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悦强先生的《论语》课

作者：毛朝晖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国文天地》第39卷第8期（总第464期）

在人的一生中，读书虽多，真正刻骨铭心的往往难有一本；上课虽多，真正脱胎换骨的往往也难有一门。碰上一位让自己脱胎换骨的老师并由他亲自讲授一本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书，这应该是求学生涯中最为难得的因缘。《论语》就是这样一本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典，而劳悦强先生的《论语》课在我而言真有脱胎换骨的受用。重新翻开《论语》，先生上课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劳悦强先生小像

一  劳先生的《论语》课及其对我的影响

2003年，我选修了先生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开讲《论语》。在那以后，我又修读了先生开设的《<四书>导读》、《<论语>接受史》，更是以《论语》作为重点。先生讲课，虽然也会从俗推荐一两本参考书，但主要都是讲授原典。先生说得非常明白：“切忌耳食之言，必须阅读原典。”先生不主张一开始就参考二手研究，他曾引用罗素的话说：“愚者对智者的介绍不可能精准，因为他总是无意识地只转述他能理解的部分。”(A stupid man’s report of what a clever man says can never be accurate, because he unconsciously translates what he hears into something he can understand)此语虽近揶揄，但它毫不含糊地指出要获得古人的智慧就必须亲自研读原典，没有捷径可走。先生禁止我们阅读白话翻译，他说：“看白话翻译，就像吃别人嘴里嚼过的饭。”其实，读二手研究又何尝不是吃别人嘴里嚼过的饭呢？

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我记下这样的话：“今天听了劳老师讲中国哲学史，尽管我不认同他的一些看法，但我的内心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第一，他对语言非常重视，对古人的话读得非常细。第二，他对原典非常重视。第三，他上课非常放松。”翻开二十年前泛黄的日记，仿佛依然可以记起当时上课的情景，以及先生当年给我带来的心灵冲击和第一印象。

在遇到先生之前，我已经读了不少课外书，而且自以为很有一些思想，对于古人动辄轻诋。大约是少年时代受了鲁迅的影响，我那时对于传统非但缺乏“温情与敬意”，反而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现在回想，要不是因为出国后遭遇“文化的焦虑”，我很难想象自己会踏进先生的课堂。那时候，我也莫名地讨伐“吃人的礼教”，憎恶“封闭的铁屋”，而自居为“直面惨淡人生”的真勇士。可是，在先生的课上我却碰了钉子。当我轻易说出封建、礼教一类的名词时，先生会严肃追问它们的含义；当我肆意批判的时候，先生会严格索求它们的证据。直到那时，我才直观地体会到什么叫做“成见”，什么叫做“学问”。先生反复告诉我们：“读书贵能虚心。一个人读书不虚心，那么读来读去永远只是在操练自己的成见。”又说：“学问之道，必先留有受教之地，然后可有就教之地。”又说：“读书的方法，一个是要虚心，一个是要有恒心。”是的，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受教，只有持之以恒才能不断突破自己的成见。

先生上课比较随性，有时只分发一篇原典，有时连一篇原典也不曾讲完，但形散而神不散，无招胜有招。先生分发的原典有时是没有句读的白文，上课时就与同学们一起研读白文，先生提醒我们：“古人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句读。”先生有时会点名让学生试着讲解某一章句，然后就此与学生展开交流，具有很强的实时性与现场感。先生有时也会分发少许补充材料，用以激发我们的思考。这些补充材料可能是影印古籍，可能是网络信息，也可能是最新出炉的报刊文章，当这些材料被适时引入，就象是给一道菜肴添加了调味料，又象是在窗户上拉开了百叶窗，往往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先生上课总是不慌不忙、气定神闲，从来不会为了追赶进度而讲得太快，也不会为了追求完整而必须讲完，这或许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吧。

