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人文学术的未来”思想论坛纪要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十月初四日壬申

          耶稣2024年11月4日

2024年10月25日至27日，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办的“人文学术的未来”思想论坛在中山大学怀士堂、锡昌堂103讲学厅及一楼展厅召开。

本次论坛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系列“世纪中大，山高水长”学术科研育人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全国多所重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合影

一、开幕式

本次论坛开幕式在中山大学怀士堂举行，由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主持。

张伟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谢湜，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为开幕式致辞。

谢湜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山大学自2022年起正式启动学部制改革。希望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学部制能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有利于统筹相同或者相近人才培养标准，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有利于统筹相同或者相近学科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建设高素质教师的队伍；同时有利于跨院系、跨学科教育和研究合作），提高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人文学部自创立以来，积极搭建跨学科对话交流的平台（如“人文工坊”）、积极响应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如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推出“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积极探索学科交叉融合的更多可能（如“数字人文”“医学人文”），这些富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大学部制推行积累了宝贵经验，亦将在新的百年中，为弘扬人文学术的精神，推进人才培养事业和人文学术研究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谢湜副校长致辞

陈少明教授在致欢迎词时表示，相较于科学、学科，学术二字在中国有着更为古老的传统，故而以“人文学术”为名，非为与学科、科学划清界限，而是要传达一份古老的深情。人文学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当下可知的经验，而可脱离经验思考更为玄远的深空，由此所迸发出的一个又一个“观念”，看似空中楼阁，实则蕴藏着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正因如此，用观念影响社会，是当下所有人文学者应该有的一种自觉和自信！

陈少明教授致辞

二、主题报告及研讨

第一场

开幕式结束，10月26日上午，论坛主题报告在怀士堂展开，第一场报告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吴重庆主持。

吴重庆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作了题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的报告。吴晓明教授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这种学徒状态使得中国学术，乃至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进而获得自我主张。而这便需要现代学人从“外部反思”这一主观意识的立场解放出来，通过“文化结合”的锻炼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则以一个严峻的问题展开了他题为《人的尊严和社会团结——人文学术的坚守》的报告：在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文学术的未来在哪里？高瑞泉教授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之意识或将翻转为人文精神之涌出。人类不仅要繁荣、幸福，也要个人尊严和社会团结。因此，在技术革命的时代保有自己的坚守，为改善人的状况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才是人文学术存在的理由。

第一轮报告结束后，吴重庆教授对报告作出评议，他认为“人文”所要探讨的，实为“如何使人成为人”的问题。吴晓明教授在报告中提及的“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恰是决定了我们如何进入、利用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资源问题。在所谓AI的时代挑战下，人逐渐被数字化，看似智能，终究妨碍的是人的创造。因此正如高瑞泉教授所言，人类不仅要繁荣、幸福，也要个人尊严和社会团结。

陈少明教授则针对吴晓明教授的报告提出一个问题，即在语言、思想方式被西方高度渗透的当下，中国的人文学术究竟如何摆脱学徒状态？对此，吴晓明教授表示，摆脱学徒状态是一个漫长过程，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如今世界历史的态势下，中国的方案必须落入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才会得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就高瑞泉教授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在一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不采取逆技术化的思路，又该如何保证人的尊严？对此高瑞泉教授表示，在一个一切以财富为标准的时代，尊严实已自我瓦解。因此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说，如何摆脱学徒状态，进而获得自我主张，或许是当下每一个人文学者应该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

第二场

第二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哲学系（珠海）主任陈建洪教授主持。

陈建洪教授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勇作了题为《比较人文学：一个必要的进路？》的报告。他指出，缪勒曾将歌德名言作了一般化了的表述，但实际歌德原话“Wer fremde Sprachen nicht kennt, weiss nichts von seiner eigenen.”（Maximen und Reflexionen II.23），意为“不懂外语的人也就对其自己的语言一无所知。” 对此，黄勇教授提出可以将歌德的这句名言分别向哲学内部与哲学外部两个方向进行扩展：一方面，不懂其他哲学传统的人就对其自己的哲学传统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不懂其他人文学科的哲学家就对其自己的人文学科一无所知。

陈建洪教授在评议中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即文明的对话双方总有强弱之分，而一旦有了强弱之分，对话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立？

