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天地人的秩序化

栏目:会议讲座
发布时间:2024-12-16 1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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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天地人的秩序化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初十日戊申

          耶稣2024年12月10日

 

 

 

王博教授在讲座中

 

 

 

2024年11月11日下午四时,“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十八讲“秩序”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持。

 

 什么是“秩序”?

 

讲座伊始,王博教授描述了“秩序”问题的一个奇特现象:对个体而言,一个最没有秩序感的人,反而会对“秩序”问题感兴趣;于时代来说,一个失序或无序的时代,“秩序”问题便会凸显出来。比如,我们常说当今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我们谈到“变局”时,就表示原有秩序本身已经失去协调或者主导的能力,进而呼唤一种新的秩序。

 

“秩序”是重要的。为什么呢?王博教授说,因为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就是生活在一种秩序之中,这个世界是由秩序支撑起来的。就像使用电脑,当我们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秩序”就像不同的操作系统。选择“秩序”虽比选择操作系统更难,但仍然存在选择的空间。

 

“秩序”何以是“标识性概念”?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似乎很难遇到这个词。喜欢概念考古的人会去挖掘,这个词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发现从唐朝开始。于是在宋明理学的一些文献中能够看到这个词,比如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其实在更早之前,有一个词与“秩序”类似,叫“秩叙”(《周官·天官·宫伯》)。可见“秩序”由来已久。

 

王教授说,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之外的很多专门领域,大家都很关心“秩序”问题。比如沃格林写出了皇皇巨著《秩序与历史》,以及贡布里希的《秩序感》,其中讨论的“秩序”背后预设了一些类似“先验感性”的内容,并非洛克所言“白板”一块,纯粹后天经验建构。就像我们买了一台电脑,里面预装了一些东西,而不是一片空白。

 

综上所述,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关注“秩序”问题。而在中国哲学中,“秩序”更是一个核心问题。王教授说,我们应聚焦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哲学传统中间所呈现出来的“秩序”问题。

 

 

 

王博教授在讲座中

 

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秩序”?张岱年先生在《天人五论·事理论》中曾给出一个定义:“指众事物之众位置之相互关系而言,谓之秩序”。其中,第一个词是“众事物”,这是“秩序”本身要去面对或处理的对象,“秩序”一定会体现在“事物”之中。第二个词是“众位置”,每一个事物有它自己的位置。第三个词是“相互关系”,在这里可以看到“关系”范畴重要性的凸显:“秩序”总与“关系”相关。其中,有人际关系,有人物关系,还有更高层次的天人关系等。总而言之,按照张先生的理解,秩序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是“事物”,第二是“位置”,第三是“关系”。

 

对于这一定义,王教授做了一些补充:在讨论“关系”时,我们会遇到类似的词汇,比如“系统”,而“系统”中有“结构”。一般来说,“秩序”的观念有时候会跟“结构”的观念相关。以中国文化为例,有阴阳、五行、八卦等结构,它们能够形成不同的模式或图式,而这些都是从“关系”中延伸出来的内容。如何理解这些延伸内容?

 

王教授主张在“事物”“位置”和“关系”之外加上“命名”,从而构成对“秩序”的一种更丰富而完整的理解。他认为,“命名”对中国哲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一旦把“命名”作为“秩序”的一个关键的或者不可或缺的要素,就能够更好地去处理中国哲学中儒墨道法的名学传统以及名家的相关问题。很多时候,一个“事物”在“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和其他“事物”的“关系”,是靠“命名”来揭示的。

 

“命名”还能体现“价值”或“价值观”。任何的一种秩序或命名,任何的一种对事物的安排,当人为因素渗入时,就会出现价值判断或价值排序,从而构成一种秩序精神。例如,父子之间是协商式的平等关系抑或是命令式的差等关系,其背后是价值观在发挥作用。

 

王博教授还补充说,中国传统哲学中解释“秩序”最清楚的莫过于宋儒张载。他说:“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张载在“序”与“秩”之前加上“天”字,体现秩序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定义让我们想到《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并吸引我们去探索中国哲学中的“秩序”问题。

 

 中国哲学与“秩序”问题

 

李约瑟说,中国文化的关键词就是“秩序”,尤其是“模式”。史华慈在讨论中国哲学的时候也说,中国的理性主义是以对“秩序”的思考为代表的,而且史华慈还概括了“秩序”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区别。他认为“秩序”问题不能化约为“存在”问题,因为“存在”问题会导致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而“秩序”问题则不存在这一区分。王教授说,“秩序”问题没有这一区分,并不代表其中完全没有张力。“存在”与“秩序”的区别更在于,前者认为本体在现象“之后”,而后者关注点在“之间”,关心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之间”的关系。

 

 

 

王博教授在讲座中

 

