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怀刑”与“刑不上大夫”

作者：闫雷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八月廿三日壬辰

          耶稣2024年9月25日

《礼记》中“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不仅在今天聚讼纷纭，在传统的经典解释中亦辩难已久。而借助《论语》所言的“君子怀刑”，可以把“刑不上大夫”中内蕴的德性政治之义更好地彰显出来。或者不妨说，“刑不上大夫”是进德君子自身的“恶不仁”在制度中的要求与体现。此种关联也可以在共同体求道的学规中见出，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即是其中典范。

“君子怀刑”乃恶不仁

《论语·里仁篇》第十一章，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在以德性而言君子、小人的理解中，此章即是说思念德性、畏敬律令的是君子，而贪恋家产与恩惠的则为小人，君子所怀之“刑”不仅指刑罚，亦包括宽泛的律令与科条。不过，君子既然以高尚的道义自我期许、自我造就，为何还要留意于用来惩戒恶人的刑罚呢，这岂不是降低了自身的追求？对此，可以从君子好善恶恶、好仁恶不仁的角度去理解。既然君子之怀德是好善、向积极方面造就自我，那么其怀刑就是恶恶、从消极方面心存警戒，而刑罚即是惩恶的条例，针对的就是不仁之事。君子既然存心不苟、不敢懈堕，就不会径以刑罚之事为末流而轻视它，否则反而会因麻痹大意而触及它。

由怀刑从人性之恶恶而来，我们即可顺此关联至对刑的理解，而上溯其天道根源。《尚书·皋陶谟》有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一方面，人刑实乃天讨，人若用刑得当，即是替天行道，这肯定了刑罚的先天性，说明其并非人为造作出来的一套恶的规则；另一方面，说“天讨”前先说爵赏为“天命有德”，表明刑罚并非自足之物，它虽为必要之辅助，但终究有不得已的地方。《尚书·舜典》言须敬恤刑罚、忧其失当，《尚书·大禹谟》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用刑来辅助人伦之教，都指明为政不能单靠刑罚，只有在辅助德礼的时候，才能发挥出其必要但又不得已的作用来。否则，它若独立出来，也就丧失了体恤不忍的用意，变作强力的霸政。

刑既为天讨，怀刑即是人的恶不仁，得以与利害考量上的畏惧法令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联系《论语·为政篇》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来理解。梁启超曾盛赞此章为古今中外政治论中最彻底的见解。在一种善政的教化中，百姓出于羞耻之心而自不为恶，此即近于君子之怀刑；而为政者若仅仅用政令、刑罚规训民众，缺乏教化的理想，未能激发民众固有之善心，则民众自然会在畏祸的层次上苟免刑罚，此与君子之怀刑绝异。若缺乏恶恶之心，对律令只是畏而不敬，最终亦可能造成民众肆无忌惮地作奸犯科的后果。

“刑不上大夫”的德性政治含义

从君子之怀德到怀刑，是在一个自上而下的顺序中说刑对君子亦有作用，而“刑不上大夫”也有这种关联。“刑不上大夫”语出《礼记·曲礼》，紧承另外一句名言“礼不下庶人”而来。汉儒郑玄认为，刑罚律令中并无大夫犯刑要如何惩处的条例，此即是不准许贤者犯法。因为按照以德配位的理念，在位者皆应为贤者。若预设针对大夫的刑罚，即是默认了大夫也可以犯法，这与选贤的理念自相矛盾。当然，事实上则难免出现大夫犯刑的情况，郑玄则引《周礼·小司寇》“八议”之说应对这一问题。“八议”乃针对特殊对象如有德、有功、王之亲旧等人犯法时的特殊议刑，其中就包括“议贵”，贵即包含大夫。这是郑玄弥合《礼记》与《周礼》的工作。另外，郑玄认为，经过“八议”后对大夫的行刑选择在甸师所在的幽僻之处，不让众人看见。这一理解虽保留了对大夫的肉刑，但仍然与贾谊主张的“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僇辱”的思路有相近之处。

在以德配位的思路中，“刑不上大夫”中的“大夫”即呼应“君子怀刑”中的“君子”。正是因为“君子怀刑”，“刑不上大夫”才不会是一种特权苟免、姑息养奸的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德性政治的要求与体现。这种呼应关系可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怀刑之君子自然远离刑罚，所以刑律上就不应有大夫刑；若预设有刑，虽然看似周密，实则与以德配位的德性政治含义自生龃龉。其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位者若犯刑，则有包括“议贵”在内的“八议”这种临时审判制度，以及在非公共之处实施惩处等方式，保全大夫的尊严，也是避免对以德配位理念的伤害。当此之时，被惩处的大夫尽管为同类所不齿，显得无足轻重，但其人既然曾为在位者，则其承载的位分含义就不能忽视。或许有人会说，“刑不上大夫”遮盖了朝政用人之失，但毋宁说，以德配位的德性政治的思路运用在实际情况中，必然会采取一种委曲求全的方式。刑戮民众而与众弃之已经是不得已，“刑不上大夫”则是不得已之中的更不得已，是道理更分殊化的体现。

《白鹿洞书院揭示》之为学规典范

如果说“刑不上大夫”是依据“君子怀刑”落实下来的具体政治制度，此制度体现了德性政治的意味。相应地，求道之人的共同体亦有与此类似的软性制度，即是学规。我们简要以朱子所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为例作一说明。白鹿洞书院是朱子在知南康军时发现并向朝廷乞求修复的，朱子依此书院与诸生、僚友相与讲学。此《揭示》同于学规，后世流传极广，影响亦远及日韩，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揭示》的内容，朱子特别选取了“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包括：五伦之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即《中庸》所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学问思辨为穷理之事，笃行则又具体包括了修身之要，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方，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上内容揭之门楣，故称“揭示”。

在《揭示》末尾的一段文字中，朱子说明了自己择取以上圣贤训诲作为《揭示》的理由。朱子认为，书院师生既是以道义相期的讲学团体，因其希圣希贤的向上追求、对圣贤训诲的真知力行，自然会自发地为善去恶，而非迫于外在规约而不得不然。朱子遂批评近世设立的学规，乃是以浅薄的方式对待学者。因为，从一种防范、猜忌的考虑制定学者之规而让其遵循，既外在强制，又低下隘陋，是对学习圣贤学问的学者的轻侮。这就类似在刑律中预设大夫刑一样，乃是默认、允许大夫也可以触犯刑律，实际上是以非贤之道对待大夫。当然，朱子亦不会忽略刑罚的作用，如果真出现了违背《揭示》的行为，朱子也会取用当世学规以作惩处，并不会忽略、放任学者的过恶。此外，对学者的惩罚也要高于一般的规定，因为朱子是以《揭示》而非近世之学规来判定其是否应受惩罚的。这如同大夫犯刑后也有惩处一样，绝不会对其姑息宽待，甚至贾谊还认为，常人所受的肉刑惩罚，在大夫那里只能通过自裁的方式作了断。从这个角度看，由君子恶不仁的“怀刑”到“刑不上大夫”以及朱子学规的制定，实际都指向了对德位兼备的“君子”更高的道德期望与要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