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江 著《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出版暨前言

书名：《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

作者：俞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09月01日

【编辑推荐】

1.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书中围绕《周官》的考订、疆域国家的研究、周朝的制度等方面展开讨论，重新审视了东亚早期的疆域和中华文明的源头。

2.首开先河，完整恢复《周官》原貌。本书剥离《周官》中历代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复原这部经典的原始面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是对《周官》研究的重大突破。

3.深入解析周制，展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细节。本书透彻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例如王藉与王籍的区别、万民非庶民、周无五等诸侯制等。

4.在考镜源流的史学基础方法上，开《周官》研究新进路。本书不仅运用“以他经解此经”的方法来考镜源流；并“以经注史”来复原和解析《周官》、周制；还通过考古发掘材料与文献交互论证，来辨别真伪；更引入了制度史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即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来整合和阐发史料与文本。

5.论述周圆，逻辑严密，表达流畅。书中全面而系统的框架论述，使得复杂的历史问题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6.打开探索中国历史源头的新窗口。通过深入研究《周官》与周制，本书系统、翔实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政治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进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思考。

经过四年的精心撰写，本书围绕《周官》复原、疆域国家、周制三大方面，系统、翔实地阐释了周制与周史，它的价值值得认真咀嚼，分享几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周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制系统制度化的展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在本书中便明确说道：“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周官》蒙尘已久，向来有真伪和地位两大争议，真伪尤为要害，叱《周官》为伪书者，竟将其打出经籍的地位，以至于如今《周官》的地位、价值具不明朗。《周官》不明，周史该如何谈起，中华文明的源头又该如何谈起？

本书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即复原了《周官》职文，有力地为《周官》洗雪了被认为是汉儒伪纂的冤屈，并从经学的本质、传经与传道的辨析、解经的方法等多个角度严密而周圆地为《周官》正名。

第二个，书中有许多精彩绝伦的细节考辨。限于篇幅，兹取一例。过往编校书稿，常见藉田与籍田两种写法。一般以为藉籍二字通，便囫囵吞枣统一采用一字。看了本书，才知道不仅二字并不相通，藉田与籍田还代表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制度。此例还体现了制度史研究方法（法学规范分析方法）视野之宏大，使用之美妙。这样精妙的考辨构成了本书的主体。

上述两点或许会让人产生一种高山仰止，因而望而却步的感觉。而这里要说的第三点则恰恰能够打消这样的疑虑和畏惧，那就是不仅本书对《周官》经文的复原，让《周官》变得清晰易懂；还因系统、恢宏的视野而免于支离、琐碎、枯燥的论证，使这本释读之作同样生动有趣，易于理解。作者的笔墨并不止步于考订名物、辨别制度真伪，而是横向落点于国家疆域，纵向立足于有效时代。作者认为，能读《史记》的高中生，阅读复原后的《周官经》就没问题，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本书。

“山川名物，无非制度。”用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治经学是发人深省的。《周官》系统地阐述了王制，是中国社会制度规范设计的一次集中体现。《〈周官〉与周制》的任务就是以《周官》为主线，勾勒和整理书中的上古制度，进而呈现上古史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智慧与精髓。但愿这本揭示周制架构及其原则精神的图书，能够让您重新审视《周官》这座文献宝藏，打开探索中华文明源头的一扇大门。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通过剥离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呈现《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并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周官》的误解，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

俞江，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清代的合同》《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点校本。

【目录】

前言

序编：“第六经”之谜

——《周官》复原

第一章经文与注文

第二章《周官》出身辨

第三章《周官》评价

上编疆域国家

第四章虞人与史前疆域国家

第五章封国与中小型疆域国家

第六章附庸与兆域

第七章仆、庸与裔民

——兼论混淆附庸的身份

第八章王畿（上）：王畿非王土辨

第九章王畿（下）：周天子的疆域

下编周制

第十章中央官制（上）：官等

第十一章中央官制（中）：公卿

第十二章中央官制（下）：大夫

第十三章乡遂与都鄙（上）：遂制

第十四章乡遂与都鄙（中）：县制

第十五章乡遂与都鄙（下）：州制

第十六章庶民（一）：民本思想

第十七章庶民（二）：籍田制

——兼论籍田非藉田

第十八章庶民（三）：赋役

结语：“七十子丧大义乖”

参考书目

全书图表名

附录：《周官》职文复原

后记

【前言/序言】

本文是《〈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的前言，作者俞江阐述了研究周代历史与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周史的清晰对于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至关重要。文章深入探讨了“疆域国家”的概念，分析了“疆”与“域”在古代中国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制度和鬼神信仰相结合。作者还讨论了“制度”一词的多重含义，以及它在周代社会中的作用。

——编者按

周制解码：《周官》与中国古代疆域国家（前言）

一、主旨与脉络

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

周史已亡，人物、事件俱成传说。近代以来，考古学昌明，又从地下挖出一些。然而，把这些加起来，对于全部的周史来说，仍像是碎缕之于衣裳，让人不禁废叹。周史不明，则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俱不明。世人喜说文明复兴，原型不明，何来复兴?!又不止于此，周史不明，读《左传》就有隔膜。《左传》有隔膜，虽然殚精竭虑，春秋战国史终不明。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的大转型时期，春秋战国史不明，则理解此次转向必有窒碍。

