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绅的社会构建
    作者：吴钩
    原载：西历2012-09-29华商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电影《白鹿原》的上映，让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故事背景——传统“士绅—宗族社会”的治理形态有了直观地了解的机会。受“五四”以来历史叙述与巴金“家春秋”等小说的影响，今人对传统社会的士绅群体与宗族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的印象，即认为士绅与宗族是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与组织机制，而“封建礼教”则如鲁迅所说，是“吃人”的。《白鹿原》则展现了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士绅群体形象与宗族治理秩序，原著中的朱先生就是一位寄托着作者对士绅美好人格之想象的灵魂人物（可惜电影将朱先生整个人物线都删掉了），他主持白鹿书院、体恤灾民、订立乡约、以礼化俗，体现了传统士绅致力于礼俗秩序构建的理想。
    
     
    
    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不过朱先生有历史原型，那就是晚清的关中大儒牛兆濂先生。光绪二十七年，陕西大旱，牛先生亲力主持赈恤；二十九年，关中再遇大旱，牛先生每顿以藜藿充饥，说“饿殍载途，吾忍饥乎！”这样的德行，在传统士绅群体中并不鲜见。尤其是关中一带，自北宋大儒张载建立关学以降，关中儒者对民间“教与养”的重视，有着十分深远的传统。将士绅与宗族想象成“吃人礼教”维护者的朋友，也许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包括张载在内的宋代儒家要提出重建宗族、修复宗法。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过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路人”。对于主要依靠宗法伦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鉴于此，张载、程颐等北宋儒家才呼吁“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重建社会礼俗秩序。
    
     
    
    在宗族重建的实践层面，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可谓是典范。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以个人官俸所得，在原籍苏州吴县购置良田千亩，作为族内公益基金（义田），义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供养族学（义学），又设立管理范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机构（义庄），制订《规矩》十三条（族规）。从北宋至清代，范氏义庄维持了八百年，无数范氏子孙从中受惠。
    
     
    
    站在现代个人主义的立场看，宗族毫无疑问束缚了一部分个人自由，然而，历史地看，在传统社会，宗族是个人的立身之根。宗族的功能，可以这样概括：以族谱和祠堂为族人提供基于血缘与伦理的共同体认同；以义田与族学为族人提供公共救济与福利；以族规与族内权威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民间自治架构。可以说，宗族使个人不再孤立无援，也不致生存于丛林状态。
    
     
    
    重建宗族只是宋代士绅构建社会优良秩序的组成部分。张载还计划在关中“兴学校，成礼俗，救菑恤患”，经过关中理学家群体对礼俗的倡导，关中一带逐渐形成了敦厚、和睦的风俗，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中国第一个完全自发、自治的村社共同体——吕氏乡约，由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创立于关中平原的蓝田县，实现了乡人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自治目标，吕大钧因此获得老师张载的称赞：“秦俗之好化，和叔（大钧）有力”。
    
     
    
    曾有朋友问我：即使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组织有你描述的那么好，但还是有两个问题未能解决：其一，宗族提供的救济与庇护是对内不对外的，宗族组织之外的人何以受惠？其二，既然有宗族，就必有大族、小族，大族欺压小族怎么办？我想，这样的问题也一定摆在以前的士绅面前。而事实上，我们的先贤已经给出了方案并付之实践。南宋士绅设立的乡曲义庄，即提供了跨宗族的救济；乡约则提供了协调宗族间关系的机制。清代福建长乐县梅花里成立的乡约是一个范例。梅花里原本是一个治理秩序溃坏的地方，“大族巨姓势豪，日肆其凭陵；单室寒门宵小，亦滋其狡伪”。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的乡绅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便联合各姓族长、耆老，成立梅花里自治组织，“建设乡约所，举乡族长董事，并议明约束规条”，梅花里因此风俗渐厚。
    
     
    
    许多朋友囿于成见，要么将传统社会想象为“一盘散沙”，要么将传统社会想象成宗法阴影下的的宗族专制结构，有趣的是，这两种指向相反的想象往往并存于同一个人的历史叙述中。但如果我们愿意像看电影《白鹿原》一样去看士绅群体忙碌于社会构建的身影，将会发现我们的前辈、先人们并不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理想、智慧与成就。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