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栏目: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12-08-2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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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林

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职湖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牟宗三精神哲学研究》《荀子译注(选本)》等。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8月27日






    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邪说并作,圣学式微。道德失统,教化不行;人心失规导之绪,社会无总揽之向。视听淆乱,是非难正。于斯学绝道丧之时,有数十儒者挺立而出,于壬辰年仲夏,成立弘道基金,以拳拳之心,微薄之力,匡扶世道,阐道翼教;勘是非,正视听。旋以初秋之际,在圣城曲阜成立儒家文化修身营,广罗在校大学生,瞻仰圣迹,弘扬圣道。余有幸得邀,于孔元二五六三年六月二十四(公元2012年8月11日)携弘毅二三子欣然前往。
    
    甫入圣城,即见仁和才难二子率诸同道接站,安排食宿,虽简陋不足观,然正吾人向道之征验也。修身营之开也,又得段炎平先生之鼎力支持。段先生博雅谦恭,敦厚笃实,精研儒学,践行圣道,于人心惟危之际,独掌曲阜国学院。修习古典礼仪,体认儒家义理。涵咏之声朗朗,丝竹之音裊裊。国学院诸生,小则七八岁,大则十五六,皆放弃现行之学校教育,决意圣学,其气量可见矣。耳语目染间,其规模已初具,假以时日,当爲绝学之复旦,而段先生之功,不在小也。修身营之日常讲学修习,亦端在国学院举行。
    
    六月二十五日晚,营员咸集,盖三十有余。修身营仿书院之建制,由祭酒、学政及御史主事,又错诸生于厚生、礼法、清明、辅仁、存养、弘道六部中,以分理事务。早晚须向“天地亲君师”行告拜礼各一次,遇见师长或同道,须行士相见礼。因诸生多今日方至,旅途劳顿,理清各自职责后,遂归寝。
    


    六月二十六日,向“天地亲君师”行早礼,由段老师讲述礼节大体,后起立诵经——《大学》,其声整齐划一,其神气宇轩昂,盖经当不可座读,以警其情,以示其敬也。晚,修身论坛——进入儒门之途径,公推余为主讲。余以“圣学须有来自生命之悲情,不可只是读书”之论说之,诸生似乎多不解,然亦只可如此说之。世之读儒书而不信儒学,或信之而不笃,只认其为一较好之理论者,其故何在?无他,悲情阙如也。是故无悲情,一辈子在儒学门外,此为大端,不可不知。读书之多寡,可以时日补之,悲情之阙如,非时日所能奈其何也。迨晚礼毕,亦各自归寝。
    
    六月二十七日,弘道基金理事长秋风先生至,修身营正式开营。秋风先生、段老师各自发言,余亦作简短之寄语,无非鞭策砥砺、奋志儒学之信念。尔后诸生逐一简介,虽基础容有差池,其念却博且深。午休后,段老师作《我心中之孔子》之讲座:简述孔子生平事迹及当今鸿学大儒来曲阜祭拜孔子之盛况,颇能警策俗情,愤悱人心。尽管儒学式微,然大道毕竟不绝如缕,空谷尚有足音,世运扭转之机尚存,亦可喜者也。晚辅仁会,殆取《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也。
    


    六月二十八日,阴雨。秋风先生率修身营诸生拜谒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先至孔庙,是处古柏劲松密布而参天,枯槁其神,婆娑其枝,是见年岁之久远也。曲阜文庙,乃各地文庙之冠冕,其建制与规模非别处所可比拟者也。文庙一般为三进院落,而此处乃七进院落。吾人甫近文庙,即见“金声玉振”牌坊,经泮池与泮桥,即进棂星门,又见太和元气牌坊。尔后,分别经圣时门(盖以孟子意,赞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弘道门(取“人能弘道”之意。弘道门后,有孔子手植桧一株,高耸入云,苍劲挺拔,历二千五百馀年而清幽不减)、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文庙藏书楼)、十三牌坊(历代皇帝御书碑亭)、大成门、杏坛,始见大成殿,殿前门楼镌“生民未有”四字,大成殿后乃寝殿及圣迹殿。诸生每进一门楼或牌坊,皆揖而入,以示敬也。大成殿乃文庙之主体,因孔子乃“大成至圣文宣王”而得名,主殿祀孔子及四配与十二哲牌位,两庑则祀历代圣哲及先贤牌位。秋风先生率诸生于此行跪拜四叩礼,并颂《论语》“学而”章。游人见状,亦多效此礼。余与诸生逰两庑,历代先儒之牌位森然而立,遂谓诸生曰:“儒教重文教,不重祈福,若吾人绍述道统、弘教有方,即有资格配祀文庙。闵明我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明乎此,当知吾人拜祀孔子之实及其任也,诸子当竭力为之。”
    
