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主编《日知录刻本要籍选刊》（第一辑第二辑）出版

张京华主编《日知录刻本要籍选刊》（第一辑第二辑）出版

书名：日知录刻本要籍选刊（第一辑第二辑）

主编：张京华

出版社：广陵书社

出版时间：2024/7/1

【出版帮助】

一 《日知录》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日知录》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日知录》中的研究方法代表着最基本的古今学术研究法，从《日知录》中化用的成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最家喻户晓的民族革命口号。

《日知录》三十二卷，一○二○条，约六十万字，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凝聚其三十年学术精诣。就内容而言，《日知录》一书涵括经学、史学、文学、边疆、地理、小学、校勘诸多领域，『尤爲先生终身精诣之书，凡经史之粹言具在焉』（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顾炎武及其《日知录》在近三百五十年以来学术思想史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明末清初，顾炎武亲身参加南明的抗清活动，《日知录》反映了顾炎武作爲亡明遗臣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心态。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顒并称『明末清初五大思想家』。《日知录》反映了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政治背景和夷夏文化之争的语境。

在清代，前期推崇《日知录》的考据方法，后期推崇《日知录》的经世致用思想。前者反映了乾嘉时期对顾炎武考据学方法的接受和认同，后者反映了嘉道时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与深度汉化的文化政策。《日知录》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和《皇清经解》，在阮元《国史儒林传》（两卷本）中，顾炎武列居首位，顾炎武成爲乾嘉考据学的不祧之祖，也被追认爲清代儒林的不祧之祖。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爲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章太炎说：『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爲汉学之祖。』梁啓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在民国时期，顾炎武的考据学方法继续受到推崇，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推崇西方科学主义，同时也在中国古代学术中挖掘『科学方法』，最爲推崇的是顾炎武、戴震、崔述，称『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理学』命题，则在经学史和思想史上发挥巨大影响。梁啓超说，『「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顾炎武与《日知录》常见于章太炎、黄侃、张继、梁啓超、胡适、钱穆、顾颉刚、金性尧、台静农等人的著作。特别是自清抄本发现和黄侃《日知录校记》出版以后，删削、避讳问题成爲清算清廷钳制民族思想的突出案例。到抗日战争时期，从《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中化用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作用，成爲家喻户晓的民族革命口号。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五○年起，顾炎武即作爲反清斗争的爱国学者、爱国主义思想家、爱国诗人、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提出科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且反道学的思想家，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纪念，迄今顾炎武、《日知录》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著名学者如傅增湘、潘景郑、王献唐、王欣夫、赵俪生、谢国桢、陈垣、张舜徽、沈嘉荣、陈祖武、许苏民、栾保群、周可真、黄珅、严文儒、戴扬本、陈智超、司马朝军等，各有学记、学谱、学案、传记、年谱、评传、校注、导读出版。苏州昆山顾炎武研究会出版了《顾炎武研究文集》《顾炎武研究文献集成》（清代卷和民国卷）。据周可真统计，从一九五○年到二○一三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海内外有关顾炎武的各种论著（包括学术论文和专著，以及其他著作和文章）总数爲五百八十五种。

香港在一九八○年出版了《顾炎武学术思想研究汇编》。台湾地区在一九五八年整理出版了《原抄本日知录》铅印本，历年相关学位论文不少，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有修订版）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朝鲜李朝学者丁若镛等重视《日知录》，韩国现存安鼎福手抄本和京都明道堂发兑本《日知录》，日本江户时期有《十三经考义》的选刻本，明治时期有《日知录集释》的铜刻巾箱本。日韩和中国港台地区都有诸多《日知录》遂初堂刊本、经义斋刊本以及《日知录集释》的馆藏。