先生上课常常面带笑容，表情丰富，有时偶尔会开个玩笑，有时偶尔还会出以当机的“棒喝”，总让学生有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之感。在先生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但听课投入，而且会留意先生的每个细节，生怕错失了任何隐微的讯息。先生推荐我们课下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但他自言与冯先生讲解中国哲学史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不到同学“愤悱”的时候他宁可不说。照我个人的体会，冯先生是要讲出自己的一套理解，而劳先生是要与学生共同建构某种当下的理解。先生上课，重在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并指点读书的方法。先生说：“你们如果只靠课堂上跟我读一两本书这是绝对不够的，课堂上最重要的是学会读书的方法，至于读书的工夫则要靠自己课外去做。我给你们开《四书》课，主要就是想教会你们读书。”先生常说：“读书的第一件事是留意语言。”又说：“要了解著者的原意，最好的办法是通篇玩味他的意思。”又说：“读书应从最基本的事实入手，只有先搞清楚事实，然后才能做出如实的评价。”先生注重读书方法的启牖，类多如此。

 说回“脱胎换骨”，这必须要提到我转系的事。整个2004年的上半年，我一直在纠结是否要从计算机学院转到中文系。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决定，一方面我是理科的底子，原本已经对数学发生了兴趣，另一方面家人不支持我转系。这年年初，我曾带着困惑去拜访劳先生。先生曾单刀直入地问我：“你为什么要转系呢？”我当时具体怎样答覆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讨论了《论语》。先生知道我喜欢子贡，他说：“《宪问》上有一章‘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你怎么理解？”我知道老师是在说我，我说我知道这一章，只是不知道“方人”究竟有什么不妥。先生说：“方人不是一个问题，但‘好方人’则是一个心态问题。”又说：“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批评别人上，我敢说这个人不是聪明人。”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一直是班级论坛上的活跃分子，喜欢评骘人物，发表“高见”，某一天碰到先生。他对我说：“《卫灵公》有一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为什么说成天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呢？”我知道先生又是在说我。时间久远，我早已忘记自己的答语，但这两次关于《论语》的谈话却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当年的暑假过后，我就从计算机学院转到中文系。无疑，劳先生在我这次重大的人生抉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是几次跟先生关于《论语》的交谈，让我直观地感受到经典的力量和人文的魅力。因此，说先生的《论语》课于我而言有脱胎换骨的效力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翻开日记，我发现这年春节我曾郑重其事地给先生写过一首小诗。原诗失律，现略微改订如下：

今宵过后是新春，虚掷韶光浪子身。

幸得先生三两语，别开天地焕然新。

二  《论语》与劳先生的治学方法

大四那年，我选择先生作为学位论文的导师，直到博士毕业，我一直追随先生，前后十余年。在研究生阶段，我除了继续跟随先生研读典籍，也获得了进一步讨教研究方法的机会。

如果说在许多当代学者那里读书与研究是分离的，那么在先生那里读书与研究则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当代学术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做研究的人其实很少认真读书，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翻书。他们的目标很多时候只是要从书籍中寻找有用的资料，而不是要从书籍中获得有益的智慧。成果越来越多，并不能说明智慧越来越高。《论语》上有一章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这一章来评价当前的学风，真可谓入木三分。先生强调西方人研究“哲学”，中国人想做“哲人”，这有本质的不同。先生说：“读中国哲学，要能看见哲学中的人。”又说：“读中国哲学书，必须要清楚这本书想要让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读西方哲学，则必须清楚这本书要让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一点，对于我自己研究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先生治学，特重语言。先生说：“要想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应该首先尝试去体会他的语言。阅读不同思想家的著作，即便遇到相同的字词，我们也应该在涵义上假定其不同。”又说：“学者要拥有自己的语言。”要体会文本的语言，必须先熟悉文本的内容。先生告诉我们：“读书要学会复述，要能够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客观描述出来，有了这一层工夫再谈自己的理解与心得不迟。比如学习书法，先要学会临帖，等到临摹熟了，再谈自出心裁不晚。”由于特重语言，自然也包括重视文字。有一段时间，先生鼓励我系统通读《说文解字》，我因为缺乏恒心没能坚持下去，至今在语言文字方面依然深感功力欠缺，距离先生的要求相去甚远。

先生治学，不主张以学派或专业自限。先生说：“‘学派’不过是一个方便的标签。”又说：“学术之所以划分为许多专业，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可说，只是为了方便。比如我们吃西瓜，必须先切了才能吃，然而切与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先生的学术虽然出于钱穆先生一脉，但从不以此标榜。先生的研究虽然以思想史居多，但绝非思想史一个专业可以涵盖。先生说：“中国学术追求‘通’，西方学术追求‘真’。”这或许就是先生破除界限的初衷了。

