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
——缅甸废除出版审查制之散思
作者：林桂榛（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8月25日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缅甸政府8月20日宣布废除出版审查制，从当日起“本国内的任何出版物都不用预先送交批准”。报道还称：“在军人统治将近50年期间，缅甸不只对新闻严格管制，也对歌曲、连环图、书籍、艺术创作等进行检查，以防其内容涉及政治颠覆。”缅甸是否从此切实做到废除出版审查（国家机密除外）尚待时日以观察，但缅甸政府在恢复出版自由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恢复或保障国内人权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是缅甸当局扭转军事统治而转入民主宪政的又一重大举措。
    
    出版物（纸质版或电子版）是公民思想言论被记录与传播的媒介，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根本保障。于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第100期有很好的专文论述，他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1902年他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故一国之业报馆者，苟认定此天职而实践之，则良政治必于是出焉……”梁文点出了思想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监督政府、引导国民的新闻出版之天职。
    
    思想、言论自由若无出版自由作为保障，那么符合真相与正义的思想、言论就得不到记录和传播，得不到记录和传播那么真相和正义也就被掩盖了。1843年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一文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又说：“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专横暴戾的外部压力是报刊等出版生命、出版质量的第一杀手，在外部的、人为的干预下，出版被过滤或篡改，真相和正义被大面积地、持续性地掩盖，导致社会或社群处于认知的“黑暗”之中，乃至集体出现以假相为真相、以邪恶为正义的认知“幻觉”，这样的大众就非常类似柏拉图《理想国》“洞穴”比喻中的一群囚徒。而大众在真相与正义认知层面处于“囚徒”角色，那么这个社会将非常可怕：文明的“阳光”将无法照进，公民的认知或精神被荼毒，“盗火”的先知先觉则被绑缚或伤戮，为了权贵的利益，黑暗将继续。
    
    由缅甸最近一二年推行包括废除出版审查制等重大改革举措，笔者又联想到2011年5月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直选（尽管是827人中选500人的差额选举，据说此亦非首次直选），联想到越南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联想到柬埔寨对“红色高棉”早已的决别。笔者感觉到：同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制或政体，但越南、缅甸这样的中国邻国已将政治改革的步伐推至中国的前头，那么中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就日益逼近，邓小平等1980年代提出但又中断了的政治改革路向必须再次启动，否则中国的先进性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大国，而且也要大大落后于它的邻居小国。以落后或不合世道人心的政制或政治来操持中国，那么中国形象、中国品格的“负债”（或疮疖）将相对运行中累积扩大。若以古代儒家的政治伦理观或文明层次观论之，则“中国”日益是“边国”而“边国”日益“中国”，自称“华夏”、“中华”的中国政区在世界文明旋风的底下摆脱不了在世界文明大潮中早已“夷狄”、“蛮貊”化了的事实。除去北韩、老挝不论，现在中国两冀（朝鲜、中南半岛）的政制已超越中国，东亚的地理中心被两大半岛及日本、台湾、印度、中亚及俄罗斯围为政治之“洼地”或“空心”，美、欧更是居高俯视，洋溢鄙夷或敌意。
    
    以现在的中美、中欧等关系论之，中国政治及中国政制的滞后是中国遭受美、欧鄙夷或敌意的重要因素，美国竭力围堵中国及总统（候选人）、国会等经常拿中国“开涮”既有实际战略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文明领先的傲慢与对中国政治非开放性的不安等因素。同样，中国为何现在无法如美国一样纵横捭阖地驾御包括北朝鲜在内的周边诸多邻国及无法驾御长期巨额无偿援助的其他远地国家，致命点不是“金元外交”给的钱不够多，而是没有站在道德或政治伦理的制高点用心、用力地进行纵横捭阖的军事与外交行动，导致不但不能制人，反而处处、时时受制于人，真是一副“惠而费，劳而怨”或“养虎自遗患”的窘态或狼狈。中国政制现状下对抗美国必是苏联与美国对抗的结局，而且必然使美纠结其他国家对华形成“统一战线”；同样，以现持的政治价值观或伦理价值观，中国也难于在远交近邻方面有重大而恒久的利益建树，这既是外交方法性问题，也是伦理原则或道德高度问题。故在国际交往方面，“不正其谊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是邪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愚蠢，唯有“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是高超，美国精熟于高超计。
    
    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推进政治改革还权于民（中国政改步骤及选举方案可另研究和选择），则中国政制将继续吞噬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甚至吞噬中国人本应有的光明前途或光明未来。网上流言香港回归中国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笔者未查证撒切尔夫人是否确有该言，但即使属网友一手杜撰，笔者也赞同该言的鲜明见地：中国无法给世界提供新思想，那么中国就无法走在世界前列，更毋论什么引领世界（无论科技与制度），这样的中国，当然不值得外国“担心”（忧惧）——手头虽有些银子但又苍白无力，何足惧哉！
    
    那中国无法给世界或人类提供新思想是因为中国人人口少或生活差或人种上智力欠缺或本性上思维懒惰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被扼杀了，被制度扼杀了，包括教育制度、科研制度及言论出版制度等，尤以思想言论与出版的限制为甚。周厉王时代“国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情况在中国史上多有发生，周召公曰“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正当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之剥夺，损伤的只是自我国民或种族——将自我国民或种族驯为文明与创造力的侏儒，这是垄断政团进行出版审查的最大祸果或悲剧。
    
    梁启超1898年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严复1901年亦云：“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愈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不知量而最足闵叹者也。”百多年已去，但中国民智、民权情况依然勘忧，而思想者与出版者则任重而道远。
    
     （2012年8月22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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