二 《日知录》的六个版本形态

《日知录》有稿本，有抄本，有刻本，有批校本。

《日知录》的重要版本，首先有《日知录》的八卷本，包括馆藏八卷残稿本和符山堂八卷刊本的早印本与再印本，计三种。其次有《日知录》的三十二卷清抄本，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清抄本、张继旧藏原抄本、陈垣旧藏清抄本、民国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藏清抄本，计四种。再次有《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刊本，包括遂初堂刊本和经义斋刊本，以及乾隆癸丑重鎸本、乾隆乙卯新鎸本和锦江书院重刻本，计五种。再次有《日知录》的清人批校本，目前所见有国图馆藏陈訏并录张惟赤、杨瑄、阎若璩、杨名宁、孙泷六家批校本一种，鱼元傅过录孙泷批校本一种，钱泰吉、钱炳森父子过录李富孙批校本一种，丁晏、丁寿昌父子并录阎若璩、汪椿、吴玉搢五家批校本一种，以及沈曾植家藏沈维鐈批校跋本一种，谭献批校本一种，潘道根跋、沈岱瞻注并跋本一种，毛岳生校、王大隆跋本一种，蒋彬蔚跋并录沈彤批校本一种，观河居士批并跋、杨沂孙批本一种，孙义昌录孙泷圈点题识本一种，李廷棨批校本一种，陈澧批校本一种，江标批注本一种，何义门原抄本眉批一种，其他见于《中国古籍总目》着录，计二十余种。再次有《钦定四库全书》本，包括文渊阁抽毁余稿本、文渊阁本、文澜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计五种。最后有黄汝成西谿草庐《集释》本，以及《集释》本的翻刻本。

总括《日知录》一书的版本源流，依次经历了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钦定四库全书》本、黄汝成《集释》本，共六种形态。六种形态各有其流变，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六个系统。

三潘耒遂初堂刻本是《日知录》定稿的第一个编纂整理本和刊刻发行本

《日知录》三十二卷的第一个刻本是康熙三十四年潘耒遂初堂本。

潘耒还辑刊了顾炎武《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诗集》五卷等十种，总名《亭林集》。卷首『亭林遗书总目』包括：

（一）《左传杜解补正》三卷

（二）《九经误字》一卷

（三）《石经考》一卷

（四）《金石文字记》六卷

（五）《韵补正》一卷

（六）《昌平山水记》二卷

（七）《谲觚十事》一卷

（八）《顾氏谱系考》一卷

（九）《亭林文集》六卷

（十）《亭林诗集》五卷

张氏符山堂刊刻《顾氏音学五书》，并重刻宋版《广韵》，顾炎武作《题〈广韵〉书后》。潘耒也曾重刊《广韵》，有《重刊古本〈广韵〉序》，见《遂初堂文集》卷七。又曾到淮安寻访《音学五书》旧版，作《访顾亭林先生遗书不得（有序）》，见《遂初堂诗集》卷十四。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徐枋（字昭法，号俟斋）及顾炎武弟子。着有《类音》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耒受业于顾炎武，炎武之韵学欲复古人之遗，耒之韵学则务穷后世之变。』又有《遂初堂集》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不事雕饰，直抒所见，古文蹊径较平，稍逊于魏禧诸人，而气体浑厚，空所依傍，则又耒所独得也。』《清史稿·文苑传》有传，事迹又见沈彤《果堂集》卷十《检讨潘先生耒传》。

潘耒『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清史稿》本传），『资禀颖异，尝閲《历日》，一过能背诵。及长，于群经、诸史、九流之书无不读，诗赋、古文辞无不能』（沈彤《检讨潘先生耒传》）。

康熙十八年，潘耒以布衣应试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康熙朝创开大科，时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皆以白士入史馆，世称「四大布衣」。』（陈康祺《郎潜纪闻》）『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爲最着。』（《清史稿》本传）

沈彤《检讨潘先生耒传》又载潘耒『性好山水，往游燕赵，因与一时名人交相讨论题咏』，『耒初被征，以母老力辞』，『撰《食货志》，兼订纪传，自洪武以下五朝皆其所定。上平逆藩，耒献《平蜀》《平滇》两赋，上称赏，公卿传诵，论者拟诸李白云。进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兼纂修《世祖实录》《圣训》，复爲会试同考官，得士十二人，皆天下选，而名益起，忌者亦益衆，竟以甄别议，坐浮躁，降调而归』，『乃遍游罗浮、天台、雁荡、武夷、黄、庐、中岳诸名山，尽穷其胜，各爲诗若文记之』。可知潘耒确有『遂初』之志。

『遂初』意谓以遂其初心，多指辞官隐居。西汉刘歆，志意不得，感今思古，作《遂初赋》。东晋孙绰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作《遂初赋》。南宋尤袤，常州无锡人，取意孙绰《遂初赋》，自号遂初居士，建遂初堂于无锡九龙山之下，着《遂初堂书目》。及潘耒建遂初堂，遂与尤袤齐名。谭宗浚《遂初楼赋》：『斠商同异，刊证谬悠，玉函遍读，金匮旁紬，斯远则梁溪尤氏遂初楼之故实堪搜也；揅精孔贾，追辙韩欧，望同卿景，誉着鸾虬，斯近则吴江潘氏遂初堂之胜迹长留也。』