    午饭后,听安徽汤池之武峻同先生关于“孝”之讲座。武先生以浅显之歌谣与影视解析中国传统之“孝”文化,通俗动人,诸生多为之流涕,余亦泪水潸然。其中《十恩歌》尤为警策,劝勉之风力尤大,其曰:
    
    第一、怀胎守护恩。颂曰:累劫因缘重,今来托母胎;月逾生五脏,七七六精开。体重如山岳,动止劫风灾;罗衣都不挂,妆镜惹尘埃。
    第二、临产受苦恩。颂曰:怀经十个月,难产将欲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沈。难将惶怖述,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惟惧死来侵。
    第三、生子忘忧恩。颂曰:慈母生儿日,五脏总开张,身心俱闷绝,血流似屠羊。生已闻儿健,欢喜倍加常,喜定悲还至,痛苦彻心肠。
    第四、咽苦吐甘恩。颂曰:父母恩深重,顾怜没失时,吐甘无稍息,咽苦不颦眉。爱重情难忍,恩深复倍悲,但令孩儿饱,慈母不辞饥。
    第五、回干就湿恩。颂曰:母愿身投湿,将儿移就干;两乳充饥渴,罗袖掩风寒。恩怜恒废枕,宠弄纔能欢;但令孩儿稳,慈母不求安。
    第六、哺乳养育恩。颂曰:慈母像大地,严父配于天,覆载恩同等,父娘恩亦然。不憎无怒目,不嫌手足孪,诞腹亲生子,终日惜兼怜。
    第七、洗濯不净恩。颂曰:本是芙蓉质,精神健且丰,眉分新柳碧,脸色夺莲红。恩深摧玉貌,洗濯损盘龙,只为怜男女,慈母改颜容。
    第八、远行忆念恩。颂曰:死别诚难忍,生离实亦伤,子出关山外,母忆在他乡。日夜心相随,流泪数千行,如猿泣爱子,寸寸断肝肠。
    第九、深加体恤恩。颂曰: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子苦愿代受,儿劳母不安。闻道远行去,怜儿夜卧寒,男女暂辛苦,长使母心酸。
    第十、究竟怜愍恩。颂曰:父母恩深重,恩怜无歇时,起坐心相逐,近遥意与随。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始分离。
    
    此歌谣出自佛典,然其所说,有心者必有深切之体会。曾子曰:“孝悌,其为仁之本与。”其可忽焉。
    
    武先生讲座毕,即至孔林,经泗水桥、享殿,即入神道,苍桧翠柏,夹道侍立,龙干虬枝,倚天而生,数百步后,即至孔子墓前,碑刻“大成至圣文宣王”。诸生皆肃穆其神,虔敬其心。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余顿觉孔子即在目前,时空亦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神观之飞越,诚非虚言也。又见泗水候(孔鲤)墓及沂国述圣(子思)墓,复见子贡庐墓处,向时于书中所见者,遽至眼前。睹物思人,孰不思绪万千,震拔而有得。由是,秋风先生率诸生于孔子墓前行跪拜四叩礼——“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颂告拜词,宣示遵从儒道,谨守儒规,弘扬圣教。又于泗水候墓前行礼,子思墓前行礼,且颂《中庸》首章。吾人祭拜孔子之时,游人皆驻足凝神,导游亦不复解说,醇默精诚,天地间似惟一精神之感通,人与物皆得其化,莫有能外者。程子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诚哉斯言也。
    
    最后至孔府。孔府乃孔子嫡长子孙之府第,即历代衍圣公之官署与私邸,今存之府第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后屡有损毁与修缮。自有汉以来,历朝历代加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衍圣公,世袭贵族之爵位,以示对孔子所开创之儒家道统之尊奉,此为于政治权力之外,复尊文化之统。此制行之甚严,无有变化。至北洋政府,亦未废除,孔德成即于民国九年袭封;南京政府虽废衍圣公之封爵,然亦以奉祀官礼遇孔德成。国民政府迁台,孔德成亦移居台湾,孔府遂成空宅。尔后,此一文化世家于中国大地消失,文化由此亦失其统绪。至文革,则掘坟墓、烧家俬、毁文物、碎碑铭,章典圣迹几去其半。孔府,文化统绪之传承符号,于今成游人观赏亵玩之地,多只能见孔府昔日之奢华与富丽,鲜能体悟其中之文化意味,而世风民俗由此而见其一斑也。
    