人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形的器物、建筑等物质世界，另一部分是无形的制度等精神世界。无形的又何止是制度。观念、德性、美感、意境，凡能够定义人的属性和人类社会，往往是无形的。但凡是有形的，不过是人的创造物或生产物，为人所定义，而不能定义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形的，人文社科却要同时研究有形与无形，而且无形的往往更重要。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加于人文社科，是自然科学家的狂妄。把自然科学的评价方式用到人文社科，是人文社科的沉沦。

制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均致力于通过制度来解释世界。制度既是人创造的，又反向规定人，所以，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系统性，二是稳定性。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可以数百上千年稳定运行。同时，一种制度绝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制度组成系统，在系统中相互牵制，不允许轻易变化。一旦变化，又会引发其他制度随之改变，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转型、巨变、崩溃或重新平衡。制度的系统性，使制度史具有整全的性质。制度史之于历史就像恐龙的骨架化石。若恐龙的血肉已无存，能得到整全的骨架，岂非幸事。制度的稳定性，则使其可以记录，可以执行，可以复述，可以科学研究。利用这个特征，只要有可靠的文献，不但可以辨别史之真伪，还可以顺藤摸瓜，恢复一个时代的制度全貌。

话虽如此，难就难在什么是“可靠的文献”。顺藤固然可以摸到瓜，却要知道藤在哪里。若藤已不存，瓜也遥不可及。幸好中国是历史文献的大国，有一部专门记录周制的书保留下来，这就是《周官经》（简称《周官》，俗称《周礼》）。《周官》是“六经”之一，而且是“六经”中唯一的古文经（不算伪古文《尚书》）。古文经是西汉时期陆续发现的先秦文献，以《周官》为本，以《左传》和《尔雅》为两翼。它们与今文经的区别，只在于今文经在西汉时尚有经师讲说，而古文经已失师说。西汉以下两千余年，很多学者知道《周官》的重要，但有更多人不承认，这是莫大的遗憾。知道它重要的学者，误以为今本《周官》就是入室管钥，不知道真正的钥匙封存于其中，这是更大的遗憾。

本书的任务分两步：第一步，把封存的钥匙取出来；第二步，找到锁孔，把钥匙放进去。全书分为三编:1.序编；2.上编；3.下编。

序编专讲如何打破今本《周官》，把封存的钥匙找出来，所以它的副标题叫“《周官》复原”。全书还有一篇附录，题为《〈周官〉职文复原》。看名字就知道附录原是序编的一部分，为了查阅方便才放在末尾。我在书中会解释它的用途，阅读本书离不开它，请读者随时查对。

上编的标题叫“疆域国家”。“疆域”一词不是随便用的，它呈现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角度，下文再详。这里要说的是，疆域看上去好像归属于历史地理专业，怎么会成为本书的中心问题呢?原因很简单，国家就是制度的集合体，所有的国家问题都离不开从制度方面解锁。一个国家的疆域，首先要看它的国境线，而国境线就是制度。其次要看国内的各种政治实体，而政治实体仍然无非是制度。搞不清这些制度，就无法定性各种疆界与区域。定性尚且不准，这个国家的政治地理也不可得。我很喜欢老派史家常用的“名物制度”一词，四个字道尽了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名物是名物，制度是制度，史学割裂成两个截然不相关的门类，一是名物考订，二是制度梳理。学者们可以各据一门，老死不相往来。这在当今尤其突出。然而，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人眼所及的范围，就不再是自然物，而且不可避免地被人类重新定义，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它一旦进入国家的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重新定义，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物都被规定，甚至名字也是制度赋予的。鉴于此，我想大胆地说：山川名物，无非制度。

下编的标题叫“周制”。该编主要讨论王国的制度，诸如官制、城邑、万民等。从《周官》中得到的信息，已足以把周制从遮蔽和孤立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是因为，认识一个时代的制度，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具有系统性的法典，而《周官》正是一部近似法典的文献。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周的法律简牍，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对于商制研究是有效的。因为没有商制的传世文献，更别说法典，研究商制只有依靠出土物。对于周制研究却不适用。《周官》的传世，使得周制研究必须以它为主心骨，考古资料只能处于辅助地位。说《周官》是解锁周制的唯一钥匙，丝毫不为过。但需申明的是，《周官》仅仅记载了官制，不及其他。先贤虽尊其为“周礼”，那只是想突出它在群经中的重要性。周制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与器物有关的制度，凡宫殿、玉器、兵器、车

马、符节、墓葬等，在《周官》中虽有记载，但细节不详，对它们的研究，文献与出土实物具有同等重要性。又需指出，器物制度依附于国家制度，尤其依附于等级制与礼制，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器物制度只是等级制和礼制的一部分，就像枝叶是树干的一部分，若以为器物制度可以代替国家制度，无异于本末倒置。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