遂初堂在吴江烂溪。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八《第宅园林四》：『遂初堂：在烂溪，检讨潘耒所居。』潘耒《文心从兄六十寿序》：『吾宗故居莺湖平望里……吾始依长兄于韭溪，比长，兄遭变，吾奉母依三兄于烂溪。既而转徙不常，益困顿，久之，卒归溪上。』

潘耒作《〈日知录〉序》云：

耒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赠以买山之资，举畀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

署款『康熙乙亥仲秋，门人潘耒拜述』，恭敬之心毕见。

顾炎武卒后，遗稿留给顾衍生，又收归徐干学与徐元文，潘耒曾见顾炎武原稿，他依据《日知录》的顾炎武定稿，缮写出誊本，而加以删削，遂以之付梓，成爲《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第一个刊本。

在《〈日知录〉序》中，潘耒也爲顾炎武的学术重新做了定位。他称道顾炎武爲『通儒』：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

他从政治实践角度评价《日知录》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日知录〉序》又说：

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絶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頽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爲深切着明……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着此书之意也。

顾炎武本人生前也曾明确说过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要明道救世，是针对民生治乱，是要留待后王取法。《初刻〈日知录〉自序》说：『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絶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

读顾炎武《日知录》，可以有文献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政治的眼光、期待的眼光。『以待抚世宰物』未毕是实际义，而应当是顾炎武心中理想的期待义。潘耒之《序》也是如此。

四 黄汝成《集释》本是《日知录》的第一个研究性版本

《日知录集释》有三个印本。

第一个印本在道光十四年五月，扉页背面没有年月，但黄汝成叙署款『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后学黄汝成叙录』。

第二个印本在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扉页背面刻写了年月，『道光十四年仲冬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不过单独附刻的《刊误》上下二卷的黄汝成序署款爲『道光十五年二月望日，嘉定黄汝成潜夫氏书于西谿草庐东之袖海楼』，大概单独附刻的《刊误》是在次年二月刻成的，然后附录发行。

第三个印本在道光十六年九月，扉页背面仍刻『道光十四年仲冬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不变，但单独附刻的《续刊误》上下二卷的黄汝成序署款爲『道光十六年九月朔日，嘉定黄汝成潜夫氏书于西谿之袖海楼』，所以应以道光十六年爲据。

黄汝成殁于道光十七年二月，年仅三十九岁，不过幸好在他生前，《日知录集释》的最终定本已全部完成。所以王浩《日知录刊误合刻序》说『又幸是书先成，得以嘉惠来哲也』，诸成璋《日知录刊误合刻跋》也说『虽潜夫以著作之材而年不副志，然统观所论述，已不朽矣，夫奚久戚戚焉』。

所以《日知录集释》的最后印本并不迟至黄汝成卒后。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其父黄鋐及友朋爲他刊刻的《袖海楼文录》纔是他的遗著，其中的《日知录刊误合刻》混合编联，并且与《日知录集释》所附《刊误》《续刊误》行格不同，是由王浩重新编次刊刻。

黄汝成，字庸玉，号潜夫，嘉定人。《日知录集释》署名『崑山顾炎武着，嘉定后学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一书，若从《日知录》的集释本而言，仍是顾炎武的著作；若从爲《日知录》作集释而言，则是黄汝成的著作。清代学者常将《日知录》与《困学纪闻》并提，同时也会将黄汝成与顾炎武并提。云从龙而风从虎，学术批评已经将黄汝成与顾炎武二人捆绑在一起。如段玉裁《娱亲雅言序》说：『以说部爲体，不取冗散无用之言，取古经史子集，类分而枚举其所知以爲书，在宋莫着于《困学纪闻》，当代莫着于《日知录》。近日好学之士多有效之者。』而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则说：『王伯厚《困学纪闻》，体大思精，残膏剩馥，沾溉学者。凤西集诸家之说以爲之注，与嘉定黄氏《日知录集释》，几于家有其书。』（翁元圻，号凤西。）