    吾人以虔敬之心祭拜孔子,本是尊奉文化之道统,决非个人崇拜,不意引来网络一片谩骂之声。网络本为群氓消遣发泄之地,鲜有切身之体验与董理之论说,自不须回应。近日看到《学会尊重那些让我们“反感”的权利》一文,大意乃在:吾人既有不跪拜孔子之权利,然秋风等人亦有跪拜孔子之权利,别人不谩骂吾人之不跪拜,吾人当亦不应谩骂别人之跪拜。此论似相当宽容,可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实不过蛊惑大众之谰言,混淆视听之剩语,此则不可不辩也。儒学之为道统,乃表示其为基本之文教与人道,以潜德之幽光,倡人间之温情,以别异于禽兽。此基本之文教与人道,非自造之理论系统,乃天道之威临,人生之大经,无人能外,外之即是自暴自弃而至于禽兽。于此,吾人无有裁择之自由,所谓“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也。然上文之论即视道统为一理论,孔子亦为一理论家,与史上众多之理论家分签并架,无有高低。纵有高低,亦是理论完善程度之高低,非价值之高低。切就一理论言,吾人固可择此一理论,亦可选彼一理论。犹如吾虽爱康德哲学而甚厌黑格尔哲学,然若汝喜黑格尔哲学而甚厌康德哲学,似亦不能责难,须宽容以待。依此而推之,则汝跪拜孔子固可,然吾不跪拜孔子亦无不可,此则大坏,学绝道丧自此始。殊不知,此论就理论家言可,然对孔子而言,则不可。不然,即意味着一个人可自绝于人道而溺于禽兽,亦无不可。此非是蛊惑大众、淆乱视听而谁何?!吾人一再表示,跪拜孔子,决非个人崇拜。《汉书·高祖本纪》载:“十一月,行自淮南,过鲁,以太宰祀孔子。”此开启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后世君王多能守此制而不变。若以地位身份言,帝王身居最高位,决不须崇拜孔子。然其拜之也,乃以政统归之于文统之下,以缓政治之暴戾之气,使人间社会充溢基本之人伦温情。后之封爵衍圣公,亦非是对孔子家族血脉之膜拜,乃对道统实质符号之尊奉。总之,在在皆在道统自身,非个人崇拜。此非有深切之文化意识与道德悲情者,不能语此。吾人之跪拜,乃欲自觉地以道统来规导自家之生命,使之渐臻圣域,使其不徒为一物化之血肉之躯。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语汇俱不能明之,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皆为世间法,而跪拜道统与圣贤则为超世间法。孰料自甘堕落者竟以奴性视之,自家不长进,又不敬别人之修持,诚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焉能不辩?是此而言,跪拜孔子即是自觉地担纲道统,尊奉人道,以期提升自家生命之境界,此为人人当尽、须尽、必尽之责,焉有选择之自由?或曰:孔子开启之道统既为基本之人道与文教,何以惟我华夏尊奉之,异族则否?曰:于理上讲,亦可尊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尝谓:“人类欲求生存,须返回二十五世纪前,吸取孔子之智慧。”此即其一例也。当然,基本之人道与文教,世之大宗大教俱有之,非儒教之专利,本国之人若信奉其本土之宗教,亦可开文运与人道。又曰:既如此,吾不欲信奉儒教,而以他国之宗教以开文运与人道,可否?曰:若虔诚信奉,于理上似无不可,然汝既为华族子孙,当先尊奉儒教,而非他教也。即便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诸说,亦自有大义精义在,非千辛万苦之磨砺、好学慎思之精审,不能明也。然此诸说传入我国,人多从泛唯物论或功利主义之立场,刊落一切精神人格上之高远与敬畏,平齐众生,以为甚解放人、尊重人,实则所谓解放、尊重云者,不过顺从俗众之欲望与快乐,任意狎亵圣贤,诚贻害无穷矣。
    
    另外,又有论者曰:儒学并非全无是处,然亦非全无非处,关键是,择其善者而学之,不善者而去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者也,是论似颇中肯如理,实则不过是学术上之“乡原”,其人并无是非感,只有现实上之利益盘算。因此不痛不痒之言对任一理论学说皆适用,说之何益。貌似颇有雅量,实则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大则不能担纲道义,小则不能严以问学,学界如斯之人多矣。今日中国之学术不昌,乃至学术不端屡现,其根在此。庸常于此司空见惯,今特辩之,以暴露其实也。
    
    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剌之无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以此况喻上述而论者,不亦宜乎?!
    


