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中的政治观

作者：郭君铭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十三日庚戌

          耶稣2025年2月10日

西汉大儒扬雄希望在儒道衰坏之世重光德政，他创作的《法言》表达了对世道民心的殷切关怀，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观。《法言》一书的思想精义，既是对传统儒家政论精华的阐释，也彰显出扬雄对所处时代政治难题的沉思与回应。

对人主体地位的重视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就如何看待天人关系问题，扬雄在《法言》中鲜明地表现出对人主体地位的重视。他的政治观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大众的关怀，儒家入世情怀在《法言》言语间得以充分展露。在扬雄所生活的时代，董仲舒的天论观影响着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人伦根基。董氏视天为至高存在，天子受命于天的观念被反复强化，先秦孔孟极力推崇的德治仁政思想窄化为君本思想。作为天的副本，人的尊严与政治地位退居到天与君的阴影之中。面对所处时代重天轻人的政治逻辑，扬雄提出自己的一系列重人观点。他在《法言·问道》篇中否认了世人所遵奉的天“雕刻众形”的提法，认为世上一切都是自然形成。他将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否定其意志性，指出决定吉凶的是人的道德而非天。这就冲破了董仲舒以来“人”为“天”之副本的政治理念，自觉地向先秦儒家人文主义回归，在客观上也是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观点的祛魅。

在讨论影响政治历史进程的天人因素上，扬雄以楚汉之争为例，明确指出项羽败在性格刚愎自用，而刘邦能善用众人智力以成事，因此战争胜负不是由天决定，而是靠人自己，根本上是人的问题，无关天意。这就充分肯定了人在政治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在西汉社会君权至上的氛围中，扬雄依然为居于下位的人臣争取政治地位。《法言·寡见》主张“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卫上，君念其赏”，充分体现了对人主体地位的重视。

扬雄否认天是主宰一切的造物主和有意志的人格神，弱化了“天”的主宰性，这使得他在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官吏与百姓关系上，更注重人的主导作用，把解决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立足点置于对大众百姓的关怀之上，体现了儒家政治的务实精神。

鲜明的民本色彩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注重德治仁政。面对矛盾日益激化、动荡不安的汉代社会，扬雄以儒家为宗，吸纳诸家理论之长，强调“审其思斁”的为政观。思，指的是思念；斁，讨厌、厌倦的意思。“审其思斁”的意思是，君王要审慎思考为政措施是让百姓思念还是厌恶，这一为政观的实质是将百姓好恶作为评判君王政治的标准，具有鲜明的民本色彩。

面对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的社会危机，扬雄主张君王富民而教。《法言·孝至》提出“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明道信义”，认为君王治理天下，主要责任是使百姓富裕，财力增加。他反对桑弘羊为增加国库收入，与民争利的做法。这是对孔子富民而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扬雄还主张君王要体恤民情。他在《法言》中盛赞召公不扰民的善举，歌颂召公在甘棠树下处理政务，倾听百姓声音的政行。扬雄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充满善政的社会，善政社会应该尊敬老者，爱护孤儿，使病者能够得到养护，死者能够得以安葬，男人有田可耕，女人有桑可采。这是对先秦儒家王道仁政思想的继承，与《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理想同声相和。

关于如何避免让百姓厌恶的“斁政”，扬雄以揭露社会弊端的方式发出警告。西汉后期，皇帝奢靡腐败，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其苦。扬雄指出当时“民有三勤”的现实。勤在这里是忧苦的意思。“三勤”就是指“政善而吏恶、吏善而政恶、政吏骈恶”这三种困扰百姓的疾苦，告诫统治者不要实施百姓讨厌的斁政。扬雄在《法言》中多次揭露官吏恶政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他抨击为官者豢养珍禽异兽夺走百姓的口粮，讽刺当时宫殿府第等建筑以帷幔修饰的奢靡之风，批评统治者扩建苑囿。扬雄列举种种恶政，意在告诫统治者身正爱民，体察百姓疾苦，实现吏治和社会政治的清明。

先教后刑的治理理念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儒家向来重视以教化行德政，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扬雄继承了先秦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他极为重视教化的作用，提出“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这里的觌，是看见的意思。扬雄认为百姓沐浴在崇德氛围中就会纯朴向善，总是看见实施刑罚就容易作奸犯科。在如何行教化上，扬雄特别强调君王修身的重要性。他在《法言·先知》中提出“躬工人绩”“身立则政立矣”等观点，意在要求君王加强自身修养，为百姓言行作示范，作天下表率，认为这样治理国家才会水到渠成。这一观点不乏理想主义色彩，显然与先秦儒家主张君王以身作则的观念一脉相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

扬雄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他重视教化但并不否定刑罚的作用。尽管他极力反对法家的重刑观，但他极力排斥的主要是过于暴烈残酷的惩罚手段。他在表达为政者要“导之以仁、临之以正、修之以礼义”的教化思想后，紧接着就提出“如有犯法，则司狱在”。这说明扬雄不仅强调以德治国，而且充分认可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强调的是二者的施用要讲求顺序，即先德后刑，认为人不可以未经教化就对百姓采用严刑峻法。这一理念不仅是对儒家教化论的继承，也是对秦汉时期儒法合流思潮的回应。

中和之政的政治理想

扬雄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符合圣人之道的“中和之政”。他在《法言·序》中提出“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认为确立为政之道、改善社会风气，最高的境界是行中和之政。中和之政的原则是圣人之道。在扬雄看来，偏离圣人之道的政治，就像太阳没在正午时一样，不能充分发挥其光明。扬雄还以制陶为喻，说明圣人之道是治理天下的中和之道。他指出，泥坯太干容易破损，太湿则难以成型，过干和湿都不利于成器，以此来比喻“中和”。

扬雄还特别强调行中和之政要关注“时”，即把握时机的问题。扬雄指出，政令在事前发布，实行起来才会顺利，事后发布就会很难推行。扬雄还以燕子为喻，强调对时机的把握。他说只有时机来时燕子才能飞来，而时机错过就会飞走。随后他又说，“非其时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他在此强调的是，施中和之政，抓住时机是关键。

扬雄主张要积极推行中和之政，追求实现上古先贤那样的泰和政治。至于如何理解“泰和”政治，他说：“其在唐、虞、成周乎？观书及诗温温乎，其和可知也。”所谓“泰和”，是和谐的意思。扬雄认为尧舜禹成汤时期，君王行中和之政，教化万民，为后世树立了温文和煦的美好政治典范。这种和谐政治理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