大致说，《日知录》一书，前后有两功臣。潘耒刊刻全书三十二卷（及诗文集），实现了顾炎武生前不能实现的愿望，使康干之际言朴学者均能读其书；黄汝成采一百零三家之言而成《集释》，使《日知录》成爲家喻户晓的学子必读之书，进而使《日知录》一书有可能成爲『《日知录》之学』。黄汝成《日知录刊误序》谓《日知录》『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爲专门学也』。

顾炎武着《日知录》，其原本之讹误不少。潘耒刊刻《日知录》之难，不仅在于处理清初忌讳，以及筹资刊板，更在于校勘原书的文字，这一点可以从比较稿本与抄本而知。而刊本中仍然存在的不少讹误，最终是由黄汝成《集释》纠正的，作爲真正的精着精刻本，翻刻者再三数四，直至取潘刻而代之。

黄汝成有《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刊误序》《日知录续刊误序》三篇。《日知录刊误序》称《日知录集释叙》爲『集释叙例』。由此三篇，大致可以概见黄汝成的编纂体例。这篇『集释叙例』说到，『书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释条目诸贤名氏里爵，具列于后，而辄着其大指于篇』，其下列出体例，共计四项。原文分爲四段，兹抄录如下并标以序号：

（一）先生著述闳通，是书理道尤博，学术、政治，皆综隆替，视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吴江潘检讨刻于闽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讹，潜丘诸君，皆有斠正。今兹集释，即缘爲权舆。复广加钩析，脱字既增，误文亦削，诸君别着，论纂虽殊，指意可并，则亦附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石经考》《五经同异》《音学五书》《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菰中随笔》等书，凡藉参稽，亟爲决择，若异径庭，不引诠训。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皆先生博综穿穴，兹更无事骈枝，凡所称引，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先生问学浩博，论说深远，专综大纲，或忘识小，诸家辨驳，其无关闳旨者勿论，间有异同，转滋歧舛，用援郑诂《礼经》、顔注《汉史》之例，拾遗元文，参以私测，更列衆言，加之融释。诸经训纂、衆史传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随先生所录疏明。至义类所触，或摭实略虚，或舍新征旧。又逸书别史、诸子百家分见少殊，援引斯异，亦随所列之文、所据之本，略事钩甄，以祛抵滞。

（二）先生负经世之志，着资治之书，举措更张，言尤慨切。第世异盛衰，则论贵参伍，求栋买毂，何殊区霿。爰竭颛愚，略疏偏激，不爲掉磬，间陈一孔，虽会几深，终惭和缪。又先生留心时务，奏议文书，事关利害，皆入简编，今有发明，广爲采厠。著书诚尚雅驯，立说亦争要领，或节录其篇，或咸登其论，理势恐失其真，辞气多仍其笔，亦准全书，惟求实事。至于词原曲喻，隐多未正，既辄舛驰，阙疑云尔。

（三）世嬗岁迁，学者辈出，参考古今，蔚成宏杰。其论治体要道，经术文章，器识虽殊，穿并则一。间著名理，有出先生论述外者，既综疏列。至于考证诸家，意主搜罗，凡所引称，时至缴绕。今入注文，但取证明，奚事炫博。辄加删节，归诸简核。若语有繁略，理无醇疵，既列其凡，不广附丽。

（四）疏说既繁，主名难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异存亡，须分着录。始辑注文，但称某氏，惟氏同则殊以官，謚同则加以地。其他区异，旨亦准斯。至同时材哲，则概着其名，事取标题，义无轩轾。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别，兼获师承，宜谨书策。少变其文，复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贾逵之说，书官以尊；康成治《诗》，重毛公之贤，称笺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假使没有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是不可能出现的。

《四部备要书目提要》中有黄汝成小传云：『黄汝成，清江苏嘉定人，字庸玉，号潜夫，廪贡生。道光时选泗州训导，未赴。家富好施，博洽，工文章，尤好言经济。有《日知录集释》《刊误》。』这个小传简明而又准确地对黄汝成做出了四个方面的概括：第一，家富好施。第二，博洽。第三，工文章。第四，尤好言经济。

黄汝成的文集《袖海楼杂着》，道光十八年九月西谿草庐刊本，是其遗著。书首有李兆洛序、秦汝卓序、毛岳生序、蒋彤序、黄鋐序。其中《日知录刊误合刻》，又有王浩序、诸成璋跋。

