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世当如何？
作者：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载：《南风窗》2012年第19期 
时间：西历2012年9月13日 

  
　　对于中国来说，指向政治体制的改革仍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命题。而呈现激烈变化的社会，也急需一个重建方案。这些都需要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源。

　　在这个大背景下，儒家的努力越来越引人注目。它折射出来的一个抱负，就是重回政治和道德的“正统”地位。由此激起的相关构想和争论，隐喻着中国在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焦虑与迷茫。

　　很显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提法，孔子学院的运作，还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说的“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都有了一种全新的意味。而在未来，传统文化将以怎样一种方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中国的未来走向又将具有何种可能性，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猜想。

　　在今天，曾经被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所激进排斥的儒家想努力进入政治文化和道德的中心，这可行吗？围绕儒家的各种争论，又折射出了中国政治怎样的现实？

　　就此，《南风窗》记者分别访问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他们对于儒家的这场“复兴”，它的现实困境及可能的命运，中国在政治民主进程中注入思想资源的方法论，有着独到观察。

　　

　　孔子在世当如何？
　　

　　无法回应新问题的教义只是文物

　　《南风窗》：面对今天中国的种种问题，诸如道德滑坡、是非不分、心灵失序、意义迷失等等这些似乎要把社会推入“失败”境地的社会症状，很多人认为传统如儒家思想是一剂救世良方，您对此会有期待吗？

　　赵汀阳：我不太同意这样去反思儒家或者中国思想。比如说，我不会把儒家或者道家、法家看作是有着固定成分的救世良方，就像中医的古老验方那样。

　　《南风窗》：您这种思维和别人不一样，但让人看到了思考各种思想资源该如何介入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

　　赵汀阳：当我反思儒家或其他思想时，我宁愿这样去想象：假如孔子再世，给定今天世界的情况，孔子会怎么想？就是说，去想想如果孔子再世会如何反思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这样比较实在，也是更有意义的思想实验，是真正使儒家思想具有当代性的实践方式。凡是无法回应新问题的教义就只有文物功能。

　　《南风窗》： 那您觉得孔子会如何想？

　　赵汀阳：我猜想孔子在今天仍然会坚持“畏天命”，会继续“从周”，很可能会接受自由观念，会纠正对妇女的偏见，但会维持对小人的看法，恐怕不会喜欢知识分子，因为大量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君子，反而是伪君子了。如此等等。在今天，知识分子似乎不再是儒家的主要传承者，中国农民才是，许多农民仍然保持自然人情的善恶观念和应变思维，所以中国农民仍然保持一种自然活力。

　　假如孔子是活人，既然他是伟大的智者，那么他多半不会墨守成规，不会以原教旨的方式去坚持他的观点，而很可能会修正他自己的理论。伟大的心灵创制各种观念，可也随时会重新创作观念。

　　
　　早已“换了人间”

　　《南风窗》：一种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案，如果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或者搞砸了，在今天就没人相信它，至少吸引力会极大减弱。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支撑。那在今天，这样想好像并不是妄想：它是可以支撑某种制度，可以治国的。但真的可以、可能吗？

　　赵汀阳：先从你刚才所说的“失败社会”说起，按照孔子的说法，这就叫做礼崩乐坏。孔孟当年试图以儒学去改正礼崩乐坏的社会，但时运不济，没有成效。汉儒通过改版儒学而成功地使儒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而后又慢慢变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观念终于实现为制度。

　　但问题是—这是不应该忽视的问题—汉儒之儒学并非孔孟之儒学，在某些关键思想上甚至背叛了孔孟儒学，汉儒观念所化成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孔孟追寻的理想制度。

　　《南风窗》：汉儒观念建构出来的制度，和当初孔孟追寻的理想制度有什么不一样？

　　赵汀阳：比如说，孔子试图复礼，乃是西周制度，是西周政治理想（周公等），其基本原理是，天下不私一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说，天命（政治合法性）在于民心（万民之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汉儒建立的政治是帝国官僚制度，并非孔孟之理想。清儒早就批评了秦汉以来只私一姓的专制制度违背了儒家理想。

　　《南风窗》：模仿尼采的一句话，这算不算是“儒家在制度上的实现即儒家理想的毁灭”？而从辛亥革命算起，又经历了制度的根本变革，百年来，我们看到，不仅是当初的儒家理想，连儒家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体系，都已被“解构”得差不多了。

　　赵汀阳：中国自古以来只有过三次制度革命：西周创制天下体系（普世制度）；秦汉建立帝国官僚专制制度；辛亥革命以来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尚未完工）。

　　《南风窗》：今天仍在发生的制度变革，对于想要介入其中的儒家来说，是不是难度更大？

　　赵汀阳：制度革命相当于变换了一种游戏，所谓“换了人间”，每种游戏的结构和规则、利益关系、博弈条件都大有不同，一种游戏的成功策略是否也可以用于别的游戏，比如说何种儒家策略对于当下社会是有效的，这恐怕无法主观定夺，而需要理论的深刻反思、充分的实证研究和实验样本分析，这件事好像不是表态、呼吁或推销所能够判断的。

　　                        
　　今天中国的问题千年不遇

　　《南风窗》：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逆转了，儒家能契合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吗？

　　赵汀阳：历史不可逆，你说的没错。中国已经很现代了，已经接受了现代的许多游戏规则，而且这种现代化已经结构化了，任何传统思想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球化正在开创一种新的游戏，虽然这个新游戏尚未定型，但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游戏规则。全球化正在形成各种新的社会联结方式，或者说，正在重新构造社会—毫无疑问，现代性解构了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但全球化也正在建立新的结构，而新的结构意味着新的权力。

　　《南风窗》：这个新的结构和权力是什么样的情况？

　　赵汀阳：比如说，全球金融资本正在促使“全世界资产垄断者联合起来”（显然不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全球传媒也正在形成对世界公共空间的重组和霸权割据；互联网也正在重新定义共同体、阶级、阶层和精神集团，如此等等。这些新权力运动正在超越社会契约、法律和国家。因此，如果儒家试图重新进入当代政治，恐怕不仅仅要考虑与现代性的兼容问题，同时更要考虑与全球性的兼容问题。

　　《南风窗》：中国的情况尤其复杂，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混在一起，处于一个共同的时空之中。

　　赵汀阳：中国的问题所以尤其复杂，就是因为中国的变迁是现代性和全球性同时发生的一个复合变迁过程，因此现代性的问题与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交织存在。这样复杂的局面可谓千年不遇。

　　这个极端挑战似乎超越了思维能力的局限，因此人们纷纷寻找某种简单化的解决，其手法惊人一致：都是寻找一个似乎可以模仿的榜样。这个榜样可以是被美化了的汉唐宋明，也可以是被美化了的美国欧洲，可问题是，这些榜样都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因为那是全新的问题，以前人们没见过也没想过。中国百年来变换了多个榜样，现在需要想想，榜样是不够的。

　　权力永远是个核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权力是“不可见的权力”或者“后台权力”，是金融资本、传媒、互联网等等，而国家和政府这些看得见的权力只不过是经理部门。因此，在这个新时代，无论是复古式的贤能政治还是现代的民主政治，都只是关于“经理”的浅层政治，都没有触及权力所有权的深层政治，更不能解决权力的所有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