对此，黄勇教授表示，不同的传统之间诚然存在强弱问题，一如西方哲学相比于中国哲学便更为强势。然而要促使对话、交流的形成，或许就需要“强迫”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进而逐步消解其对中国哲学的“偏见”。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李放春则在报告《历史与社会研究中方法路数的显与隐》中表示：社会科学的训练与写作极为重视理论梳理；而国内史学研究在学术呈现方面，则更为重视“隐”的笔法。李放春教授以陈寅恪、费孝通先生的行文笔法为例，表明“隐”与“旁白”往往恰是文章妙处之所在。因此，欲使当下的人文研究更能透显“人文”之深蕴，则需于“写真”之外，寻找“写意”，如何在两者的张力之中寻找一种平衡，可能是未来人文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陈建洪教授在评议中表示，李放春教授提到了人文研究、写作中的“显隐”问题，提出“隐”对于增添人文之气的重要意义。当下论文写作充满了套路，格式与规范的泛滥，无疑淹没了我们传统中对于文字表达质量的追求，放春教授所倡之“写意”，便是要给文章留下一缕生发的气息。

第三场

10月26日下午，第三场报告在锡昌堂103讲学厅展开，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彭玉平教授主持。

彭玉平教授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纪作了题为《美学与中国社会的人文理想》的报告。刘成纪教授从美学的现代状况、西方美学能给予什么、中国美学传统能给予什么展开讨论，最后就美学的人文指向做出总结。刘成纪教授认为，中国美学研究自开始起就表现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倾向，甚至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美学。而美学的人文立场就在于以人文态度对待人文学科本身，要反前置，反限定，反强制，宽口径，实现跨界与抱合。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编审冯金红在报告《三联书店与新世纪以来的人文学术》中，声情并茂地叙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历史沿革。从1986年恢复独立建制以来，三联一直在思想文化的前沿领域探索，与知识界一道启蒙视野、引领阅读，并在出版形式上不断迭代更新。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机构，三联或可作为当代学术的一个来处，我可以从中看到这几十年学术界的成果，然后才能看到未来的可能。

彭玉平教授在评议中表示对刘成纪老师的报告结论深有同感。而冯金红总编对于三联书店发展史的叙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三联书店深重的文化责任感。

第四场

第四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马天俊主持。

马天俊教授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锐作了题为《略论思考近代中国变革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报告，他指出，中国近代现代思想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不同解释中国现状与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政治与文化方案的内容、旨趣、流变，以及彼此之间的论争、互动进行详细研究。今日之学者若想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进程中提炼出一些原理化的元素，就不得不摒弃单一的“外部视角”或“内部视角”，转而尝试去打通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周展安则在报告《“闻其白心”：中国现代精神史论纲》中指出：当下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为思想观念的空洞化与平面化；其二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在对象上的遗漏。据此，周展安教授提出了“精神史”概念，他认为从“精神”出发理解思想，恰是向那丰盈充沛的生命回归，人文研究若能返回思想还没有从主体身上脱落的那个瞬间，或能重新激活“人文”的能量。  

第四场报告结束后，现场学者就报告内容展开讨论。马天俊教授在评议中表示，王锐副教授的报告展现了其独到的学术视野；周展安副教授所提到的“精神史”概念也极具思考价值。

吴晓明教授则针对王锐副教授的报告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一，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是否存在剽窃廖平的问题？其二，长期以来，历史学通行着“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但这应为一种错误判断？其三，“民族之可爱，主义之可贵”要害何在？历史终究不能仅仅根据事实来重建。

王锐副教授对这三个问题作出回应。首先，康廖关系是公案，抄袭的问题难有定论；其次，救亡和启蒙无法严格分开，“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可能确不成立；最后，绝对的历史解释并不存在，所有中观以上的历史解释都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人的主观思维逻辑。

第五场

第五场报告由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文系教授陈伟武主持。

陈伟武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作了题为《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根本性议题——以中西若干概念的比较为例》的报告，类举了四个根本性的思想史议题，一、西方系统的宗教观念和体系，使其基本架构具备超越性，而中国传统是否具有宗教性本身就具有争议。二、西方传统中的“弑父”情结象征一种文明的更新力量，而中国传统中的“尊父”情结则使我们的思想向内收缩固化。三、“文艺复兴”实与中世纪宗教改革高度关联，而非向古希腊精神的回归。四、思想史研究或许应该具有一些起码的“边界感”，要重新看待公私、群己的关系问题。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作了题为《AI时代人文学科的使命》的报告。刘志伟教授表示，人工智能比人类更聪明，能力也更大，人文学者不要在这些层面和他们竞争，而是要回归到自然人的层面。人文学科除了要处理情感、趣味和人性等之外，更要明白人文学科的使命。人类永远是主人，我们不能比AI更聪明，但人类的生活永远是在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是仅能处理已知信息的人工智能所不能面对的。最后，刘志伟教授指出，历史学是处理记忆的，也是处理失忆的，每一个朝代都会记忆、失忆，历史的记忆需要按照新的时代、人们新的关怀去重新组装，这是历史学者无法被取代的使命。

杨洋副教授在评议中向杨念群教授和刘志伟教授分别提问。杨洋副教授指出，在这种西方语词普遍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是要创造具有特殊性的语词，还是可以与西方形成某种共识？此外，知识终究要面对理性、逻辑和概念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在一个无序的生活之场中创造知识？