王教授主张,当我们去思考中国哲学问题的时候,应该关注中国哲学背后更大的文化土壤,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土壤等。在孔子与老子开启的哲学时代之前,存在几部经典,后世称之为“六经”。“六经”实际上就是肥沃的文化土壤,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秩序化的活动。比如,《尚书》的主题就是“政治的秩序化”,或者“如何把政治秩序化”。《尚书》的视野足够开阔,从天地人的秩序化开始。《尧典》中,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把“天”秩序化了;《舜典》中,舜“敬敷五教,在宽”,把“人”秩序化了;禹“平水土”,把“地”秩序化了。将天地人的秩序确立起来,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非常重要。后来,哲学时代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这一主题。

 

我们读《洪范》,最重要的是“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什么叫“彝伦攸叙”?秩序化。当然,《尚书》的主题是“政治的秩序化”,但是“政治的秩序化”便安放在“天地人”的框架之中,这已经暗示出后来不断讨论的主题:“政治秩序”离不开“天地秩序”或者“宇宙秩序”,也离不开一种广义的“人文秩序”。

 

再看《诗经》。顾随先生将《诗经》视为“天籁”,认为先民们“想怎么喊就怎么喊,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王教授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诗经》作为一部经典,其主题是“情感的秩序化”:先民们的喜怒哀乐都被秩序化了,被纳入到某种“知其所止”的节奏中。例如《关雎》一诗,“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是“想怎么爱就怎么爱”么?显然不是。夫妇之爱,“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诚如孔子所言“乐而不淫”,《诗序》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三百篇,在民间社会的,在闺房之内的,在朝廷上的,在宗庙上的,在不同的场合情境中,《诗经》都在寻求一种情感的秩序化表达,这是《诗经》的主题。

 

除却“六经”文本,作为建制的“礼乐”本身也是秩序的具体形态,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同样是在“天地人”框架中的秩序化。然而,随着周道凌迟,礼坏乐崩,哲学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反思“秩序”的本质问题。在《论语·八佾》篇中,林放提出“礼之本”的问题,也就是秩序的本质之问,孔子称赞这是“大哉问”,这是个了不起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孔子没有诉诸于“天”,而是从人的行为和心理上作答。在与宰我“三年之丧”的论辩中,孔子也没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只是问宰我是否“心安”。王教授因此认为,关于“秩序”问题的认识,在孔子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由天赐秩序转向人设秩序。可以说,孔子开启了解读秩序本质的内在心性维度,并影响了后来的思孟学派。

 

从此,关于中国哲学与“秩序”问题,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超越的天道的维度,一个是内在的心性的维度。前者源于《尚书》政治的秩序化,到《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最后到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气”论;后者源于《诗经》情感的秩序化,到孔子“心安”,再到思孟学派的心性论,最终产生宋明理学的“理”论。王教授由此将哲学时代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诸子时代,主要表现是多样化秩序精神的涌现;第二阶段是大一统时代1.0版(秦汉唐),以“气”为秩序精神;第三阶段是大一统时代2.0版(宋明),以“理”为秩序精神。

 

而大一统时代之所以会从1.0版本更新为2.0版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气”的秩序精神只能“分”而不能“合”。比如,“气”论时代只有君君臣臣或君为臣纲,而没有真正的君臣一体。魏晋时期,佛教大行于中国,“一阐提皆可成佛”的人性平等观念,把“性三品”说逐出了思想市场。为解决“气”的秩序精神面临的思想危机,宋儒远承孟子“性善”之说,拈出“天理”二字,开启了“理”的时代。

 

 儒道法的三种秩序精神

 

上述主要讲儒家,随后王博教授又将视域拓宽至儒道法三家。他首先用三个大的关键词概括了儒道法的三种秩序精神。法家是“气力”,儒家是“伦理”,道家是“生命”。

 

 

 

王博教授在讲座中

 

在王教授看来,法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工具性的秩序。如同韩非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将秩序诉诸强力和暴力,简单而高效。法家重视法、术、势,表现为功利、算计、赏罚,以此推动发展。在这种秩序下,人和人的关系被黑暗化、妖魔化,所有的生命都被工具化。这一过程中,看不到属人的喜怒哀乐,也看不到对美和善的追求,只能看到“耕”和“战”。在法家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只有工具。生命被窄化,服务于君主专权和国家构建,最终为了国而牺牲了家,为了忠而牺牲了孝。相反,儒家是一种教化性的秩序,目标是培养君子。相比于法家,儒家是一种长期主义的秩序精神。

 

