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虽然儒家宪政这个在思想界影响颇大的争论，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显得有些遥远甚至艰涩，但是，其毕竟引起了“传统如何回归”、“民主宪政如何演进”的一系列现实话题。所谓“理愈辩愈明”，于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褒扬还是批判，其实都深具力量、别有意义。毕竟，有时候，争鸣的价值是要大于观点的价值的。有鉴于此，在上期评论周刊刊发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对于学者秋风（姚中秋）儒家宪政主张的商榷文章之后，我们本周继续刊发秋风先生的回应文章；同时，本地学者姚轩鸽亦就此事表明态度，在此一并刊出。 



　　因为不满意二十世纪主流历史学之普遍倾向：援引外国历史分析框架，站在中国文明之外甚至之上，以到达历史终点之审判者姿态，居高临下地书写中国历史。在这样的视野下，中国文明一片漆黑，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由这样的历史必然得出下面的结论：中国要新生，必须全盘摧毁传统，从头再来。 


　　延续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理念，我尽可能从中国文明内部的视野观察、记录中国文明演进之历程，以此探究华夏—中国治理之道。为此，我借助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分析工具解读经文，试图重构华夏文明之开端期与古典文明鼎盛期之文明图景。 


　　古典历史学才是完整的历史学 


　　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当致力于以知识提升人之生命，令人更有尊严和幸福。为此，历史学当生产对今人“有意义”的知识，也即，借过去之人、事、制度，向今人揭示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生活 


　　刘文瑞教授恰恰对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提出批评，认为我过于轻信传世文献，美化古典时代，由此所拼接出来的古典文明的图景，也未必可信。 


    或可确定，刘文瑞教授是站在现代历史学角度进行批评的。历史学实有两种：古典的与现代的。其对待历史之态度大为不同：一种采取“监”的态度，周公即十分明确地进行了这样的历史学研究。秉持这种心态的人们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当成今日行动之“先例”，并相信其中有道，或者正面呈现道，或者负面呈现道。而道是永恒的，因此，“先例”至今日仍然有效，可作为创制立法之材料，或应予以避免的陷阱。“资治通鉴”一词就是对古典历史学性质的最好概括。 
    

　　现代历史学则采取实证态度，它相信，历史已成过去，对今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历史学的职责仅为，弄清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管发生过什么，跟今天都没有关系。经由此种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是一种纯粹科学的知识，仅满足后人作为旁观者的好奇心。据此历史学理念，历史研究应尽可能完整，要还原历史的完整途径，因此，除了探讨立法者、统治者在做什么，还应当探究普通人日常如何生活。 


　　实证的现代历史学当然可以生产一些有趣的知识：四千年、三千年前的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普通人如何吃喝拉撒睡。但历史学若仅停留在此层面，终究不算完整。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当致力于以知识提升人之生命，令人更有尊严和幸福。为此，历史学当生产对今人“有意义”的知识，也即，借过去之人、事、制度，向今人揭示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生活。就此而言，现代历史学是半拉子工程，古典历史学才是完整的历史学。 


　　因为关注意义，古典的历史学重视传世文献。在中国，讨论古典文明，就以五经为本。司马迁是这样做的，他依据六经写作《史记》之五帝本纪与夏、商、周三代本纪。我重复司马迁的做法，试图在现代重回古典的历史学范式。我相信，唯有借助五经，我们才可了解、体认古典中国的人、事、制度之意义。现代人迷信考古材料，问题是，考古发掘的器物、纹饰甚至文字，本身不能说明什么，唯有将其置于文明框架中才可获得意义。而这个框架，只能通过传世文献构建。 


　　圣王与华夏治理之道 


　　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华夏天下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每个王都具有尧、舜、禹、皋陶那样的美德和智慧。但是，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相信，尧、舜、禹、皋陶确实具有那么伟大的美德和智慧。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说，华夏文明就是他们创造的 


　　当然，刘文瑞教授反问：五经所记之历史可信吗？更具体地说，华夏文明开端期之圣王，与文、武、周公创建的礼乐文明，真如五经所呈现的那么美好吗？现代人总觉得，那些都是先秦、秦汉之际儒家编造出来的、寄托其理想之乌托邦，绝非历史实情。 


　　毫无疑问，在五千年、四千年前，有几十、成百的王为华夏天下之共主。他们在位时之作为，有好有坏，共同体对他们的记忆当然也就大不相同。群体性记忆会进行甄别、筛选。经由记忆的筛选，尧、舜、禹、皋陶等圣贤被凸现出来。逐渐地，华夏文明、华夏精神、华夏治理之道人格化于他们身上。 


　　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华夏天下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每个王都具有尧、舜、禹、皋陶那样的美德和智慧。但是，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相信，尧、舜、禹、皋陶确实具有那么伟大的美德和智慧。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说，华夏文明就是他们创造的。其他王也在活动，但他们只是维持现状，或者无所作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尧、舜、禹、皋陶等圣王则凭借着美德与智慧，在各种领域中创制立法。华夏文明、华夏天下就是凭借他们所构造之礼制而成长发育的。他们就是古典华夏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探索那个时期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今人对古典历史的认识因此将会更为丰富。但是，血肉再丰富，骨架仍是骨架：华夏文明演进史之大框架，不会因为图景变得丰富了而不再存在。 


　　由此开端期继续演进，形成周的礼乐文明。其生活之优雅，其治理之智慧，令人叹为观止。在此过程中，文、武、周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由此上溯，五经所记尧、舜、皋陶、禹、汤之创制立法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环节，与周的礼乐文明构成合乎逻辑的时间上的因果链条，因而其可信性是无可置疑的。 