先生治学，还强调要有问题意识。先生说：“写论文必须先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自然很难有什么明确的论点。”又说：“有了问题意识，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明白所要解决问题的意义，这实际上牵涉到做人的问题。”当下有很多学者总是在挖空心思找问题，搞创新。先生认为研究问题不需要凭空去设想，研究应该寓于读书，苟能读书得间，自然会发现问题。

 《论语心》

所有这些治学方法，先生都不曾空谈，而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自己体贴出来的。先生在原典尤其是《论语》上用功甚深。先生自言十七岁读《论语》，而后知道爱好中文典籍。先生著述颇富，也以《论语》为多。先生早年的第一部著作是《论语心》，在这部著作中先生分享了自己的所学、所思与所悟。在此书中，先生提出研读《论语》实为了解华夏文化的钥匙。他坦承：“我相信，要了解华夏文化，最简单直接而又公平可靠的方法就是虚心读《论语》。我并不是说一部《论语》可以尽知华夏文化，不过，《论语》可说是华夏文化的核心。”数年后，先生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这部书的主体内容也是有关《论语》的研究。说先生的治学方法主要就是研读《论语》的心得，应该也不为过。

 《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

三  劳先生《论语》课的教学启迪

博士毕业后，我先后到中山大学、华侨大学任教。先生的《论语》课始终是我教学的样板。这些年，我开设了多门原典选读课程，如《中国哲学原著选读》、《先秦诸子哲学原著》、《四书五经导读》等，可以说都是继承先生的学风。记得还在新加坡读书时，我曾向先生反映系里缺少哲学课。先生回答说：“系里真正缺乏的不是哲学课，而是基础课。”我问先生何谓？先生说：“四书、五经之类也。”如今，我在华侨大学开设《四书五经导读》，应该是先生乐意看到的。

先生批改作业极为用心，几乎是一字一句都不放过，矜慎极了。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曾私下以为先生未免矜慎太过，“杀鸡焉用牛刀”！如今自己也已经身为人师，才深知这样投入是多么难得。现在的大学老师天天忙着发论文、申课题，科研已经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教学上往往只能疲于应付，能够及时批阅作业已属不易，更不要说一字一句仔细批改了。多年下来，我还保存着一些当年先生批改过的作业和论文，上面丹墨纵横，都是先生遒劲有力的字迹。先生曾经告诉我：“我看你们的作业，就是要看到你们身上有什么好处。”在这一点上，我也非常惭愧，感觉自己做老师还不够用心，还远远达不到先生的高标准。

在香港的时候，先生先后从学于汤定宇先生、严耕望先生；去美国留学后，从学于孟旦(Donald J· Munro)。关于孟先生，先生曾告诉我：“孟先生学问很好，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和风度。在西方汉学家中，孟先生是罕见的有中国古人风范的学者。”我也曾询问汤先生与严先生对他的教导，先生告诉我：“汤先生是个高明的人，他善于言下省人，从任何不经意的地方都能给你启发；严先生是个沉潜的人，他不善言辞，非常平实，以身作则，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本有据，不说一句多余的话。”想起先生给我的这些教导，让我联想到《论语》中因材施教的事例。回头看，教学与求学其实是一个道理，学生跟老师学习何尝不也是需要因材求教呢？

这两年，我也曾向先生讨教讲解经典的方法。先生告诉说：“其实我讲《论语》，虽然本于中国传统，但也有参照西方的地方。”又说：“讲解经典先要了解听众，道同而理不同，同样的‘道’要用不同的‘理’恰当地表达出来。没有‘道’固然不足以为人师，但不懂‘理’同样也不是好老师。”又说：“课时有限，不可能全部通讲，也没有必要全部通讲。比较好的做法应该从自己有感动的地方切入。假如连自己都没有感动，别人更不可能有感动了。”

二十年来，劳先生的《论语》课就像一股“源头活水”，浸润着我读书、科研、教学的整个生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所获得的教益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是自从读懂《论语》，我自己的文化生命才得以生根；自从遇到先生，我在为学从教上才得着一个可以信从的模范。今年夏天，先生即将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荣休，我谨记下先生《论语》课堂的点滴，公诸同好，嘉惠学林，也让先生看见由他那里流出的源头活水不曾枯竭，而从我们这里接续的薪火之传正在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