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彭州有个叫吴高亮的村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发现了罕见乌木，价值数百万元，正以为天上掉馅饼呢，谁知当地镇政府称乌木属于国有财产，将宝贝运走了。吴高亮现在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对镇政府的行政附带民事起诉状，要求返还乌木。不过我估计他的胜算不大，因为当地镇政府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现行《民法通则》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我比较好奇，如果是在古代，有人从地下挖出了宝贝，那这宝贝将归谁所有。所以忍不住翻起了故纸堆。在古代法律用语中，从地下挖出来的无主物称为“宿藏物”，历代律法对宿藏物等无主物的归属权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划分。比如《唐律疏议》规定：“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依令合与地主中分”；“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宋令》规定：“凡于官地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与地主中分之；若得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直。”《大明律》的规定略有不同：“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根据上引律令，我们可以清楚地推想出来，假设吴高亮生活在唐代或者宋代，再假设他挖到了宿藏物，这宿藏物的归属权将视不同的情形而定——第一种情形，如果宿藏物是在自家土地、无主荒地和官地上发现的，那么谁发现了它就归谁；第二种情形，如果是他人的土地上发现了宿藏物，则由发现人与土地产权人对分；第三种情形，如果发现的宿蔵物是“古器形制异者”，即出土文物，则必须送官府，这应该是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不过，官府也不能白拿，要出钱购买，即“酬直”。
    
     
    如果吴高亮生活在明代呢，不管他在哪里发现了宿藏物，都归他本人所有，但如果发现的宿藏物是“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文物），则必须在三十日内送到官府，而且也别想要什么报酬啦。不过，我想，乌木应该不算“古器钟鼎符印异常之物”吧。
    
     
    总而言之，除了发现文物要送官之外，不管是唐律，还是宋令，还是明律，对于宿藏物归属权的划分，都采用“先占取得”的原则。我们如果有机会翻看古今中外的法条，还会发现不仅仅是中国古代，而且其他国家的法律，对无主物的归属权也是采用“先占取得”的立法原则。比如古罗马法是这么规定的：“某人在自己的地方发现的财宝，被尊为神的阿德里亚奴斯遵循自然平衡，把它授予发现人。如果它是某人在圣地或安魂地偶然发现的，他作了同样的规定。但如果它是某人在并非致力于这一业务，而是出于意外的情况下在他人的地方发现的，他将一半授予土地所有人。”这样的法条，简直就是上引《宋令》的翻译。现在通行的德国《民法典》也规定：“发现因长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权人的物，并因发现而占有该物时，其所有权的一半归属于发现人，另一半归属于宝藏埋藏所在地的物的所有权人。”可以说，中国传统律法对宿藏物归属权的规定，既是古老的，又是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立法精神相通的。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对埋藏物（宿藏物）归属权作出了类似的划分，并不是偶然。因为，谁挖到了宝贝就归谁所有，这完全符合人们基于日常经验所建立起来的理性与感受。而且，从法理上来说，无主物所有权的“先占取得”立法原则，乃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承认。所谓无主物，我们视其为造物主给予人类的恩赐，人类获得造物主的恩赐，自古便以“先占先有”为通则。“先占取得”是一项古老的自然权利。而对于人的自然权利，国家立法不可以剥夺之，至多只能因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原故，对其略作限制，比如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唐律规定，发现“古器、钟鼎之类”，必须送官府收购。  
    
     
    来源：《华商报》2012-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