁，自然就会得到仁，那样就不会贪得无厌了，说到底，就是要以道制欲。
“泰而不骄”，是说为政者要泰然自若而不自大傲慢。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泰而不骄”呢？孔子解释说，这需要做到“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尧曰》）。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不厚此薄彼；无论何人何事，都平等对待，这样就不至于招来怨恨。
“威而不猛”，是说为政者要有威严而不凶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威而不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尧曰》）为政者衣冠整齐，目不斜视，神情庄重，让人望而生畏，但又不失亲和力，不至于使人对他敬而远之。
上述五种美德中，前两者涉及领导者的技巧，后三者则关乎领导者的形象。五种美德，均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需要具备的为政素养与领导艺术。
4.摒四恶
这是孔子提出的第四个方面的领导艺术。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其中的“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者要摒弃的四种恶习。此句颇令人费解，多有歧义，只能谈谈个人心得。
“不教而杀”，是说平时不加强教育，一旦下属犯了大错就加以严惩，这就叫作“虐”。干部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岗位的干部一旦离职，就会给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因此，“不教而杀”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肆虐行为。平常需要强化对干部的教育，防患于未然，这也是爱护、保护干部的重要举措。
“不戒视成”，是说平时不加以告诫，只看中下属的成绩，这就叫作“暴”。下属平时有了小过失，要及时给予警示，令其改正，不能听之任之。否则，时间长了，积重难返，再加以纠正，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很高。“不戒视成”是一种松于管理的暴戾行为，应该摒弃。
“慢令致期”，是说政令迟迟才下达，但又要求下属在很短的时间里如期完成任务，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就加以严惩，这就叫作“贼”。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导致下属消极对待，要么弄虚作假，要么投机取巧，会对事业造成严重的戕害。
“出纳之吝”，是说应该给的报酬福利没有及时足额兑现，在报酬福利发放时斤斤计较，显得小家子气。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物质报酬是重要的激励手段，因为人毕竟是物质性的存在，物质利益的满足是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
孔子认为，只有做到了“尊五美，屏四恶”，才可以从事行政工作。“尊五美，屏四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尊五美”是从积极的、正面的层面来说的，那么“摒四恶”则是从消极的、反面的层面而言的。
5.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领导者所追求的为政的最高境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的管理哲学，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无不赞同这一政治主张。
一般来说，无为而治，较早为老子所推崇。无为而治作为重要的治国理念，在《道德经》中前后七次被提及。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老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做到“无为”，才能实现“无不治”的目标。受老子的影响，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明确讲到要效法圣王尧舜，实行无为而治。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
孔子曾经不远千里前往东周洛阳问礼于老子，拜老子为师，受到老子思想不小的影响。因此，人们多说儒道对立，但是很少有人论及儒道统一，儒道融通。仔细比较《论语》与《道德经》，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思想观念有诸多契合之处，这原本不足为奇。在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方面，孔子与老子的观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在这里，孔子使用“无为而治”这个词语，显然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泰伯》）
《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说法。无为而治，即无所烦劳就能使天下大治，这是为政者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楼宇烈先生指出：“无为而治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相反，它蕴含着积极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大禹没有采取‘堵’的方式治水，而是顺应水性去化解水灾。儒家对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个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那么，这个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呢？老子与孔子都认为，无外乎“无为”与“有为”两大途径。
一是无为。老子、孔子讲的“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主要指不要肆意妄为，而要顺应自然而为。所谓的“自然”，实指自然法则、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有自然而然、理所当然之义。老子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换句话说，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要以天为则，不与天争职。唯有这样，才能达到“无为无不为”的境地。因此，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淮南子》一书对此解释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主训术》）治理国家，应该以天为则，从大自然的法则中汲取智慧。君主只有做到不肆意妄为、胡作非为，百姓才会自觉服从管理，国家与社会才会大治。
孔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特别强调重视民情，顺应民意，以天为则，以史为鉴，推行仁政，反对苛政。老子讲的“无为”，就是孔子讲的“天则”。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
对这一思想，孟子作了进一步阐发。他以大禹治水为例，指出：“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智者治理国家，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所谓“行其所无事”就是无为的意思。儒家把大禹治水视为顺应自然的典范，与老子的思想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有为。无为与有为密不可分，无为必须建立在有为的基础之上，一味地崇尚自然而反对人为，注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正如韩非子所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韩非子·天道第十三》）孔子认为，对于为政者而言，如果能够做到为政以德，举荐贤才，就基本可以实现无为而治的目标。舜治理天下的方法，对孔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影响至深。
三、现实启迪
孙中山先生主张，所谓的“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情。上文已经多次强调，《论语》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落脚点在于为政，包括治国理念与行政原则两个方面。有人说，孔子学说在现实中的出路有三条：一是政治化，二是宗教化，三是生活化，前两条路径均走不通，只剩下生活化一途，这就严重低估了《论语》一书作为政治哲学著作的重大价值。其实，《论语》强调的为政，就是今天广义上的管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对现实国家治理的启迪意义不可低估。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是北宋初期宰相赵普讲的一句名言。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也有“要治世，半部《论语》”的说法。
从历史经验来看，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虽然在战乱年代“打天下”的过程中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在和平年代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往往屡建奇功，发挥重大功能。征诸历史，大多如此。这是有深层原因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主要不是斗争文化，而是和谐文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思想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诸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均是儒学的仁德思想所结出的明艳的政治之花。
至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有许多治国理念尚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李克强总理上任时，将他的执政的理念归纳为九个字：“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这虽然是他自己概括出来的，但实际上仍然可视为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现代体现。
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以及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在治国理政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需要我们以现代化为主体和参照系，作进一步的创造性挖掘整理，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智慧启迪。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文化，的确批判性地继承发展了不少儒家文化理念。比如，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执政为民、亲望亲好、协和万邦等，皆属于儒家式的政治口号与执政理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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