    六月二十九日,秋风先生讲座——《理解中国历史之新框架》,盖依钱穆先生之理路,分中国历史为封建、王权、秦制、共治、现代五阶段,其结论为:中国之历史曾有儒家创造,其后亦必将由儒家去创造,其借鉴引用虽不可免,然儒学之义理纲维必须为主导。修身论坛乃就秋风先生之讲座讨论之,因诸生于内容多不熟悉,未能提出切要之问题。余因未读其大作,亦不敢妄论。晚,秋风先生归京。
    
    七月初一,济南大学赵宗来先生至。赵先生为人朴实敦厚,不假修饰,诚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者也。与之谈,知其为一儒教徒,非一儒家学者也,因甚厌华而不见道之论文书稿,近五十仍一副教授。然精研《五经》,雅好诗章,其沉潜之深,非常人所能比也。近两日,均为赵先生讲座。其《读经之原则与方法》尤警拔有得,非有志于儒学者,不能明也。其纲目有九:
    
其一曰畏圣人之言,不评不疑;
其二曰立圣贤之志,不溺名利;
其三曰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
其四曰由学而生悦,可久可大;
其五曰以修身为本,化成天下;
其六曰躬身持道义,不惑时俗;
其七曰学不可躐等,循序渐进;
其八曰学华夏经典,须明类象;
其九曰谨言而慎行,隐恶扬善。

    以上诸说,皆传道之言,非授学之语,于余心有戚戚焉,然诸生多有不能懂处。如“不评不疑”,其不为思想专制乎?“扬善”固可,何以须“隐恶”?此得亦当有说。
    
    经典乃圣贤之言,而圣贤之言乃觉悟后之造道语,非吾人基于经验观察或生活实践上之思考,其一得即尽得,非校正总结之言也。故二者为两个截然不同之层次,若以吾人些许之思考与观察,进而评议乃至否定圣人之言,不但不知轻重,亦根本虚妄。故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吾人之不解圣贤语言,非经典有误,亦非自家学识不足,根本之差乃在缺乏圣贤之践履工夫,觉悟之临照。故学即觉也,觉即学也,学而不觉,自限之耳。以为经典可评可疑者,即视经典等同于一般之理论著作,为害甚大。象山先生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不吾欺也。
    
    “扬善”何以须“隐恶”?详阳明与徐爱之对话,即可明其理也。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隠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子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隂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徳者未易与言此也。” (《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
    
    如今之传媒发达,动辄详示爲恶做呆之详情与细节,以致存心不良者模而仿之,其例不可胜计,正所谓长乱导奸也,岂能不引以为戒也。
    
    又,赵先生诫诸生不可由兴趣而进入经典。吾人常曰:兴趣是最好之老师。此乃切就一般之知识而言,若欲传道,则不能止于兴趣,当有文化意识。兴趣乃是一种美学情感,易疲劳而生倦。若吾人由兴趣进入经典,即便起始因新鲜而好之,久之必生懈怠。若能以文化意识而担纲大道,经典必如《大学》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余尝于《国学院·读经·文化意识》一文中曰:
    
    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二点不是文化意识之表现:即其一、仅凭爱好和兴趣来研究文化;进而其二、以观赏之态度来看待文化。爱好和兴趣是气质的、个性的,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即人于此完全不能自我作主。由此而来研究文化,除了一点漂浮之爱好和兴趣之外,说不出文化之所以然,他可以由此而成为才子,但并不能由他来传承文化。因为他是以自己之爱好和兴趣为主体,去照射文化之名物度数,既而两相契合,激起他艺术性之观赏,他由此可以获得审美愉悦,但文化之根本精神却在他轻松之艺术性之观赏中化解丧失了。然对文化之感与应则不同,感与应其间必蕴涵有“通”,即文化研究者之“觉”与“悟”,这是义理之省察和精神之感通,是通过内在之修养工夫以后与文化之根本精神之契接。故他对于文化不是轻松之艺术观照,而是严峻之道德考问,若借用《论语·泰伯》中之话说是如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更进一步说,具有文化意识之人,在现实上可能孤怀独往,但在精神上却可遥契千古圣贤之生命,他在现实上可能一无所有,但他在文化上却可以找得到生命最后之站立点。
    
    赵先生复教诸生古典诗词之歌咏与诵读。先生曰:古人歌咏诗章,非是一种技艺与表演,以图别人快意,皆为自家顺气与存养之用。故歌咏古典诗词不宜情之撕心裂肺、气之咆哮凌人,是以平声宜长而仄音须短,以达舒缓气节之用。歌咏是不可有油滑低俗之调,但亦不可凝神而至于紧张,平缓安泰即可。先生以踏歌之形式,歌咏了王之涣之《登鹳雀楼》及崔浩之《黄鹤楼》诗。李太白《赠汪伦》诗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先生之歌咏,似汪伦踏歌而来,美不胜收。又教诸生歌咏《诗经》“鹿鸣”,其诗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
    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此诗所呈现之生活场景,如今已积重难返。古人之弦歌丝竹之声,宫商角征之调,博雅优游之情,和乐闲适之趣,已成为永远之乡愁。
    


