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

作者：杨艳秋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二十日丁巳

          耶稣2025年2月27日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广远，最初是化用自宋代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原文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民本理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政何以安民

民本思想滥觞于夏商，形成于周初，历代学者对此皆有发明。随着国家和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传统民本思想亦打上历史阶段性特征。到了汉初，民本思想建基于“过秦”思潮之上。汉文帝时期，贾谊在《新书·大政》中系统阐发了“以民为本”。国家兴衰存亡，无不系之于民，民众的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两汉至魏晋的民本思想在先秦诸子基础上，对国民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进一步强调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对此，汉魏以来的学者在“立君为民”和“政在安民”上皆有阐发。

在“立君为民”层面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是两汉民本思想的普遍共识。严遵认为：“人之生也，悬命于君，君之立也，悬命于民；君得道也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在两汉学者的价值观中，君民的和谐统一具有人伦的自然属性，正如父母之于子女。经汉儒诠释，“立君为民”理念不断完善，并深刻影响着汉魏以来的政治实践。

其次，“政在安民”。刘安在进呈朝廷的《淮南子》中明确提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的思想，并详细论证了“勿夺时”“省事”“节欲”等安民的具体措施。在汉初鉴秦之弊，与民休息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安民”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汉武帝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从“无为”转向“有为”，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醇儒”仍继续阐发“安民”理念，并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提出应当“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东汉至魏晋时期，“安民”仍被广为阐发，如东汉学者王充认为，“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

汉末至魏晋，统治阶层频频阐述“民本”理念。如东吴陆逊议曰：“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自古以来从无“民殷国弱，民瘠国强”的情况，因此统治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其族侄陆凯亦以“夫民者，国之根也”进谏吴主孙皓，并告诫其应注重民众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日常生活状态。

民心何以向背

隋唐之际的政权更迭，特别是隋如秦之速亡，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再度审视民本，如太宗便有“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及“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之言。为君如此，为臣亦然。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太宗君臣正是以该理念为基本原则，缔造了唐初的“贞观之治”。

相对于唐，政治上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两宋政治家、思想家对民本的阐述更为普遍。宋儒文集中，相关言论不胜枚举。如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拯有“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之言；石介有“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之论。随着深受理学熏陶的宋儒广泛参与国家政权，民本理念深刻塑造了两宋时期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

元初，极力倡导民本的是深受儒学熏陶的中原汉人。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儒学影响持续加深，蒙古权贵亦渐接受民本理念。英宗认为：“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

相对于汉魏，唐宋至元明时期因理学本身对下层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欲”的约束，民本思想在“民意”和“君责”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民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舆论，但其内核则是民心。唐宋时期，统治阶层对“民意”相对较为宽容，学者也多意识到“民意”同样为民本的重要内容。唐太宗曾撰《民可畏论》，“民可畏”也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想。唐初学者成玄英亦认为：“不能爱重黎元，方欲轻蔑其用，欲不颠覆，其可得乎！”强调多数人的意志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柳宗元甚至有“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之说，即君主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民意”，而非“天命”。入宋以后，随着学术下移，宋儒对“民意”更为重视，并将其作为约束君权的有力武器。宋儒领袖程颢、程颐进一步阐发了先秦民本中“民可近，不可下”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二程”提出为政之道，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民心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固的基础。理学集大成者南宋朱熹也提出：“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

对“君责”的思考。唐宋士人在延续“民为国本”的同时，更倾向于思考君主的本质。唐宋学者多认为，君为私而民为公，而民则是天的实体化。“君责”的基本理念直接影响了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方略，由唐太宗亲自编撰的《帝范》就是在民本理念下向后世君主集中论述“君责”的典型文本。

天下何以为公

经历元末兴亡之事的明太祖对民心有深刻感悟，其将“天命”与民心相联系，指出：“所畏者天，所惧者民。”明太祖亦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也”等论述。“君为民立”也成为明初主流的社会思潮。

进入明中叶以后，学者仍未停止对“君责”的思考，活跃于成弘之际的丘濬论述君为民立：“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君无民则无以为国，而君又安能以一人之身而自为哉？”可见，上天立君，民众奉君，则君必有教养、治理万民之责。嘉万之际的学者吕坤立足于上天“立君之意”，认为君主须“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民开导撙节之；因人生固有之性，而为民倡率裁制之。足其同欲，去其同恶”。

晚明以来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引发了以黄宗羲、唐甄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在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尊君”政治模式基础上建构出以“重民—限君”为基本模式的政治理念。在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中，尤其以“公天下”与“君为客”的主张最为突出。

古代中国自世袭取代禅让以来，天下便为一家一姓之天下。明清之际学者开始出现否定“家天下”政治意识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如王夫之是“公天下”的倡导者，指出“天下”是属于“天下人”。因此，君主一姓兴亡，乃个人私事；百姓生死，才是属于天下之公事。与王夫之相似，顾炎武认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对国家观念的全新诠释，明确了“天下”与“国”的根本差异。在“公天下”的基本原则之下，为臣者是为万民治天下。唐甄的观点与黄宗羲相类，他在《潜书·明鉴》中提出了“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进一步强调民的作用。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力图突破传统民本的困境，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现重大变化。他们对天下本质的思考，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