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礼·乡约：明人的思想与实践浙大马一浮书院“经典与文明”对谈

来源：“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廿四日壬戌

          耶稣2024年12月24日

乡礼·乡约：明人的思想与实践

浙大马一浮书院“经典与文明”对谈

（第三期）

2024年12月6日，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经典与文明”对谈第三期“乡礼•乡约：明人的思想与实践”在书院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探讨明代士大夫、读书人在追求“致君泽民”理想时，如何通过改革乡礼、举行乡约来践行化民成俗的理想，并表达其家国情怀。活动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主办，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大学图书馆协办。对谈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主持，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解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章毅等嘉宾，分别从思想史、礼经阐释、礼仪规范与乡礼实践的互动情形等角度进行深入讨论。

讲座伊始，马一浮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进行了简短致辞。张教授首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介绍了书院举办这次“经典与文明”对谈活动缘起：旨在加强文史哲学科的学术交流和联动，建立超越学科的互动关系。本次对谈正是在回顾学界有关明代经学史、制度史和民间礼仪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明代礼经阐释、礼仪规范与乡礼实践的互动，探索打通不同研究脉络的可能。

主持人杜正贞教授具体介绍了本次对谈选题的意义。杜教授指出乡约包含礼仪的规范，同时也是士大夫居乡的实践，包含他们建立乡村社会秩序的追求，体现了经世思想。乡约沟通国家和普通民众，它的内容有圣训六谕等、又与里甲、保甲等国家制度有关，对民众观念和民间习俗的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宋代的蓝田吕氏乡约开始，乡约的传统以及它背后关涉的各种问题一直存在，明代在整个乡约的发展过程当中又是非常重要的阶段。本次对谈由主题发言和对谈交流两部分组成，解扬教授、刘勇教授和章毅教授，分别从思想史、经学史以及社会史的角度，为我们呈现对明代乡约的理解。

在思想史中理解明代的乡约

解扬教授从传统思想史的角度，以“在思想史中理解明代的乡约“为题”，通过对“敬”与“静”等观念的梳理，特别是将理学发展的脉络与乡约的实践相结合，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探究“乡约”形成与发展的学术渊源。

在明代，乡约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形式，其兴起与江右王门的学术传承和地方宗族实践密切相关。聂豹推动的永丰乡约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邹守益则通过讲会活动和书院建设推动乡约的发展。乡约的特点包括依法治乡、民主管理、以诚信为本等，其在明代地方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经历了变化。邹守益的乡约以明太祖的圣谕六言为范本，强调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重要性。他鼓励大家学习并遵循这些祖训，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秩序。邹守益的乡约有两个传统，一是王阳明在江西做的南赣乡约，二是榕城乡约，这两个传统被后继者继承和发展。陆粲在江西永新知县任上主持的《永新乡约》以六谕为核心，体现了乡约与国家层面精神指引的结合。陆粲、聂豹和邹守益的例子展示了他们与王阳明乡约模式的紧密联系，形成了江右乡约的传统。

宋明以来，思想界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处静思想传播脉络，从周敦颐到陆九渊，再到聂豹、胡居仁、罗洪先等人，都体现了这一脉络。朱熹强调敬字的重要性，认为敬是修养工夫的核心。敬与静的关系体现在行为上收敛专一，也体现在静态的静坐上。周敦颐的“静”论有三个层次：首先，静是动的本源；其次，静具有功夫论意义；第三，静具有实践论意义。敬与静的结合在江右学者中得到了体现，如胡居仁、聂豹和邹守益等人的思想和行动中。王阳明的实践论意义在于他将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通过用兵和格物致知的结合，体现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尽管聂豹、胡居仁和邹守益等人的乡约文本中难以看到这种结合，但从师承脉络中可以追溯到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在理解明代乡约时，我们应将思想和行动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互诠释。乡约的生成和实践背景中，我们应深入探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历史现象透视本质，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上的组织和社会治理形式。

明代礼经、礼制

与乡村礼仪的互动

刘勇教授以“明代礼经、礼制与乡村礼仪研究的‘贯通’”为题，在演讲中通过回顾明代礼书的经学史研究、明代乡村礼仪与国家礼制研究的历程、观点与方法，探讨“贯通”视角和自觉意识对沟通不同研究脉络的可能性。

在对明代礼书的经学史研究回顾中，刘教授首先指出研究者需要具备明确和自觉的历时性变化意识，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是在历经诸如乾嘉考据学、近代经学解体与经学史兴起等重要变化之后，再去谈明代的经学、礼学。这是一种“贯通”古今之变的自觉和出发点。