    二日晚,余为诸生讲《孟子·告子上》,绍述孟子之性善论,从而确立儒教之大纲维。欲明《孟子·告子上》,当先区分“性善”与“性善论”。“性善”是一事实,而“性善论”则为一理论。“性善”此一事实须在圣人之工夫践履中证悟,而“性善论”则切就此一证悟加以理论解说,期以教化世人。故学问有两个层次,即庄子所说之“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圣人怀之”乃工夫之进路而直抵事实,此须觉悟、存养、持敬乃至智慧之光之开启,若是之亡有,则于事实几无缘。“众人辩之以相示”乃以语言说此一事实。然“说”总有不尽处,故易有争论。但须知,“说”处之争论止可谓“说”有未尽或不圆满,须有新“说”以代之,而不足以否定事实自身。而今人读《孟子·告子》篇,见其论证有未尽处,遂否定“性善”自身,此即成差谬。孟子之论证固有未尽处,但只可否定其“性善论”,而不可否定“性善”自身,此是大分别。《孟子》一书,固有未善处,然孟子能点出“性善”,必有坚实之实践工夫,此不可不知也。故吾人读《孟子》,不可徒从文字识之,亦须开工夫之进路以契悟事实。徒以语言文字观其不足,既而批评“性善论”,乃至根本反对“性善”,亦是学有未得,玩物丧志者也。
    
    其次,当知孟子何以竭力标举“性善论”耶?儒家历来讲内圣与内修,若“善”在性分之外,则内圣何以立?内修修个甚?若“善”不在性分之内而在外,则不外乎以下三种形态:
    
    其一,在超越之绝对体之内,即西方之上帝; 
    其二,在经验之有用中;
    其三,在现实之有利中。
    
    第一种形态并不能开启内修,而只能开启宗教信仰,西方人之精神生活正走此路。第二、三种形态则转道德问题为知识问题,更无所谓内修。由是可知,孟子之讲“性善论”,其于圣学,其功不在小也。在此以前,皆盲目而不自觉,自斯以后,则有明确之理路。故孟子之称“亚圣”,非虚誉也。
    
    再次,孟子所讲之“善”是指先天性分本有之善,这个“善”只是根苗,以孟子语言之即为“端”,此“端”可否发用出来而为事实上之“善”,则须看人之存养工夫,故“性善”并内在地包含存养。若吾人以实在论之立场看孟子之“性善”,见世间恶人比比,则以为孟子之说为妄,乃不思无学之过也。
    
    最后,孟子“性善论”一出,彻底证成儒家“天人合一”之文化模型。在子思,只讲“天命之谓性”,此是从“上”往下讲,至孟子讲“性善”、“良知”、“四端之心”,又讲“尽心、知性而知天”,则是从“下”往上讲,通过“性”这一桥梁,使“人”与“天”打通,既而完成天人合一之文化模型。此乃孟子之于中国文化“不废江河万古流”之贡献。
    
    明乎此四端,则孟子之“性善论”定为的论,且甚易理解。四端论定之后,余即随经文讲其大义,诸生颇能注目凝神,似有所动。毕,诸生之提问颇踊跃,因修身营所有讲座皆微博直播,子曦同道亦代网友发一问:
    
    “向善”与“性善”为何种关系?
    
    答曰:“性善”是“本体”,“向善”是“作用”。若无本体之“性善”,何来作用上之“向善”。“性善”在逻辑上先于“向善”。
    
    又一生问:“孟子曰:乍见孺子之入井,则恻隐之心呈现,然未见孺子之入井时,恻隐之心有否?”
    
    答曰:当然有。但存在论不同于发生论,发生论需要机缘与处境,然机缘与处境不出现,既而恻隐之心不呈现,并不能否定其存在上之“有”,此时只可言恻隐之心于“用”上归寂,并非于“体”上消亡。
    
