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乡约

作者：曾天然（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廿四日壬戌

          耶稣2024年12月24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传统乡约是古代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既是乡村民众的自治性组织，也是进行传统教化、化解纠纷、实施互助、规范乡民行为的重要规范。在新时代，传统乡约在乡村治理中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乡约传统传承儒家优秀法律文化

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来看，乡约是儒家文化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产物，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以推行道德教化为目的，乡约在推行道德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乡约的推行是以士大夫阶层的壮大为基础的，宋明以后，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以及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乡约的重整成为士绅们的重要使命。他们意识到，利用国家的正统礼教文化来改造乡村社会，教导民众理解善恶标准，循礼而行，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北宋时期陕西蓝田民间儒家士绅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其后朱熹对《吕氏乡约》进行修订形成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到了明代，乡约受到朝野的共同推崇，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不仅承继了宋代《吕氏乡约》的基本宗旨——“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更是寄望于通过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纽带，协商解决乡村生活中的问题。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还对潮汕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弟子薛侃等士大夫，提倡“知行合一”，这种理念在乡约的推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薛侃的《乡约》传承了上述乡约的教化精髓，不仅强调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的家庭伦理，还明确了违犯教化的一系列不当行为，如“毋以妾为妻，毋以下犯上，毋以强凌弱，毋以富欺贫”，这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更是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在《乡约续议》中还提到“良知”概念，更是强调人心的自然觉悟，鼓励乡民自觉遵循道德标准。通过乡约建立的儒家伦理，旨在构建邻里和睦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乡村风气的改善。传统乡约的创制与运行植根于乡土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仅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更是对地方性文化的认同与凝聚，承载了儒家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但是，乡约的推行与地方士绅有非常大的联系，其成效也受制于个人的因素影响。

乡约传统推动乡村自治

乡约作为一种法律文化，是对地方治理的制度化安排，通过制定规范、约束乡民的行为，促进了乡村的自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乡约的发展历程来看，乡约就是乡村士绅通过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促使统治者对其倡导的自治行为给予赞赏与鼓励，并进一步通过国家制度保障其自治实践。最早的《吕氏乡约》中就设有约正，负责记录乡民的善恶，以示奖惩，体现了乡约的自治性。明朝中期，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基层的管控，乡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推行。在潮汕地区，薛侃的《乡约》中所设立的组织架构更加明确具体，体现了乡村自治组织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他在《乡约》中规定了具体的组织形式和职能：“各约置四籍，一书约众姓名，一彰善，一纠过，一纪约中公费出入，约史掌之。”乡约的组织架构中，设有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等职务，各司其职，确保乡约能够有效运行。此外，乡约的组织职能也在《乡约序》中得到了进一步阐明：“乡立约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决，约正司训诲，约史主劝惩。”这些职能的划分，使乡约的组织结构与地方官府之间形成了“乡约—总约—县”的链接，不仅增强了乡约的权威性，也为其获得国家权力的保障创造了条件。这种联系使得乡约不仅仅是地方自治的工具，更是沟通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桥梁。这种自治体系，是在国家认可下的自治，是国家统一治理下的基层治理，这种结构不仅强调了乡民的参与，还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较为严密的治理体系。但到明末以后，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的管控，乡约成为官府治理地方的重要组织，其自治性也受到了官府的干预。

乡约传统推进互济赈灾

《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不仅是对人际关系的描述，更是社会互助精神的体现。传统乡约中的“患难相恤”部分，专门针对邻里之间的友爱互助制定了详细的规范。这一条款不仅是对道德行为的呼吁，更是对具体行动的指导，体现了早期社会中守望相助的精神。《吕氏乡约》中规定了“患难相恤”，同约之人当遇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妄、贫乏之情形时，须守望相助，《南赣乡约》也继承了“患难相恤”的约文。薛侃的《乡约》同样强调了“患难相恤，婚丧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重要性，还在修筑堤防的乡约中体现了互助精神。在潮安县庵埠镇郭陇乡的凤廓古庙中，还保存着一块万历年间的《桑梓碑记》，碑文中明确规定了禁止“破塭网利，砌溪侵渔”的规则。这些乡约不仅是对资源的保护，更是对乡民互助精神的弘扬，强调了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乡民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在互济赈灾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乡约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基层自治精神，推动了儒家正统思想在乡村的渗透，对乡村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也不乏启示意义。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传统乡约中挖掘文化资源，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多元乡村共治秩序。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发扬乡约的自治精神，调动乡村各方力量参与乡村自治；法治是手段与保障，乡村治理要依法进行；德治则是动力与愿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等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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