黄汝成《袖海楼文录》有《日知录集释序》《日知录刊误序》《日知录续刊误序》。又有《答李先生申耆书》和《与毛生翁书》《又与毛生翁书》《答毛生翁书》，以及黄汝成爲毛岳生《休复居文录》所作序。文集后附李兆洛撰《家传》、毛岳生撰《祭文》、毛岳生撰《墓志铭》。

《黄潜夫文集序》和《黄潜夫家传》均收入李兆洛《养一斋集》，李兆洛又作《黄潜夫话庐图应毛生甫属》诗。

毛岳生《休复居诗文集》（诗六卷、文六卷）有《哭潜夫》《过西谿追悼潜夫》及《黄潜夫古今岁朔实考校补序》《黄潜夫文录序》《黄潜夫墓志铭》《祭黄潜夫文》，又有《黄子仁（黄鋐）诗集序》《黄损之（黄钟）墓志铭》。

黄鋐（黄汝成之父）《西谿草庐诗录》四卷，毛岳生序云：『嘉定气节文学之美，自南宋来名海内，而前明至今善爲诗者，亦率有法度。宝山固嘉定分邑，余先世多居嘉定，幼时自蜀归，复侨居之，得友其邑之贤者，始与子仁、麟甫、子劭共爲诗。麟甫、子劭不幸皆死，独予与子仁在。子仁爲诗，务使其清真絶俗之词，与己之欢哀忧愉，及义类所触，情志所感，壹出于言淳体洁，气冲旨旷。与余诗喜爲雄奥坚质者异趣，而生平絶重余诗。当余远游，凡有所作，必积月经岁，俟余归，论辨乃已。又闻余言善者，则时爲称说。其或不当，辄力诤婉规，毕竭其忠告。今交且三十余年，无异。呜呼！』

又有黄鋐自序云：

余弱冠时喜爲诗，嘉庆戊辰岁，与毛君生甫交，出所作质之，辄许可。诸君敦夫又与生甫时过余斋，共觞咏爲笑乐。既生甫游闽，独居无俚，岁惟作数章。成儿既长，陆子劭表弟授经余家，十余年酬唱不间旬月，然大半不足存。比年生甫自闽归，近游他郡，家居日多，过从尤数。余家在西谿，溪水澂泓演潗，又多古木，秋日气清，或久阴雨，憀栗萧飒，有岩壑幽邃之思。恒与敦夫、子劭、生甫饮溪上。饮必有诗，间益他作，篇什遂繁。敦夫、子劭不鄙夷余，生甫尤叹赏，是岂以知雅之故而爲是奨借欤！

毛岳生与黄鋐爲三十年诗友。《休复居诗文集》中与黄鋐、黄汝成父子唱和诗，自《重入闽中与诸敦夫仁煦、黄子仁鋐、陆子劭珣别》以下有二十余目。《西谿草庐诗录》中与毛岳生唱和诗，自《怀毛生甫岳生闽中》以下亦有二十余目，一部诗集几乎皆因毛岳生而作。

陶澍亦撰黄鋐《西谿草庐诗序》，见《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七。

以上这些文献是在同一时代交错而互见地出现的。可知黄鋐、黄汝成父子，与李兆洛（字申耆）、毛岳生（字生甫）、吴育（字山子）、王浩（字巨川）这四人的关系，确属自愿合作，而非背后安排。

黄汝成编纂《日知录集释》的功力，尚可举『海运』一例加以揭示。

《袖海楼杂着》中有黄汝成《上陈方伯芝楣先生书》，开篇即云：『今嘉定飢民屯聚日久，抚治无闻。』又有《上总督陶宫保书》，放论『海运之利，惟元代行之最久』。黄汝成『好言经济』，由此可见，并非虚论。

而在《日知录集释》征引姓氏名录中，有一人『谢占壬，字■■，宁波人』，黄汝成不知其字号，刻本爲两个墨丁或两个墨围，十分醒目，学者至今亦未补出。

今按：征引姓氏名录的后面部分有四人，排列相近：

阮阁部元，字伯元，仪征人，今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

陶宫保澍，字云汀，安化人，进士，今官兵部尚书，两江总督。

谢占壬字■■，宁波人。

施彦士字朴斋，崇明人，举人，今官知县。

四人在《集释》中的征引数目均爲一条，并且都集中在《日知录》卷二十九『海运』条内。

《日知录》卷二十九杂谈『海师』『海运』『烧荒』『家兵』以至『少林僧兵』『毛葫芦兵』，颇有猎奇之意。而『海运』条仅有二段，言唐代海运，共计五百余字。但黄汝成却爲此条做了九千五百余字的集释，备引六家之说。