    诸生尚有诸多问题,因哲学之训练不够,故多不能得其实。故工夫不足,固不能有得于圣学,但思辨不开,于义理亦多渺然,终亦无所得也。
    


    七月三日,赵宗来先生归泉城,米湾先生自京至。米湾先生博雅善思,平易近人,与其晤谈甚欢且契。先生长年随蒋庆先生问学,最得蒋先生学问大体,故首为诸生讲授《蒋庆先生其人其学》。蒋先生乃当代大儒,由治公羊学而创儒学之新义,期以用儒学之宪政解决当今政治之危局。其大义俱见先生所着《政治儒学》与《再论政治儒学》,然其义体大,非一二言所能尽。尽管诸生欲究其义,然正如蒋先生所言,“政治儒学”不宜于修身营中讲之,无精神之苦痛,学问之砥砺,轻易不能知之。故米湾先生多讲蒋先生其人,其大略俱见氏着《蒋庆先生传》,是处不必赘述。此处惟录蒋先生之诗作三篇什,以见蒋先生博雅之情趣。
    
黔山早读

曙色苍苍宿雨收,春山无处不清幽。
行人未解登临意,直待书声出石头。

夜读偶成

推灯掩卷夜将阑,斜月窥窗睡眼看。
听得春虫三两语,一篇挥就兴悠然。

山居偶吟

歌山连月雨,昨日放新晴。
小谷清风满,孤峰白霭横。
花间蜂蝶舞,叶底鸟蝉鸣。
斜坐南窗下,闲观摩诘经。

    以上篇什皆短小精炼,显孤怀自乐,闲适悠然之气,杂之唐宋诸集中,不能辩也。昔,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又“与点”之所说。由是观之,真正担纲大道之儒者,必和乐于自然,广雅其意趣,非为一章句之学究也。吾侪亦当谨之戒之也。
    
    正午,朵生兄自京师至。与余及曲阜师大之宋立林博士小叙后,即由朵生兄主讲“儒教重建”之问题。中国自共产党执政以来,即标举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一切宗教皆被归于迷信,至少是不科学之行列。这样,中国古代由儒教之精神理念所粘合之社会,彻底松散为单纯靠制度与法规圈连起来之组织。此种组织除却利益上之关连外,别无精神上之纽带,是以利益尽则组织散,故整个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与市侩之习。此为当今社会之根本问题,徒健全法制与规章无与也。惜乎世人多不能知,朵生兄之“儒教重建”一问题,即由此而出。朵生兄从儒教重建之必要性、可能性与重建路径三方面加以论述。颇具针对性,亦见其用心与悲怀。然诸生因多浸润无神论与唯物论教育多年,于义理似多不能肯认。然一国若无“教”,将不成其为国;一社会若无“教”,将不成其为社会。无神论与唯物论,乃中国当代教育最大之失误与罪孽。若不能斩立决,中国必将至“率兽食人”之境地,此决非危言耸听。
    
    晚饭后,朵生兄归京。
    


    七月四日,段老师、米湾先生与余率诸生驱车赴尼山。尼山去曲阜城区约五十华里,乃夫子之诞生地。吾人一行先拜谒夫子洞。此洞位于尼山山麓,深丈余,高六七尺,夫子即降生于此。俗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此洞虽寻常,孰料乃天地灵光之爆破。遂于斯行早礼。礼毕,即上尼山文庙及尼山书院。文庙有大成殿,单檐歇山,顶覆黄琉璃瓦。东西两庑各五间,寝殿五间,东路有讲堂、照壁,土地祠。西路有启圣殿,祀孔子父叔梁纥。后为寝殿,祀孔母颜氏。毓圣侯祠位于中路北部,奉祀尼山神。时尼山文庙正整修中,不得去大成殿拜谒。庙东百余米,即尼山书院也。内有正房五间,五禀四柱前后廊式木架,灰瓦硬山顶,厢房东西各五。
    
    本欲拟当年夫子杏坛讲学之遗风,由米湾先生于书院讲堂为诸生讲《儒家之人极之学》,无奈管理者不能遂吾人愿。于是,诸生于启圣殿前席地而坐,以待米湾先生开讲。院内古柏蔽日,花草飘香;小鸟时时软语,彩蝶款款飞舞。是此良辰美景,匹之以灵性开悟之学,诚天人合一之兆也。然因时间所限,米湾先生只能讲其中之“性善”一部份。因“性善”乃“立人极”之根本。米湾先生以为,其大义有二:第一,若不能心悦诚服于性善,则吾人于儒学根本不能升堂,更无论窥见家室之好也;第二,儒学若不能奠基于性善,则根本不能开宗立教,更不能与耶教、佛教及各大宗教抗衡。故孟子之贡献,即在找到了儒教之所以为教之基点,若此基点无,则儒教之大厦必溃塌。基于此,米湾先生复征引日人冈田武彦之语:
    