杨念群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概念实际上都遭受了西方的“污染”，因此必须尝试回到所谓去污染化的状态，即回到历史的相关性中找寻概念的历史感。刘志伟教授则在回应中表示，历史学研究所有的呈现，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因此，强调生活之场，就是要提醒历史学者认清自身的局限性，在建构历史的同时，时刻让自己保持着解构的能力。

陈少明教授、陈伟武教授则针对杨念群教授的报告提出了几点问题：其一，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这个思想丢失的原因是什么？其二，中国虽然有着尊父的传统，但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权夺位而弑父的案例为何不可胜数？

杨念群教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认为，思想史研究本身应该超越对策性，但现在思想史却慢慢变成一门对策性的学问，正因如此，一些根本性问题被学界忽略便在所难免。至于中国历史中尊父传统与弑父现实之间实际并无矛盾，因为“杀死父亲”这一事件的目的本身是让自己“成为父亲”。

三、圆桌论坛

第一场

本次会议圆桌论坛分别于10月26日下午与10月27日上午于锡昌堂一楼展厅举行，第一场圆桌论坛由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冯原主持。

冯原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作了题为《重读〈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报告，他表示，若要回应施特劳斯在《我们时代的危机》中的问题，我们或可作如下思考：一、如果科学在本质上并不必然是服务于人类的力量，那么如何重新理解科学？二、如果富裕不一定带来社会正义和公民幸福，那么社会科学就得调整它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三、如果普遍社会已被证明绝无可能。我们是否也得从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检讨现代中国的目标？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肖文明在报告《从社会学视角浅谈“人文学的未来”》中表示，现代性处境的重点在于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流，在一个不可逆转的现代世界，如何在社会架构当中，既尊重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实际价值，又能予以导引和制衡，是人文学当仁不当的时代责任。也正是从这一层面出发，人文学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罗成作了题为《再合天人：中国美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报告，他指出，中国美学的最大特点则在于感通，中国美学所要实现的，不只是感性、理性的统一，更是天地万物的统一，也可概括为知、情、意、行之统一。中国美学对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全面关注，透显出中国哲学忠实“言意象境”的底层逻辑。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徐翌茹在报告《医学与语言交叉探索之路》中指出，人文学科发展之趋势在于学科融合，以医学与语言学为例，虽然现有的实例表明，医学和语言学确有可融通之处，但毕竟言易行难，学科壁垒与话语体系的差异如何破？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瓶颈如何破？人文基础研究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都是医学语言学正在面临的挑战。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春草作了题为《人文学术厘革之思考》的报告，她表示，国内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重复研究较多。其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其三，研究很难产生深刻问题意识，基于表面的研究琳琅满目。面对这三个问题，李春草副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寻求突围，尝试改变知识结构，突破固有的研究范式，以中国自身的视角，打破日本研究的传统，找到新的研究价值。

报告结束后，冯原教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表示，李长春副教授与肖文明教授所讨论的话题都指出了技术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但是人文理性的中国和科技、经济理性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对抗的关系，也许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李春草副教授在谈及日本文学研究时也提到了文科的危机，而日本文科危机的经验，或可给中国带来一些重要的反思材料。罗成副教授的报告在美学的领域上可以与刘成纪教授的发言形成对照，共同塑造我们对中国美学的特别阐释。

第二场

第二场论坛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主持。

安东强教授主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杨洋作了题为《何以“人文”——参加跨学科工作坊的感想》的报告，她表示，当今学科体制中，对“人文”损害很大的一个方面是过强的目的意识以及必然伴随的功利心态，而人文学部开展的跨学科工作坊系列“人文工坊”则是一个难得的空间，“不拘于固定形式”和“接受半成品”这两个大纲，其实有着远远不止于形式的意义，而跨学科的真实潜力，或许就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中。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潮在报告《“人”为中心的数字社会联结与公共体验》中指出，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人文社科研究更应回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将数字工具的使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数字技术衍生的新现象放置在具体和动态的生活田野中进行细致刻画与考察，并此次作为经验切口，尝试从机制变迁带来的观念与行为变化出发，努力为理解数字社会经验层面变化的深层文化与观念影响，提供学理知识的积累与发展。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伟作了题为《“为哲学立法”：墨子思想中的言辞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作为整体的诸子学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即不同族类和不同族群的人怎样共存？而墨子给出的方案，一为世界政府，一为设想新知识。墨子认为言辞不是描述事实或行为的语言，而是决定和创造事实或行动的命令。墨子进一步认为，人无法与知上天（或神明）的知识，但却可以基于人的经验发明一种关于一切知识的标准，为知识立法。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颀在报告《天命与秩序：〈黑神话：悟空〉的法哲学思想实验》中指出，与传统艺术形式（如绘画、文学、电影）相比，电子游戏能够通过互动机制影响玩家的个体性乃至社会性情感体验。《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人象征了人民在不公秩序中的觉醒与革命潜力，通过一次次斗争与选择，最终实现了对现存秩序的批判与超越，进而引发了我们对权力合法性、宪制秩序以及革命正当性等核心法哲学问题的深刻反思。