黄汝成先引谢占壬曰海运法，再引施彦士曰『以今日而筹海运，其至便者有四，其无可疑者有四』，再引阮阁部曰『海道如果行，则浙江之粮当从何处起运』，再引陶宫保曰『海运与河道相表里』，再引陶宫保又曰云云，然后是自己的汝成案『先生《郡国利病书》引王氏宗沐议云』一节，最后引沈氏曰『丘濬曰』云云。

特别是谢占壬一家，黄汝成接连征引了他的八篇著作，共计四千七百余字：一曰古今海道异宜，二曰行船提要，三曰四时风信，四曰趋平避险，五曰防弊清源，六曰海程捍卫，七曰水脚汇筹，八曰春夏兼运时日。这八篇著作，如果再加上书首一篇《海运提要序》和结尾一篇《河海总论》，就是谢占壬《海运提要》全书。谢占壬这部海运著作，清代以来鲜有刊刻，却在黄汝成的《集释》中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可见黄汝成编纂《日知录集释》，确曾联系到自己多年注意的领域，并且到了极端投入的程度。

今按：谢占壬，号寄梅，宁波府鄞县人，国子监生（别称『上舍』），以捐职，得布政司理问衔。（『寄梅』当是号，而非字。《日知录集释》征引姓氏名录墨丁待补久矣，今以『寄梅』补之，亦无不可。）

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载：『鄞县职员谢占壬，上海县监生王揆，熟悉洋情。』

福趾《户部漕运全书》载：『鄞县捐职布政司理问谢占壬。』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收录谢占壬《海运提要序》《古今海运异宜》《行船提要》《四时风信》《趋平避险》《防弊清源》《海程捍卫》《水脚汇筹》《春夏兼运时日》《河海总论》，共计十篇。卷一百二又收录谢占壬《吕宋疏浚海口法》一篇。

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二十二《崇明施朴斋孝廉彦士、鄞谢寄梅上舍占壬，皆余上年议海运客也，以不见用，散归乡里，今附海舶入都，书来话别，诗以送之》云：『借箸更番议徙薪，贾生才略总无伦。已从置散投闲去，空作乘风波浪人。临贺故交书郑重，敬容残客语酸辛。轻装我亦春明客，析木西头好问津。』

卷二十二《谢寄梅自津门归，以〈暹罗浚船说〉见示，云将上之当事，用佐治河，时定议开放减坝，挑浚河身，余重其意，而惜其说之不行也，赋此赠之》云：『疏瀹无长策，暹罗有浚船。能移河底土，远积岸傍田。凿枘方多阻，车轮枉自圆。（其法置轮于船心，设畚于舵尾，以人踏轮，以轮起土，使土入畚，别以船受畚土，置之两岸。宽以岁月，河底可深，洵爲良法。）归帆吾共尔，良法待他年。（余将南归故云。）』

又卷二十一《海运感事诗》（四首）云：

余于嘉庆庚午摄常熟令，诏以河运阻滞，饬议海运，曾主可行之说，撰爲《海运议》上之，中丞章公憎余妄言，掷所议不閲。今年春，至袁浦，会高堰溃决，黄流阻运，复以此议言之。观察梁公茝林，深以爲善，并言之相国孙公、制府魏公，亦均以爲可。适奉明诏议行。魏公欲行之，意甚挚，而掣肘者衆，乃不果。余寻南归，方伯长沙贺公耦耕，当世大君子也，盱衡事势，虑来年河运未能复旧，关系天庾者甚重，海运旧无章程，举行或多支绌，以余留意此事垂二十年，属爲具草。余以齐梅麓大令、施朴斋孝廉，谢寄梅、韩锦堂两上舍，咸究心于此，言之方伯，请以爲助，并爲齐君假馆于敝居之西，晨夕考究，三月之久，酌爲应行事宜六十条，颇称赅备。以冒昧付梓，爲忌者借口，要津侧目，乃亟毁所梓，诸君亦各散去。是年冬，遂行《海运章程》，与拙议互有异同，以局外，不复过问矣。惟方伯与观察公忠体国，虚怀受善，不愧古大臣之风，而诸君数月共事，各怀忠义，激发之忱，拳拳于中，未能忘也。作爲此诗，以赠诸君，并呈方伯、观察，亦使后之人有所考焉。