王博教授说,法家是以力服人,儒家是以德服人,那么道家呢?道家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服人?换言之,为什么要去征服别人?不管是以强力,还是以道德,抑或是其他任何方式征服别人,在道家看来都是不可欲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道家是一种非常强调自主性的秩序。道家靠虚无、自然、无为、柔弱等渲染出一种秩序精神,这一秩序精神是全幅生命图景的呈现。道家对儒家的主要批评是,儒家以一些人为制定的标准去丈量世界,斵丧了人的天性,也遗弃了大部分人。

 

王博教授总结道:如果说法家是没有面孔,儒家面孔就稍微单调一点,道家是每一个人都有个不同的面孔——这是理想化的。他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把秩序精神和实际的秩序等同起来,因为秩序的现实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秩序形上学以及秩序的边界

 

最后,王博教授提出一个开放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传统如何概括?从秩序的角度讲,可以称为秩序形上学。秩序形上学是通过对秩序之本的追问,而通向无形的领域,通过由流溯到源,由末说到本,其中儒家和道家是比较典型的体现。法家没有秩序形上学,因为缺乏“道”与“德”这样的属于秩序形上学的核心范畴。而儒家与道家作为两种典型的秩序形上学,主要目的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持续的根基。

 

当我们思考:什么样的秩序是更适合我们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即便在2024年,放眼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活在不同秩序之下的人,差别非常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深究这一问题,我们势必触及“什么是人”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人?人是一个工具人?是一个伦理人?还是一个“自然”人?“自由”人?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前面讲三种秩序精神,法家是最苛刻的,儒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感,这可能也是它在中国历史占主流地位的最主要原因。儒家的一个主流影响力实际上是因为它跟国家的结构更契合。因为在儒家这里,人有了面孔,情感的世界被关注了,道德的、审美的、艺术的世界也被关注了,这是在儒家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而道家秩序精神在这三者中是最开放的,也是最包容的。但是我们要反思:最开放、最包容的秩序精神,就一定是最好的么?

 

最近的美国大选,民主党输得非常干脆。我们要反思,民主党所主张的秩序精神,其边界何在?比如说包括移民,包括LGBT,此类保护少数群体权益的秩序,其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

 

 问答环节

 

陈少明教授点评说,王博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内容非常详实丰富又非常有洞见的报告。陈教授进一步说明“秩序”这个词何以能够成为一个标识性概念。他说,“词”与“概念”不是一回事。一个词一开始是为了标示出某种现象而使用的,在认识这个现象的过程中有了一些内容,逐渐概念化,但是严格的概念化需要一番人为的切磋琢磨。在讨论标识性概念时,主要是要通过一个词来了解更广泛的内容,并通过梳理,将这个词雕琢成一个概念。

 

陈教授还表示,王教授给张岱年先生的“秩序”定义加上“命名”,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命名”,我们就没法讨论,诸多秩序也就无法进入思想当中。最后,陈教授补充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秩序中被定位的,所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的问题。”

 

夕阳的余晖在窗外安静地流淌着,思想在讲学厅内碰撞出火花。

 

有同学问,《尚书》的主题是“政治的秩序化”,然而“政治”一词本身就存在秩序,这样的说法是否同义反复?王教授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然而人们也需要经历从家庭到村落再到城邦的共同体演进,这是一个不断秩序化的过程。

 

 

有同学问,中国电视剧多涉及复杂婆媳关系、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而美剧更多呈现的是家族当中不同的几代人的自由平等的生活日常,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王教授感慨道:很多人都说中国人重视家庭,西方人不重视家庭,这是个很荒诞的说法。只能说中西方存在不同的家庭秩序,不能说西方人不重视家庭。西方很多电视剧,父母为了救孩子,可以背叛国家。其实无论中西,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超越国家的。

 

有同学问,秩序是先于所有人客观实在的,还是被我们所建构出来的?如果秩序是客观实在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主观的视角来发现一个共同客观的秩序存在?王教授答:有不同的秩序精神在,有不同的秩序形态在,我们就很难说它是完全客观的。比如在儒家叙事中,秩序是圣人制作的,而且不是凭空制作,而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又如,康德认为人有先验感性,天生就有某种秩序感。换言之,“秩序”没有绝对的主客观之分。

 

有同学问,“死亡”或“自杀”是不是道家“生命”这一关键词之后的边界所在?如何看待“死亡”或“自杀”在秩序中的作用?王教授笑道:“我是真不愿意想死亡的问题,更不愿意想自杀的问题。”他补充说,很多秩序会通过塑造对立面的方式强化自身。比如儒家塑造桀纣,还有蚩尤,通过这些反面人物的社会性死亡的程度,可以辨识一种秩序的包容度,或者辨识这种秩序的边界所在。

 

有同学问,作为一个大学生要怎么样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个人秩序?王教授笑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活得很没志气吗?还有什么?但是你开心吗?就这样活下去嘛。”全场掌声雷动,或许同学们感受到了道家秩序精神开放而包容的力量……

 

讲座合照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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