最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晖作了题为《以知识网络取代学科点阵——人文学科何以“跨”学科》的报告，她指出，当下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基本不能用单一的学科视野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尤为必要。而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实际并非是某些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低头或让步，而是对学术问题、对知识有一种最本质的谦逊、虔诚之心。

报告结束后，安东强教授对报告进行评议，他表示，五位报告人先后的精彩的报告，以整个大会的主题为基点，分别从知识、思考、实践、建构秩序、经验等等出发，对人文学术的现状、人文学术的走向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阐发。

李放春教授针对陈颀副教授的报告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黑神话：悟空》中透显的法哲学思想内涵，究竟是源于游戏创作者的有意安排，还是源于解读者的着意思忖？其二，在过去的教育背景下，孙悟空似乎一直是以反天命、反秩序的形象呈现，而陈颀副教授的报告中的天命人、大圣却是以重建“秩序”为追求，孙悟空的形象何以有这样一种完全的反转？

对此，陈颀副教授回应道：商业游戏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是以游戏中所显露的法哲学思想内涵，无疑是依托于解读者的阐释。对于第二个问题，陈颀副教授表示，从86版西游记中孙悟空与秩序的完全和解，到《大话西游》和《悟空传》对秩序黑暗的反思以及颠覆秩序的冲动，再到《黑神话：悟空》清醒认知秩序之不公的同时，积极寻求着公平秩序的重建。这其中存在的是一种代际的问题，反映的是不同时代创作者对时代的不同理解。

高瑞泉教授和李兰芬教授也分别对陈颀副教授的报告提出问题。高瑞泉教授表示，《哪吒：之魔童降世》与《黑神话：悟空》对于秩序的态度似乎有着某种相似性。李兰芬教授则指出，《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团队是从腾讯独立出来，在这次“独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信息？

陈颀副教授首先对高瑞泉教授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肯定了《哪吒之魔童降世》与《黑神话：悟空》之间的相似性。而对于李兰芬教授的问题，陈颀副教授表示，中国游戏名声的恶化，腾讯负有极大责任。但就《黑神话：悟空》团队这一个例而言，腾讯并没有因其独立而阻挠其发展。

周展安副教授、陈颀副教授则针对刘伟副教授的报告提出了几点问题：一，中国传统对于语言和行为关系的讨论，其背后是理和事的关系，理事之间如何能够融合如一？二，墨子如何创造出一个立得住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三，在墨子的思想中，人神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刘伟副教授回应道：在中国传统之中，所以在礼仪的场合总会有祝人的存在，他们说出了神的语言，进而形成统一的政治生态。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是达成统一性的关键步骤。就人神关系而言，相较于儒家以神为祖先的观念，神在墨子的思想中始终是他者，人神关系的核心在于交换或交易。

四、闭幕式

10月27日上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国际翻译学院院长常晨光教授主持闭幕式。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作总结发言，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作闭幕致辞。

常晨光教授主持

陈少明主任在总结发言中，以一篇题为《人文知识的特征》的报告给大会作了精彩收尾。他指出：第一，人文知识以我们精神生活为中心，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第二，人文知识不是命题知识，这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大不相同。第三，在人文的视角中，动机赋予行为意义，由此构成了我们对世界引发的过程的理解。第四，人文知识的影响没有可控的判决实验。一个理论想要在某个时代产生影响，可能需要漫长的发展时间，因此，人文学者要有耐心、有韧性，始终坚信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文学科不是压舱石，而应该是定海神针。

陈少明教授总结发言

最后环节，张伟处长为大会致辞。他表示，本次会议具有极为重大的人文意义。第一，本次大会是以一种回归过去的方式面向未来。第二，本次大会是以本来的方式思考未来。第三，与会的所有学者都在以谦逊的方式回到人文。作为现时代的学人，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人心，而仅仅是在努力改变自己，回到我们的生活之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着我们的高贵追求，一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是会思想的苇草。

张伟教授致辞

10月27上午12时，历时两天的“人文学术的未来思想论坛”顺利闭幕。

人文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的不断反思与超越，它既要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又要能在未来的天空中绽放新的花朵。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危机与不安呼唤着“人文”的力量，当下之忧思实含来日之希望，在道由白云尽的背后，春亦与青溪同长……

（撰稿人：何擎宇、张敏、蔺淑鹤）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