    恶为人心中之私欲,而善则人性中之固有。然善恶两端何为人性之本?环顾世间,似乎性恶之说显而易见。目击社会及国际事务,尤其易作此想。此情此景,人性之恶似乎必然无疑,甚至可于孩童之欲考见之。虽然,人类群居之基本事实,必使吾人肯认人性之善。对此善性之真实领悟实乃吾人内心深刻体验之结果也。性善之说非出于对人类行为之理性观察,必须以宗教眼光视之方有以明之。故虽恶象多端,驱人以性为恶,然究须信奉人性本善。如若不然,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孟子性善之说实发乎吾人对人类之宗教性理解。非基于事象之观察,乃源于对人类本性之坚定信仰也。
    
    此番论述,非有彻悟圣学、真有所得者,不能道也。故米湾先生讲毕,余即起身行礼,以谢鞭策开悟之恩,诚“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之语也。余恐诸生不能明,遂申述曰:余身边亦有学者研究儒学,亦能说儒学之好话,然弘教无力,止于学院式研究。其个中原因安在?即在其根本无性善之信仰与信念。汝辈之说儒学之好话,非基于自家之信念与信仰,乃以为儒学乃一种相对较好之理论。此种较好乃相对于殊异之理论言,并非绝对好。一人固可因喜好而选择儒学,然亦可因厌恶而选择别家之学,其中皆无曲直可较,犹有人好食苹果、而有人好食梨子然。余文中所云之“自由论者”与“取精华去糟粕论者”皆属此类。然须知,一旦以理论视性善,哪怕是较好之理论,则儒教坍塌矣。但真正践行儒学,必来自于性善之信仰,而非基于理论之爱好,此是儒士与儒家学者之大分野,不可不知。性善乃慧眼窥破天机后之事实,洪荒爆破后之灵光。吾人正因承袭那事实与灵光而始为人,不然,即禽兽也。吾人之使命,正乃以肉体为载体,承载以光大此灵光,使其洞彻宇宙人间,非只是使肉体舒适快意也。然吾人既有肉体,即有求舒适快意之本能欲求,此即荀子之性恶论也。孟子非不认可舒适快意之欲求,然其究非吾人之使命与目的。肉体乃载道之器也,故其欲求只有相对之价值,并无绝对之意义。是以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认可性恶,但孟子却不在此处看人之所以为人,其陈义更高,从而确立了人之尊严及其于宇宙中之地位。设使孟子遇见荀子,其必曰:先生之论甚好,但止于此则不够。若荀子以其性恶而根本反对性善,则是行有未得,学有未逮。此亦不可不知也。
    
    讲论毕,即随诸生一道登尼山,米湾先生因体力不支,未能同行,段老师亦先行归家。尼山本名尼丘山,相传启圣公祷于此山而得孔子,是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后避圣人讳,改尼丘山为尼山。其山不高,仅五百馀尺,然白石密布,荆棘间出。其中一石,宛若夫子行教之像。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良非虚言也。未几,即至山巅。低首俯视,则地势平旷,有杉竹松柏之属;注目远眺,则周遭浩渺,有“登东山而小鲁”之意。是时诸生兴致颇高,齐聚大旗下,长啸高歌,且大呼曰:“儒教中国,宣示主权。”其声回荡幽谷,震彻霄壤。于儒教圣地,作此宣示,日后必有祯祥符瑞。
    
    下尼山,又驱车半小时,至孟母林。孟母林乃埋葬亚圣父母及其后嗣之墓地,比邻曲阜与邹城。是处古树参天,嘉禾丛生;鸟鸣山幽,人迹罕至。诚安息之胜地,长眠之乐土。孟母墓据高处,碑铭耸立,显母教之威仪与大成。于是,诸生行礼膜拜,齐颂孟子名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三女生单独行礼,以示其敬,且以日后自勉其行。
    
    晚饭后,与米湾先生夜游曲阜古城,未几归寝。
    


    七月五日,米湾先生归京师。上午,余为诸生讲授“三从四德”。其大义俱见《千年之误会——“三从四德”真的是女性之地狱吗?》,此处不必再述,可与《婚姻之堕落——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参看。讲毕,诸生发言,其中切要之问题集中在现代女性是否该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里。赞成者有之,反对之亦有之。后侯晶莹近思上台发言,流泪讲述其童年因父母各自很忙,或被送至外婆家,或被放置车间过夜。近思没有讲道理,只是说,她不希望自己以后之孩子亦过这样的生活。原本喧嚣之讨论,此刻寂静凝固,皆为之戚然。下午,段老师千金为吾人表演古曲《文王操》及《流水》,曲调舒缓悠扬,尽显古乐怡情化性之能事。同时,得段老师之培养,其千金虽年仅十五,已金玉满堂、娴雅慎密,国学之于人之气质,功效如此其速。
    
