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田飞龙先生《潘恩、激进人权观与左右政治话语》演讲稿，标题系编者所加。该文稿系作者2016年7月10日在“交流与思考”微信群公益讲座的录音整理稿，录音由讲座协调人木心女士提供，感谢曾鹏教授主持，整理稿初稿由儒家网任重先生安排完成，经作者本人审定，授权儒家网独家首发。）

在中国当下，我们谈论左右的时候，也会常常陷入一些话语的困境，会常常发现好像在中国左派跟右派的对应与西方有所不一致。

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来自于左派革命，是对三座大山包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革命，由社会底层及其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政权。

左派革命建立政权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光谱跟政治格局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谈论左右的问题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般来说在西方左右的光谱在中国就不是特别适合了。

你会发现，由于左派建立政权之后，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左派了，掌握政权的左派或者阶层或者执政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体制右派，体制右派指的是他掌握政权，掌握体制，掌握基本的政治经济的资源。

相反如果在西方社会，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右派的执政，这样一些思想和政治主张在中国当下，可能以维权的方式出现，以宪政运动的方式出现，以民主的面目出现，以人权的面目出现。

在中国的场域里面，尽管人们一般还是用西方语境中的右派去指称他们，实际上在功能上，在中国语境结构当中相当于是一种左派，民间左派，是对既有的体制、政策、政治的批评，并且同样是以一种未来理想主义的方式，强烈要求中国的转型向他们所预期的规范性方向去发展。

所以在中国当代，左派建政之后，转化为体制右派，而世界性的右派的文化、话语和政治主张，进入中国语境之后，变成了民间左派，这就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独特的风景，是一种双轨制的风景。

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当中，宣扬的是一种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左派教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体制性的右派，对国家权力，对体制，对既定利益，对整个改革完全的控局，甚至垄断，对秩序的空前敏感和守护，体现出强烈的维稳思维和警察国特征。

而民间的左派，接引的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秩序的右派的资源话语，包括软实力体系，在中国场域下面进行维权、民主、人权、法治转型的工作。

因此在中国场域里面，自由派与新左派或者国家主义的论争，就必须要按中国语境来进行理解。

中国的自由派在我看来，以世界思想史的判断来看，都属于左派，当然这种左派是一种民间左派。中国的新左派与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属于体制右派，是对体制实践理性的论证与维护。

这样一种扭结或者扭转，会常常造成在中国讨论左右话语的时候，造成一些代入错误与角色混淆。

因此当我们指某个人是左派的时候，常常反而是说他实际上是维护体制的，当说某个人是右派的时候，他反而是反体制的，这样一种在中国语境当中的话语习惯，跟柏克、潘恩的左派右派的划分，恰恰是相反的。

我主张在中国不要轻易用左派和右派去贴标签，因为说你是左派和说你是右派，不仅有可能是角色错误——尽管你也知道说你是某派的时候大体具体指什么——更关键的是不利于在价值分裂和多元化的时代去凝聚共识，不利于在任何有异议的政治与政策议题上展开深切的哈贝马斯式的商谈，去产生出一种公共理性，作为我们时代政治与政策决策的合理基础。

理解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我在前面也简单讲过，看他的主张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如果他是以一种未来理想主义的主张来批评体制的现实和传统，他就应该严格地被定义为左派，因为他是批判主义的。如果他是保守现实的建制，或者说保守传统主义的价值，他就要被定义为右派。

在中国，左派刚才讲过了，已经很好去界定，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理想国，目的国，又要求现实的体制向未来的目的国转型转进的，这在西方是右派，已经成为现实了，这在中国还是左派，因为它是一个未完成的目标。

在中国，右派的阵营当中有两类，一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对现实建制进行合法性辩护与论证的阵营和脉络，这就是官方正统，也都很清楚。

另外一种右派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光谱当中比较奇特，也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陆政治儒学，或者大陆新儒家，是以一种复兴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制度模式作为自己的主张的。

