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重释传统经典的路径

作者：许丽

来源：（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廿二日己未

          耶稣2025年2月19日

传统经典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重释传统经典，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径。许多现代文论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身体力行进行着对传统经典的重释，为传统经典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闻一多对《诗经》的现代阐释即是如此。探究闻一多重释《诗经》的路径，对我们今天汲取传统经典资源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论体系建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通过词语考释返回《诗经》时代

在对《诗经》的阐释中，闻一多提出要“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使《诗经》恢复西周东周当时的文字面貌”。故词语考释是他带读者通往《诗经》时代的必经之路。

不妨先来看看他关于《芣苡》的解读。他认为，以往对《芣苡》的解读“讲来讲去，还是几句原话，几个原字，而话又那样的简单，简单到幼稚，简单到麻木的地步”，而其关键在于理解“芣苡”这一“篇中最要紧的字”。他首先按照植物学家的说法指出其“是一种多年草本植物，除了花是紫色的，小而且多之外，其余叶与花茎都像玉簪。夏日结子，也是紫色的”。接下来，他根据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的传说，并结合古声韵学的知识，认为“‘芣苡’与‘胚胎’古音既不分”，故“‘芣苡’的本意就是‘胚胎’”。然后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芣苡既是生命的仁子，那么采芣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芣苡》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他还借助宗法社会重视女性生殖功能的社会学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较洁白的，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最后，他借用高本汉的方法，对《芣苡》进行古音标注，且对诗中“薄”“采”“有”“掇”“捋”“袺”“襭”等字作了解说。基于多种方法的词语考释，闻一多不仅看到了诗中妇女采摘芣苡的风俗画面，更感受到了遥远时代人类对种族传递、繁衍生息的真诚期盼与热切渴求。

再如他在《诗新台鸿字说》中对“鸿”字的考释。他认为将“鸿”训为鸟名与诗义不合。为此，他博引《太平御览》《说文》《尔雅》《周礼》《汉书》《广雅》《名医别录》等，多方求证。首先，他考定“籧篨”与“戚施”均指蟾蜍。基于蟾蜍的异名中有大腹之义，再根据“鸿”的语义考证也有大腹之义，故证实了“籧篨”“戚施”“鸿”的语义相同。之后，他从语音上考证“鸿”的古读为苦蠪，由此得出“苦蠪实蟾蜍之异名，则古有称蟾蜍为鸿者”。如此一来，通过对关键词语的语义、语音的考释与辨析，他确证了“籧篨”“戚施”“鸿”在原初意义上的相通，这为《新台》提供了契合时代的解读，且也使其“撒网求鱼，却网到癞蛤蟆”的意脉贯通了。

此外，他对《匡斋尺牍》《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源履大人迹考》《说鱼》等有关《诗经》文本的阐释大体循此论证方式。即便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等未能专门揭示篇义的著作，闻一多也试图通过“择词施训”，重返历史语境，以还其本来面目。

在文学史脉中彰显《诗经》价值

基于对《诗经》文本的阐释，闻一多开启了在文学史脉中彰显《诗经》价值的工作。《歌与诗》与《文学的历史动向》是这方面的力作。

其中，《歌与诗》重在中国文学史脉中揭示《诗经》的“典范引领”价值，这尤其体现在它对于现代新诗发展的推动上。现代新诗的兴起，可以说是对古典诗歌的反叛。但又因人为地割断与传统诗歌的联系，而强调以西方为标准，这使得新诗的发展犹如无根的浮萍，其发展轨迹和创作原则都有待制定和完善。闻一多的《诗经》阐释意在提供一种参考方案。比如在发展轨迹方面，他指出中国诗歌有一个从歌到诗的发展过程，“‘歌’的本质是抒情的，现在我们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而《诗经》则是歌与诗合流的结果。这意味着现代新诗从“五四”时期的“抒情言志”到20世纪40年代的“抒情的放逐”，是与中国诗歌史脉相一致的。再结合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的论述，可见他意在说明《诗经》中抒情与记事合流的方向也是现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又如在创作原则方面，他强调《诗经》是“诗歌合作中最美满的成绩”，原因在于它是“歌诗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发展”，尤其是“其中的‘事’是经过‘情’的泡制”。这即是说《诗经》在对抒情与记事关系的处理上堪称典范。所以，现代新诗应在《诗经》的导引与参照下前行。

《文学的历史动向》除了对“典范引领”价值的揭示，它还在世界文学史脉中突显《诗经》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价值。闻一多认为《诗经》确立了中国有别于印度、以色列、希腊等其他文明古国的精神范式。这种精神范式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抒情诗成为文学的正统类型，并影响着其他艺术样式。他认为：“《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可见，《诗经》在中国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上的奠基性意义。二是诗具有巨大的社会功能。他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通过对《诗经》的阐释，他看到了中国诗的广泛涵容性，这显示出与讲究学科独立的西方文化相区别的中国特质。

闻一多对《诗经》的现代阐释大体依循如下路径展开：一是提出构想，以西学为参照视角来看清本真面目；二是实施验证，通过关键词语的多方考释还原历史；三是开掘价值，在文学史脉中以古今中外对话彰显其“典范引领”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等价值。这不仅可以用于对《诗经》的还原与阐释，也可以用于对整个传统经典文学的还原与阐释工作，借此让更多的传统经典资源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中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研究”（23BZW01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