皇畿形胜抚全燕，析木丁沽势更便。西北田畴方度地，东南琛赆久朝天。潞河鳞屋千仓米，辽海云帆万里船。检点图经答明诏，记曾筹笔十年前。

一夕西风起海门，万家烟树付鲸吞。顿令高堰长堤缺，终见清淮骇浪奔。舶趠乘风争识路，舳舻利涉久承恩。扶桑捧日葵倾日，各有心肝奉至尊。

共励丹忱答九重，彻桑心与徙薪同。愧无经济琼山后，敢望文章玉海中。（方伯屡以余文入《皇朝经世文编》）放眼欲穷天浩渺，纵谈如泛海空蒙。尚余破浪雄心在，便拟凌虚一御风。

殷勤筹策佐储胥，各抱愚忠藉此舒。岂意人情幻荃蕙，终令公等狎菰蒲。烟云故纸三升墨，风雨阴符一卷书。从古功名要遭际，不须更与论河渠。

叶廷琯《鸥陂渔话》卷六『暹罗浚船』条亦载：『鄞人谢寄梅占壬，常附洋舶往来海上，熟悉南北诸洋形势扼要，又尝得暹罗浚船之式，可以去河底之泥沙。其法：制巨艑，艑中安轮，轮上有齿，横轴于两舷，以数人踏之，若水车然，使轮齿着河底，以起淤泥。船尾沈巨竹畚以受之，满则辘轳起畚，别以船受泥而弃之。行之不已，则泥日去，而河日深。其制虽创而甚便云。英吉利国人爲暹罗制，谢君思爲图说，献之当事，以浚黄河之淤沙，既而不果。他日或有行之者。余谓不独黄河可用，即支河小港中亦宜仿制行之也。』

今按：阮元于嘉庆九年编纂《海运考》上下卷，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日知录集释》『阮阁部曰』引文出自《海运考》下卷。陶澍于道光六年撰有《敬陈海运图说折子》，见《陶文毅公全集》卷八。《日知录集释》『陶宫保曰』引文出自此文。陶澍又有《海运全案序》，见《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五。《日知录集释》『陶宫保又曰』引文出自此文。谢占壬有《海运提要》，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海运提要》全书十篇，《日知录集释》征引十篇。施彦士有《海运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日知录集释》『施彦士曰』引其全文。沈彤《日知录》批校，单行本未见。《日知录集释》『沈氏曰』引『丘濬曰』『梁梦龙曰』『山居赘论曰』，出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漕河海运』。黄汝成自己所作『汝成案』中『先生《郡国利病书》引王氏宗沐议云』，出自王宗沐《海运详考·海运篇》。

这些探讨海运的著作，自今视之，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五 本丛刊的版本来源

（一）遂初堂刻本是《日知录》全部三十二卷的第一个刊本，其书经过顾炎武弟子潘耒的整理，并且是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的刊刻底本。此前刊刻的《日知录》八卷本是顾炎武生前用于学术交流的抽印本和征求意见本。本次影印的遂初堂刻本保存极好，内容完整，页面整洁，似乎极少有人翻动，而它的缺点则是墨色浅淡，表明它是印刷较后的本子。

（二）经义斋刻本是遂初堂本在乾隆间的翻刻本，但流传颇广，影响甚大，不下于遂初堂刊本，此前古籍着录常将经义斋本误断爲潘耒的刻本。本次影印的经义斋刻本，内容完整，页面整洁。

（三）乾隆癸丑重鎸本也是遂初堂本的翻刻本，但存世较少。『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着录七部，其中三部在国家图书馆，两部在辽宁省图书馆，一部在嘉兴市图书馆，一部在新乡市图书馆。『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着录两部，北大一部，南大一部。上海图书馆着录两部，其一爲李富孙跋，唐仁寿跋，钱泰吉录，钱炳森录，唐仁寿校，李富孙评点，钱泰吉跋。日本『全国汉籍データベース』数据库着录三部，一部在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一部在东京都立大学市村文库，一部在静嘉堂文库，爲中村敬宇旧藏。雕龙古籍库的乾隆刻本即北大藏本，此本有『黼堂所藏』『黼堂读过』『无竟先生独志堂物』『笠芸珍藏』『国立北京大学藏书』钤印，爲周昱、李桓、张其鍠旧藏。