    晚,由学员刁品熙子曦主讲《论语·学而》首章。子曦一身汉服,大学修理工科,然雅好古典文化,毕业后与一二同志于西安经营文化公司,主理中国传统婚俗与礼仪,闲暇则以甲骨文为依据,重新诠释《论语》,依其所言,欲以四-五年,一字不漏地重释《论语》。今晚所讲“首章”,即其研究之部份结果。子曦所讲,有两字余印象深刻,且啓发颇多。
    
    其一,“子”字。甲骨象形,象一童子之形,双足被裹于襁褓之中,本义是婴儿。《增韵》:子,嗣也。子爲人之初,故有元义。元始也,天地大道所在,有道。由“子”字之义,吾人可断《论语》大义:
    
    《论语》卷内除少数答王侯问时因礼节而称“孔子”,其外几乎皆称“子曰”而不称“孔子曰”;《论语》称爲《论语》不称《孔子》,“论语”二字其义虽多重却亦无必与孔子相关之处。题目不署名,发语人不称姓氏而以泛称爲专名,皆是孔子述而不作,转承先王经典大道之志的体现,远超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志。故千百年下《论语》或爲经,或爲传,而绝不类于子书,以其无名也。诸子著书记言皆称“某子”,而《论语》记言不称“某子”,以其爲天下之子(师),不名而自名。径称爲“子”,不可方物、无以名言。唯圣人与天地齐,述万物理,而不专有一道,专治一门,故可爲天下师。
    
    此即谓:《论语》一书不名曰《孔子》而名《论语》,又不谓“孔子曰”而谓“子曰”,即表明《论语》非孔子之私人著述,乃是天地之大法之呈现,故谓“子曰”而非“孔子曰”。庸常以为“子曰”即“孔子曰”之简称,实大误也。“子曰”不过是“天地曰”,至多借孔子之口说之。由子曦之解释,则可知《论语》非诸子百家,乃天地之大法,明矣。是此,岂有不敬畏膜拜之理?!
    
    其二,“时”字。甲骨本字爲旹会意,从日从之(止)。之(止)者,足也,行止也,日之行止爲时,晚期金文加寸示抓持,时需把握。《韵会》:时,辰也,十二时也。《说文》:时,四时也。故凡学必以时。“时”依身、年、日而分,俱教之不同之内容。
    
    第一、身中时。《礼记·学记》:“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故《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
    
    第二、年中时。《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郑玄云:“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互言之者,皆以其术相成。”又《礼记·文王世子》云:“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玄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时阳用事则学之以声,阴用事则学之以事,因时顺气,于功易也。”
    
    第三、日中时。《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习也。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爲说怿也。
    
    居常以为,“学而时习之”中之“时”乃副词“时常”或“时时”之意。由子曦之说,则知谬以千里。盖古人承天地之灵气,时不同则气不同,学须依不同之气而教,不然,则不能成其效。不似今日之世界,以为一日、一年、乃至一生之时间乃相同无差异,故白昼上课、黑夜亦上课。春夏教授此类课程,秋冬亦教授此类课程。此种数量性之思维,迥异于古典之质量性之思维。是以“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孰之过也?!《学记》:“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是为“学而时习之”也。
    
    子曦之解甚当,深得儒学之大义。全书若能成,必有功于圣学。子曦年二十六,后生可畏也。若诸生皆类子曦,圣学复兴指日可待也。听毕子曦之讲座,诸生皆敬仰有加,为学须诚且敬,非妄言也。
    


    七月六日,民间学者吴飞先生自泉城至。先生三十有余,着广袖汉服,躬行儒道,笃信儒学,严行古礼。为学则精研四书五经,为礼则娴悉儒行儒礼。今岁河北正定文庙“释奠礼”大典,即依先生之提议,依明嘉靖礼仪而定制。先生依古注为诸生讲《礼记》之“经解”、“祭义”、“祭统”等诸篇什。因其语速过快,加之内容过于古朴,诸生能会意者尚少。黄昏时分,段老师及吴先生带诸生初习乡射礼。《仪礼·乡射礼》相当繁复,庸众少有能明之者。今日吾人只习射,其礼则不足。
    
    晚饭后,与段老师、吴先生行告别礼,又与诸生行别,仁和、才难及诸生多有送行者,仁和特用手机播放李叔同之《送别》,余本善感,恐因此流涕而场面难收拾,遂快速钻入的士,一瞬即到兖州火车站,由此踏上归程。
    
    修身营闭营那天,诸生聚饮,仁和拨通余之电话,让余讲几句勉励之言。余一时语塞,突然想起陈同甫之《水调歌头》,其下阕云: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谨以此与诸同道共勉也。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