因为这样一种主张是要去尊重激发甚至发扬曾经有过的一种制度模式和制度事实，因此它也是保守一种已然的东西，所以也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脉络当中的，只不过保守的不是现实的建制，是一个古代的建制，是另外一种诉诸传统主义的右派，保守派。

这种诉诸传统建制或者现实建制的，都是去保守一种已然的事实，这种已然的事实，或者存在于历史当中，或者存在于现状当中，但是它不存在于未来。而以未来作为一切价值评断和行动根据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严格左派立场的。

近来我也注意到大陆新儒家的几位重要代表，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书，任重先生主编，叫《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我看到国内思想界争议很大，不仅是正统的体制右派，就是现状派、马列派激烈批评，作为民间左派的自由派，批判主义的自由派也激烈批评。

批评说明它本身已经引起了注意，成为一种有刺激性的或者说不得不被回应的思想社会的趋势或运动。

我的专业是宪法学，宪法学传统上是自由主义，但是我本人的思考是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取一个中道，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建制也有一定的理解，但基本还是秉持现代性的政治立场。

对于政治儒学脉络中特定的中国文化政治的右派或者保守派，我认为它有合理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到了对20世纪革命激进主义加以保守性消解与转化以及真正在思想与制度上去汇通中西、去与传统和解、去从传统当中寻求文明以及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时刻了。

大陆新儒家的出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转型思考的资源复杂性与路向复杂性，但却是必要的和切时的，是真正补齐了中国左右之争中传统主义的长期缺席，打破了既往由新左派（体制右派）和自由派（民间左派）相互对堪所造成的思想性垄断格局。

当然，唯我独尊、无视现代性原理和中国自身已有的现代性建制经验的儒家理想，是不可能亦不可欲的。

基于现代中国自身的复杂性，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柏克式的中道保守主义智慧，努力促成一种深切的思想与历史对话，呈现一种分享和构成性的有机文化形态，作为中国改革转型的长期规范性基础。

这应该是一场严肃的理智化的对话，而不仅仅是一种教徒式的、复辟式的回归。

这种对话的依据必须建立在对实践理性或者既有体制的整体合法性或者表面合法性承认的基础上。在此之上以传统主义作为对话的对象与资源，去形成一种传统资源现代化或者创造性转化的可欲路径。

因此政治儒学彻底化，肯定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向政治保守主义转场过程当中的政治心智的偏执，是一种不可欲的路径。

不过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自主性，政治体制的演化，也使得全盘西化式的、彻底以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作为完全形态的转型，实际上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可欲的。

在中国实际上有人已经看出来或者说点出来，就任何一种单一的传统，无论是基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基于两翼的传统主义跟自由主义，都很难成为独断支配中国的单一意识形态。

因为中国天然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国家，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它无论是为了自身还是为了世界和人类，都需要是多元的，需要是综合的，不能是单调的，封闭的。中国的保守主义必须是开放吸纳，多元演进的，而不可以是抱残守缺，独孤求败的。

在中国当代，无论是文化资源上，还是政治宪法制度上，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结构性的挑战，始终未能完全定型成熟。

大挑战的时候，测试我们的是以什么样稳健的心智去应对。我们的心智其实是要有双重超越，一种是超越全盘西化式的简单启蒙心智，或者说潘恩式的激进人权观的心智。

另外一种也要超越复辟主义的或者说极端化的传统主义，本于现代性的政治立场，以实践理性作为基点，两相对话，既有改良改革，又有和解复归。

面对潘恩、柏克的左右政治话语，以及在中国场域当中，独特的左派建政之后所形成的体制右派现象以及民主全球化所带来的民间左派现象，这种二元话语和政治对峙，我的基本立场是中国要走一种宪政民主的道路。

这种宪政民主的道路，我倾向于回到一种柏克式的心智当中，去追求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法则。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数千年来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与生活方式探索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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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潘恩、激进人权观与左右政治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