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背景

作者：赵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廿五日癸巳

          耶稣2025年1月24日

王国维在清华授课时曾条理过《尚书》学演进脉络：“《尚书》今古文皆已绝，惟因汉儒之说，略存一二而已。自晋梅赜《伪孔传》盛行之后，历六朝隋唐不改，唐且为之疏，而《伪孔传》遂定为功令矣。”（吴其昌《观堂尚书讲授记》）王国维叙伪孔经传之产生及其流传，言其“（晋时）盛行之后，历六朝隋唐不改，唐且为之疏，而《伪孔传》遂定为功令矣”。此说要言不烦，孔传本盛行于两晋南北朝，隋朝亦然，至唐初修五经正义为之注疏，后作为科考之标准。孔传本《古文尚书》经清儒定伪以后，《尚书》学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搜罗更多造伪证据、讨论作伪者等方面，关于此本编纂（生成）背景、流传与确立过程的认识则基本上停留在王国维所揭橥的层面上。实际上，结合西晋前后经学的实际来看，孔传本《古文尚书》的编整有其经学脉络和内在理据。

《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次遭遇损毁遗落，无论是宗周之《书》，还是儒家内部所传之《书》，均未能完整流传下来。究其原因，孙星衍有“七厄”之说：“一厄于秦火，则百篇为二十九；再厄于建武，而亡《武成》；三厄于永嘉，则众家《书》及《古文》尽亡；四厄于梅赜，则以伪乱真而郑学微；五厄于孔颖达，则以是为非，而马、郑之注亡于宋；六厄于唐开元时，诏卫包改古文从今文，则并《伪孔传》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于宋开宝中，李鄂删定《释文》，则并陆德明《音义》俱非其旧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黄汝成集释，栾保群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经典释文序录》：“汉始立欧阳《尚书》，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

永嘉之乱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诸家之《书》经此之乱均遭受巨大损失，但言其“灭亡”则显然过激。细检《隋书》《新唐书》，《隋书·经籍志》载：“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并且，《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尚书逸篇》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徐邈注《逸书》三卷。如此，《书》经永嘉非尽亡。正因如此，《尚书》学史上所主张的孔传本《古文尚书》“造伪者”并未以永嘉为节点，多推定为三国、西晋时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者如王肃、皇甫谧等。反之，认为东晋人造伪者，所论则多不可信从。换言之，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同永嘉之乱，众《书》皆亡并无直接关系；其有关联者，在众《书》皆亡使孔传本立学之后缺少系统全面的“辨伪”参照。

既然因永嘉丧亡而“造作伪篇”之说不能成立，那么孔传本《古文尚书》又因何出现？重审东汉魏晋经学演进的大背景，能够有所发现。首先，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与后汉以来古文经隆兴之势同步。孔安国在孔壁古文保存上的重大贡献，及其治《尚书》学的身份，使其在《古文尚书》学上具有了象征性的符号意义。托名而成的“孔传”为抗衡伏氏《今文尚书》学，将《古文尚书》经传之学溯源至孔安国，既彰显了其在《尚书》学上的重要性，又满足了后世古文学者的一种“应然”期待。其次，孔传本的出现与西晋时期的经学观念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孔传本《古文尚书》属于西晋经典续、补观念及其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两汉以来，不乏创经、拟经、广经、续经、补经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关于创经、拟经、广经、续经、补经问题的分析详参《波动的权威 游移的道统——经典化视域下儒家创经、拟经、广经、续经与补经现象》，《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具言之，王充即主张“袭旧六为七”，倡言“创经”。就其主张的内容来看，实则为“续经”。《论衡·宣汉》篇言：“俗好褒远称古，讲瑞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使尧、舜更生，恐无圣名。猎者获禽，观者乐猎，不见渔者，之心不顾也。是故观于齐不虞鲁，游于楚不欢宋。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矣。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王充认为唐尧、虞舜、夏代、殷代的事情，经籍上皆有所载，但经书上并无汉代之事，所以很多人觉得汉代不如以上诸朝。若是汉人中有擅长文章之士，将汉代的历史写成经传，那就可以像《尚书》《春秋》一样受到重视。儒者尊崇并研习这些经传，将使其接续原来的六经而成为七经。如此，则从汉章帝上推至高祖都是圣王了。

王充的主张在西晋孔衍那里得到了“实现”。《晋书·儒林传》载孔衍：“字舒元，鲁国人，孔子二十二世孙也……衍少好学，学十二，能通《诗》《书》……明帝之在东宫，领太子中庶子。于时庶事草创，衍经学博深，又练识旧典，朝仪规制多取正焉……衍虽不以文才著称，而博览过于贺循，凡所撰述，百余万言。”孔衍所谓“撰述百余万言”包括《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史通·六家》载：“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孔衍所续之书又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艺文志》，则其续《尚书》之事确然，而其书唐人依旧得见。孔衍的续经，就其路径而言，实通过“拟经”来试图造作“新经”，其背后所关涉者为西晋人的经典观念。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孔衍的“续经”行为，我们都不能否认，在晋人眼中，经典的经传绝非不能改移补足，虽然经典有其恒久属性，但同时具有代际性，两者之间似乎并不矛盾。

除了孔衍的续经，西晋经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是“补诗”。众所周知，《六月》序、《礼记·乡饮酒礼》及《燕礼》均有《笙诗》六首，即《南陔》至《由仪》，今《毛诗》系统中但存六首之序，而毛、郑时已言“有其义而亡其辞”。换言之，如果认为“笙诗”有辞，那么，汉代所传之《诗经》实为残经，至晋亦然。晋代儒者多起而补之，以缀旧典，如束晳尝作《补六诗》，《文选》李善注载其序：“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又李周翰注引王隐《晋书》载：“束晳，字广微，阳平人也。贾谧请为著作。尝览《周成王诗》有其义亡其辞，惜其不备，故作辞以补之。”束晳《补六诗》见录于《文选》，其所补，参酌《风》《雅》经意，连类为篇，同《诗经》不无差距。除了束晳，西晋学者中补《诗经》者，还有夏侯湛等，《世说新语·文学》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注云：“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

据朱彝尊《经义考》“拟经”类统计，后世补笙诗者，代有人在。《文史通义·经解下》论曰：“束晳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虐，称为拟作，抑亦可矣。标题曰补，则亦何取辞章家言，以缀《诗》《书》之阙也？”以原教旨经学家的立场观之，无论是汉人的创、拟，还是晋人的续、补，均属“僭经”行为，愚妄至极。无论章实斋如何揶揄，晋人补经之事确然。汉晋儒生的经学实践告诉我们，当时的经典观念是相对开放的。

由此返观孔传《古文尚书》的编纂，后世定为“造伪”的行为只是这种“开放式”经典观念的一种“实践”，同当时经学潮流相一致。所不同者，《补笙诗》终究未能进入《诗经》正经当中去，而伪古文篇章及托名的“孔传”则后来者居上，最后成功“喧宾夺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孔传本《古文尚书》成立与流传形态研究”（23VJXG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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