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作者：魏衍华（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日报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八月十六日乙酉

          耶稣2024年9月18日

讲清楚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中国有约·相约山东”活动向海内外展示孔子故里曲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山东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都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重要的见证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相约山东曲阜，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圣城，走近圣贤的精神世界，感悟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成为近年来思想文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何谓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呢？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然也就出现过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包含诸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对历史人物和文化元素理解的不同，人们提炼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自然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为更好的构建主流文化，至迟从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提炼与中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元素，如有学者说：“孔子以前，黄帝以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周公”，同时说明黄帝、周公和孔子皆是与中国关系最大者，并为此后的中国学者所高度认可，如清末民初的历史学者夏曾佑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史》就引用了此语。所以，黄帝、周公和孔子三人应是中华传统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黄帝，姓公孙，号轩辕，“五帝”之首，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中国第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据司马迁描述，黄帝不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拘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而且救乱于“神农氏世衰”之时。黄帝通过“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的雷霆手段，最终实现了“诸侯咸来宾从”。此后，黄帝又打败炎帝、蚩尤等其他部落，并获得当时所有诸侯的尊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首次融为一体。

尽管春秋时代出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的状况，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对黄帝的赞誉和尊崇。《孔子家语·五帝德》一文详细记载了孔子心目中的黄帝形象，他不仅“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而且“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既为天下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为百姓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提供食物、药材，同时他的仁爱之德泽及自然界的动物，呈现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大同”世界。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黄帝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而此后很多部族的姓氏都可以追溯黄帝的后裔，在维护民族团结上自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移”；又如《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鲜卑山，因以为号。”所以，黄帝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王朝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被后世尊奉为“元圣”。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辆，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在西周时期，周公的地位极为特殊，《尚书大传》中总结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尽管这种说过于整齐曾受到疑古学者的质疑，但是这也反应出周公与西周王朝关系。

如果说稳定新生政权主要是对西周王朝有利，那么“制礼作乐”则与中国数千年的风教文化密切相关，进而奠定五千年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山东曲阜周公庙第一进院落东西两侧石坊上方的“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分别代表的是周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及其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周公“制礼作乐”是周代初期礼乐制度的创建过程，应是西周初期统治集团的共同建树，周公在其中则起着主导作用，自然也就成为西周礼乐制度的主要缔造者。

就常理而言，周代成熟的礼乐不会凭空产生，应是此前礼乐文化的总结和提升。孔子通过比较三代的礼制，所得出的结论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一方面，三代礼乐是“因革”“损益”的关系，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周代礼乐“监于二代”，是此前礼乐文明的集大成，最终汇聚成“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礼”，这也是孔子时常“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原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尊奉为“至圣”。孔子首先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典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从三十岁开始，孔子就开始创办私学，将自己所学的“先王之道”传授给弟子，成为传统中国教育史上的典范。孔子一生教授的弟子众多，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话说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此规模庞大的学术团体，为战国时期文化繁荣以及诸子百家争鸣都奠定了基础。

当在鲁国的为政受挫后，孔子便带领弟子开启周游列国之行。就孔子师徒周游列国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道，也就是为在各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二是求仕，也就是寻求实现自己思想抱负的平台；三是学习，也就是通过实地考察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说。尽管孔子周游列国的范围并不广，主要涉及今天的山东、河南一带，但是孔子周游列国之行也是思想学说影响扩大的过程，被称为儒学的第一次南传北进，也为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奠定基础。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在“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的情况下，孔子开始全身心整理典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的工作。孔子自述说“述而不作”，也就是将此前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特别是蕴含“先王之道”的内容，也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所以，这些典籍既是后世中国人了解中华上古文明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推动孔子儒学成为孟子心目中此前中华文化的“集大成”。

巧合的是，黄帝、周公和孔子三人都与山东曲阜这座小城密切有关。曲阜是黄帝的出生地，据《史记正义》记载：“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曲阜是周公的封国，据《史记·周公世家》记载：“（武王）丰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为鲁周公。”尽管“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但是由于周公的特殊地位，先秦时期的鲁国拥有“兼用”“四代之服器官”（《礼记·明堂位》）的特权。同时，曲阜更是至圣孔子的出生地，《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就有“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的记载，孔子通过创立“儒学”使曲阜从此前的一座“文化高地”，变成此后的一座“文化高峰”。从这样的角度说，曲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地，并孕育出众多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而“中国有约·相约山东”2024年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走进曲阜，也是将中华文化精髓向世界展示，与世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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