　　儒家宪政之意涵 


　　现代人的偏颇在于，把秦制当成中国政治传统之全部。我不否认这个传统之存在，我只想告诉人们，中国还有另一传统，古典的、宪政的传统 


　　我如此撰写历史的目的，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获得一些关于五千年前、三千年前在华夏大地上生活的人们的一般状态的知识，而仅为探究、体悟华夏—中国治理之道，它形成于古典，但超越时间限制，是永恒的。这个华夏—中国治理之道极高明而又极平实。道是整全的，包括信仰、价值、生活方式等等，若聚焦于政治，也即治理结构，用现代术语说，圣王所呈现之华夏治理之道，就是宪政之道。 


　　因此，宪政就是中国的治理传统。那么至少从理念上说，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宪政就不是纯粹外来的，而是华夏文明内在具有的。当然，我反复说明，中国不止这一个传统。秦开创了另一个传统：君主专制。因此，中国有两大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传统：古典的周制传统，秦制传统。现代人的偏颇在于，把秦制当成中国政治传统之全部。我不否认这个传统之存在，我只想告诉人们，中国还有另一传统，古典的、宪政的传统。这个古典的宪政传统，让现代中国的思想者、立法者完全可在中国文明内部构想宪政，此即华夏宪政。 


　　也可以说是儒家宪政。华夏治理之道见之于五经，研读五经必须借助儒家。因为，孔子删定六经，两千多年中，六经皆由儒家传授、阐述。孔子在传授六经中形成一些独特的思想，是为诸子百家意义上的儒家。但六经之学才是儒家之学的本源所在，儒家固为诸子百家之一家，与六经的特殊关系让此家不同各家。于是，五经所呈现的华夏宪政也就成为儒家宪政。孔子以降，儒家就是中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宪政化力量，儒家士君子以各种方式驯服皇权。 


　　因此，儒家宪政命题首先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它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揭示中国五千年历史。如果儒家这个中国文明之主体性力量是黑暗的，那如何解释中国文明之优美、高贵？同时，这个命题也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建立民主、法治，不当以摧毁儒家为前提。相反，儒家复兴对于中国建立优良治理秩序，具有重大正面意义。中国的、现代的、稳定的优良治理架构，当在保持知识和政治上的对外开放性之同时，于中国文明之体内构想、营建。它应当是五千年绵延不绝、且在孔子之后由儒家所守护之中国道统的现代展开。这一点将赋予那新的治理秩序以文化、历史的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是秩序之最深层保障。 


　　儒家与宪政：风马牛岂能相及 


　　作者：姚轩鸽 

　　笔者也是哈耶克著作的受益者之一，秋风作为译者为中国引进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功德，大家都记在心里。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我之所以不赞成秋风兄从儒家传统寻求中国宪政之路的选择，既是因为儒家与宪政的核心价值根本不搭界，二者治理社会的价值观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立和冲突的；同时也因为，即便要从传统中寻找宪政的积极因子，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儒家。很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由儒家一家构成，至少还有道法两家。但是从儒法分歧可见，其主要争议在于以怎样的原则实行专制，而不是要不要专制，这一点必须明白。 


　　所以，秋风试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基因，我以为无异于缘木求鱼。西周社会显然是被美化了，西周不过是“专制政体下的联邦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已；战国时期是“专制政体下的邦联制”，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已，也因此而被孔子视为“礼崩乐坏”。事实上，先秦时期中国社会运行的专制政体与其后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并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后来的专制更加严密更加残酷罢了。 


　　道理很简单，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水火不容的，根本不可能存在专制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的专制主义。当然，对于孔子的思想贡献，任何理性的研究者都不会熟视无睹。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主张专制主义，因此，就其总体思想而言，是弊大于利。而且我认为，孔子思想中的真理颗粒，唯有在民主宪政基础奠定之后，才可能展现其积极的光彩，在此之前，任何对它的推崇都可能事与愿违。也因此认为，“五四”开创的人道自由之路是大道，是未来的希望。现实中的一切灾难，其根源恰恰在于传统中诸多极恶思潮的泛滥，并不在于是否反传统。而且，也不仅仅在于一种理论，它是多因素构成催生的。 


　　基于此，笔者对“秦始皇之前的儒家从来没有配合过专制”的观点也认为很存在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孔子的“克己复礼”，不过是渴望从战国时期的“专制政体下的邦联制”回到“专制政体下的联邦制”，即西周社会的专制政体。这不仅是儒家在配合专制，而且是主动配合。所以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要彻底走上宪政之路，必须用自由主义精神全面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儒家，更应包括各家各派，都应改造。或许就此而言，秋风正在尽着自己的本分。可惜的是，他仅仅在儒家一派的“污泥”之中，企图寻找不染的“宪政”之藕。而且，为此痴狂，毫不顾及言说的时机与可能的恶果，也不惜“牵强附会”地自圆其说。
 

回顾 


　　刘文瑞观点摘要 

　　1.“儒家吉位在野不在朝”。当今更需要警惕的是那种所谓“顶层设计”的呓语。如果有人把秋风的“华夏治理秩序”当作古代的“顶层设计”，就可能事与愿违。 


　　2.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传统当做废墟清理干净，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视传统而走向现代。从这一意义上说，秋风的呼吁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这也是值得尊敬的。问题是，传统究竟是怎样的传统？如何赓续，才不会坠入“一厢情愿”之中？ 


　　3.秋风的“以经为史”没有质疑，只有崇信……其著作中，似乎看不到学者必需的证伪精神，考辨也极少，把《尚书》及其古人注疏作为信史，简单地把现代学术争论看作庸人自扰或者别有用心的造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回避质疑。 

                              原载：2012年09月15日 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