刘教授接着从目录学角度简要介绍了近百年来经学史视野下的明代礼学研究历程，并着重介绍了1995年小岛毅教授《明代礼学研究的特点》文中的两个看法：一是明代并非没有礼学或礼学萧条，只是没有乾嘉考据学定义下的礼学。明代有着大量回应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仪礼》学实践指南、手册，正是那些后来被《四库提要》定义为“杂礼书之属”的作品。为此，研究者必须突破《四库提要》将明代《仪礼》之学与“杂礼书”分开所造成的思维阻碍，才能对明代礼学形成正确理解。二是对明代礼学研究新视野的展望和示例，如使用各地方志所流传下来的“杂礼书”史料来探究当时地方官和乡大夫如何实践于乡间，就可以把新视野带入以前动不动就被轻视的明代礼学研究领域。

刘教授补充指出，就小岛教授提出的第一点而言，可以借用宋明理学的“体-用”观点来看：传统经学注疏形态的明代《仪礼》之学是“体”，而所谓“杂礼书”则是“用”，“体”和“用”是一源的、无间的，是不可分割的。对此，只需回到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所形成的结构中去，就能看得很明白。用生活化语言来表达就是：明代没下乡的是传统《仪礼》之学，而下了乡的《仪礼》之学就是后来的所谓“杂礼书”，但其实当初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贯通”，是对《四库提要》区分割裂明代《仪礼》之学与“杂礼书”的必要“贯通”。就小岛教授所提示的第二点，刘教授指出，只需将其中的“方志”二字，换成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民间历史文献”，就能捕捉到经学史脉络中明代礼学研究的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方向是完全可以同明代礼制和乡村礼仪研究“贯通”的。

在对明代乡村礼仪与国家礼制研究的回顾中，刘教授采用编年方式介绍了自己阅读部分华南研究成果的心得体会。首先是2000年郑振满和陈春声教授在《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中强调的，由于明清“国家”是政治、社会与文化正统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应该特别重视王朝的典章制度，只有对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有着细致、深入、系统的理解，才可能在有深厚历史感的基础上理解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所谓基层社会研究才不至于流于浅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也才谈得上对“历史整体”的把握。同年，科大卫和刘志伟教授在《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一文中指出，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并强调指出：宋儒的礼仪改革，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国家承认民间有修建家庙形式的祠堂以后，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

接着，刘教授着重介绍了2004年科大卫教授在《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回顾从乡村礼仪研究“贯通”到明嘉靖朝国家礼仪改革的经历：“把这些零碎的事实合起来是个意外。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因为要找湛若水的资料，翻阅了一本英文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到嘉靖年间的‘大礼议’。更列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争辩中支持嘉靖皇帝的几名大臣：桂萼、张璁、方献夫、霍韬、湛若水。我几乎不能相信！不过一下子整段历史清楚了：霍韬、方献夫在家乡建家庙，不止是个祭祖的活动，也是个政治活动。‘大礼议’牵涉到整个‘孝道’的问题，在礼仪上，建家庙变成表达‘孝道’的办法。所以，‘大礼议’不单是朝廷里的斗争，而是整个祭祖礼仪上的变化。这样一来，嘉靖年间宗族的变化可以解释了。”刘教授很形象地将这个情节称为“科氏版豁然贯通”。朱熹《大学章句》“格致传”阐述“即物穷理”哲学时承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香港新界研究、珠三角霍韬家族、方献夫家族、陈白沙礼仪改革研究等“零碎的事实”，就是科教授“用力之久”的“穷理”活动；“合起来”“意外”“几乎不能相信”“一下子整段历史清楚了”等等表述，正体现了“一旦豁然贯通”的突兀、惊喜与震撼。

科教授还指出了这个“意外”“豁然贯通”的深刻社会和教育背景：“注意到‘大礼议’对我的冲击，是因为我们20世纪60年代后期念大学的人，在研究方向上找农民斗争来作对象，是当年反潮流的表现。”同时他还强调：“发现宗族制度演变的因素不只在民间，而同时在朝廷的政治，使我知道研究社会史不等于逃避政治史。在研究宗族的同时，需要面对族群问题的研究，这个感觉更明显。”

刘教授随后介绍了2007年陈春声教授《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礼仪重建》一文中关于国家正统礼仪行为在地方社会的推行与民间“习俗”受到王朝承认（敕封）从而具有合法性的讨论，以及2021年陈教授在《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一书结语中，对地方士绅和读书人在“贯通”儒学经典、朝廷礼制与地方风俗习惯过程中的关键性角色的强调。同年，郑振满教授《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一文提出“对口型”方法：将民间历史文献中的人、事、理，分别与现行制度、儒家经典、人情世故相对应，找到其合法性、合理性、实用性依据，“只有把民间历史文献纳入特定的国家制度、儒家经典和历史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