使用墨丁墨围比对法，可以便捷而确切地得知，乾隆癸丑重鎸本《日知录》与遂初堂刊本相距较远，而与经义斋刊本十分接近。譬如目次卷十八，遂初堂刊本删去『李贽』『锺惺』两条目录，经义斋刊本补作两个墨围；目次卷二十八，遂初堂刊本删去『胡服』一条目录，经义斋刊本补作一个墨围。乾隆癸丑重鎸本都与经义斋本相同。又如正文卷十八『科场禁约』条，遂初堂本作『万历三十一年■月』，中间有一个墨丁，经义斋本作『万历三十一年□月』，中间是一个墨围。卷二十九『三韩』条『既伐东□』『海东诸□』『东□韩国』『东□传』，遂初堂本有四个墨围，经义斋本填实作『夷』『裔』字。乾隆癸丑重鎸本都与经义斋本相同，这两个刻本都针对遂初堂本而局部恢复了被禁忌的字眼，同时也都避乾隆帝的名讳。

就刊刻风格而言，遂初堂本字体细秀，经义斋本、乾隆癸丑重鎸本字体粗硬，笔画繁多处则书写不够准确。乾隆癸丑重鎸本『本衙藏版』的『本衙』，其实衹是私家书坊，具体地点不得其详。

本次影印的乾隆癸丑重鎸本是刘淑珍旧藏，各册书首有『刘淑珍章』方印，最后一册有『淑珍』椭圆形印，刻印清晰，书眉偶有墨笔批注，系出编者所藏。

（四）乾隆乙卯新鎸本《日知录》也是遂初堂刻本的翻刻本，但第一次增刻了《日知录之余》四卷，并且以巾箱小本的形式刊刻，便于翻閲。本次影印的乾隆乙卯新鎸本卷十三有朱笔、墨笔和铅笔的批注。

（五）锦江书院重刻本《日知录》是《日知录》白文本的最后一部翻刻本，道光十二年由四川总督鄂山在成都锦江书院重刻，此后仅两年，黄汝成即刊出《日知录集释》，白文本很快就被取代而不再流行。锦江书院重刻本《日知录》三十二卷，附刻《日知录之余》四卷，同年鄂山还在锦江书院重刻了《菰中随笔》。鄂山有《重刻日知录序》和《重刻菰中随笔序》，认爲『考证之学莫盛于本朝，而开之者自亭林先生始』，反映了道光间学者对于顾炎武之学的新评。锦江书院重刻本《日知录》存世较少，本次影印的底本系出编者所藏，残缺的卷首、卷一、卷十三、卷十四两册，用同版本补齐。

（六）《日知录集释》是《日知录》最流行的刻本，其书由黄氏西谿草庐刊刻，后来又有附刻《刊误》的重刊定本，又有附刻《续刊误》的重刊定本。本次影印的是附刻《刊误》的重刊定本，也就是《日知录集释》的中间一次印本，比较稀见。爲閲读便利，书后再补配《续刊误》。

（七）《日知录集释》在同治八年有广州述古堂的重刊本，刻印精良。本次影印的是韩国藏本，其中卷十九还保留着读者的朱笔批注，反应了《日知录》在韩国的流传状况。

（八）《日知录集释》有光绪三年北京琉璃厂善成堂刊刻的巾箱本，以广州述古堂本爲底本，题签『黄氏详注日知录』『京都善成堂发兑』『寄售每部纹银贰两』，书框高度十六厘米不到，字体虽小，但刻工方正，是清末坊本中的精品。

大致说，本丛刊的编纂出版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以上八种刻本，自近代以来迄无影印本出版。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于一九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黑白影印，收入《日知录集释（外七种）》，迄今没有高清彩色影印本，学者颇爲不便，并且它所收录的是附刻了《刊误》《续刊误》的第三个印本，与本丛刊收录的第二个印本并不相同。

第二，采用高清彩色制版，较之从前衹提供黑白单色制版甚至压缩拼版胜出不少。

第三，除乾隆癸丑重鎸本以外，全部采用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中公开的藏本，便于公衆讨论。

第四，每种刻本都具有完整的牌记，便于版本的分析和鉴别。

二○二三年是顾炎武四百一十周年诞辰，本丛刊由采薇阁推出问世，是对顾炎武的最好纪念。

张京华

二○二四年于湘南学院顾炎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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