最后，刘教授强调将“贯通”意识融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明代礼经、礼制与乡村礼仪自身是一套“贯通”的系统，研究者需要在学科畛域、视角思维、自我省思等方面具备“贯通”自觉意识，警惕明代礼书研究中充斥的评判式经学史取向与乡村礼仪研究中泛滥的地方特性取向，提倡在认真回顾和总结以往研究“成功的经、踩过的坑”的基础上，坦率面对“一旦豁然”不确定性的挑战，努力追寻既具有解释力又蕴含同情式理解的“贯通”研究取向与自觉。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乡愁

与地方性

章毅教授的报告着重通过明代士大夫的出处选择和乡愁情感来考察他们社会身份的地方性，为理解明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

章教授首先引用了明代大儒王阳明《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中“君子之道，出与处而已”的论断，认为明代的士大夫经过科举的甄选，虽然把“出仕”作为最重要的职业取向，但同时也注重在“出”与“处”之间保持平衡，“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阳明此文写于贬谪龙场驿丞的正德初年，正体现了他对出处之道的深刻思考。章教授认为，明代士大夫的“处”并非简单的退隐，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居乡建设的内涵，这正是乡礼、乡约等举措得以实践的基础，而退居乡野却仍投身乡治的行为，其动力则根植于士大夫以儒学“经世”的基本精神。

章教授接着以李梦阳《繁台饯秦子》诗为例，解释了明代士大夫“乡愁”观念的双重含义。李梦阳生于甘肃庆阳，长于河南开封，曾以乡试第一人中举，年甫弱冠即获进士功名，在明代中期的文坛享有盛誉。只是他的仕途并不通畅，在不到20年的仕宦经历中，就曾因得罪“势要”而多次下狱，最终在中年遭受贬谪。《繁台饯秦子》是李梦阳谪居开封时为进京赴任的好友（秦金）所写的饯别之作。该诗以“异地同为客”开头，表明作者身为陇人而“闲住”异乡，也点明好友以吴人而远赴京师，同样都是“异地”之“客”，因此“雁引望乡愁”，都有着远离故土的愁绪。章教授提示，明代士大夫由科举入仕时均须遵循原籍回避的任职规则，这是作为思乡之情的“乡愁”普遍存在的制度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乡愁中的“乡”并不仅是一个地理单元，当它与“都”相互对照时，也是士大夫用来调控“出处之道”的文化空间。李梦阳在诗中就用“云连去国目”来和“雁引望乡愁”呼应，表达了因贬谪而远离国都的“去国”之思，同时在诗歌末句（“还共李膺舟”）又用东汉名士李膺的典故自勉：在退处之时仍须保持经世之志。

章教授随后用明代中叶一个相对普通的藩省官员汪奎作为例证，梳理了明代士大夫从科举入仕到致仕归乡的全过程，进而探讨了士大夫在“入朝”和“居乡”之间身份转换的社会意义。章教授通过《明实录》、《新安文献志》及多种地方志的勾稽和比对，描述了汪奎从成化二年（1466）进士到浙江道监察御史的任职经历，同时也勾勒了汪奎因直言进谏而被贬西南，又以“公平勤慎”的风评而最终升迁贵州巡抚的过程。章教授通过分析正德刊本《重修汪氏家乘》，说明汪奎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而致仕归乡之后，其最主要的工作即是用修谱的方式来表达敬宗收族的乡治观念。汪奎的《重修汪氏家乘》汇集了34个宗支、223个派别，记录了近12320人，分布在以徽州府为中心的25个县的92处居地，其中包含了“一本万殊”的理学原则，也体现了将精英政治融入基层治理的意图。

在讲座的最后，章教授对“地方性”进行了理论反思：普通读书人经由科举从乡里进入朝堂，在经历长期的仕宦生涯之后，通过致仕又复归乡里，正是这种社会流动强烈塑造了士大夫的地方性。士大夫身份的起伏循环，也造就了上下之间的文化流动，使得乡里与朝堂之间产生了一体化的文化关联。与此同时，士大夫在“用行”与“舍藏”之间所秉持的弹性，也使得乡里具有了一种文化自足的意味，而这正是一系列乡治举措得以有效实施的生态环境。

在对谈交流环节，各位老师就为什么清代乾嘉考据学对明代思想学术批评性的认识甚至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代思想史发展的脉络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从历史人类学、书目学、经史传统、社会制度史、近代学术发展史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实证主义传统等方面进行了解读，重点讨论了杂礼和仪礼的关系以及礼仪下乡的问题，解释了文化整合的进程中，中央王朝的礼仪与地方性的百姓日用乡礼之间的沟通，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由哪些人通过怎样的形式实现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