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釋義

作者：吳笑非

來源：“尊周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一日戊午

          耶穌2025年2月18日

封建釋義

封建大略有四：

1、天子封建諸侯。

2、吏有封建（顧亭林）。

3、feudalism，近代翻譯為“封建”。neo-feudalism，Joseph Schumpeter、George Orwell、Guy Debor等提出。本質是一回事，是不同時空下的歐洲封建主義。

4、近代翻譯feudalism為“封建”，又以此指代秦漢到滿清的中國一切政權形態。則此意義唯一指向是有所謂“專制皇權”，類似西人所言anarchy或despotism。

具體而言

1、天子封建諸侯，乃封建之正義。與“歐洲封建主義”截然不同。中國之封建，是天子策命諸侯，諸侯之權威受之天子，並尊奉天子正朔與禮樂。歐洲之封建，更多是羅馬陷落後對蠻族頭目割據的既成事實的認可。所以，雖然貌似西方國王也冊封領主，貌似也有朝貢兵役義務，貌似也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及宮廷禮儀，貌似國王也承認領主的世襲權力，領主也理論上尊重國王，並可能擔任國王的官吏。但是，中國封建的核心是大一統，其整合能力是羅馬或蠻族無法比擬的。

這種差異並不在“封建”，而在於“譏世卿”，或者一個在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否定版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也就是說，“歐洲封建”所以不能完成大一統，不是因為基督教世界不夠努力，而是因為貴族的堡壘。而在中國，“同人於宗吝”“外比之貞吉”“王假有家吉”，是文王時代的智慧，“大比”“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周禮》的制度。“譏世卿”是孔子的《春秋》大義，“墮三都”則是奉行之的政治行動。也就是說，選賢任能，從而制衡貴族，是中國最正統的思想、制度和實踐。所以中國歷史的主流，從思想上、制度上，和事實上，是沒有貴族的。即便當年的西方傳教士乃至當代學者非附會西方，也只能說中國是通過科舉制選出來的“貴族”。

與之一貫的，是中國生產力的主體，三代以來，就是農民。中國沒有奴隸制時代，中國的奴婢頂多附會於西方的家庭奴隸。而西方所以有著漫長的奴隸制歷史，並不是說又沒家僕，而是說他們是依賴奴隸提供農業、種植園的經濟基礎的。且以家庭奴隸論治，中國自董子、王莽禁止奴婢買賣，限制對奴婢的私刑，到《大明律》“若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限制和保護奴婢是主流觀念。為什麼？因為政府稅收來自士農工商，奴婢的增加將減少政府收入。所以客觀上中國古代政府是要求解放奴婢的。西方政府存在同樣邏輯，但西方政府是無法壓倒貴族、種植園主、資本家的階級利益的。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強大的王制，消除了貴族，並塑造了平等的編戶齊民，這是從思想，到制度，到經濟基礎，到政治邏輯，到政治行為，一脈相承，珠聯璧合的整體。其中的關鍵，是選賢與能的制度化，也就是周朝大比，漢朝察舉，唐宋明科舉制的建立。

為什麼說察舉科舉是王制，是限製貴族，解放奴婢，從而實現編戶齊民，也就是普遍公民權和落實平等的基礎？談論政治如果想不通這個，那就沒有進入科學階段，而只是迷信而已。

中國的察舉並不等同於西方的人事考察或基層選舉，科舉也不等同於公務員考試或政務員考試。因為中國的察舉、科舉是開放制度，目的並不限於掄才，更重要的是教化。教化訴求，就需要盡可能擴張察舉、科舉的參與度。所以他們都是對全民甚至全世界開放的。即便客觀上設定了限制和層級，但制度服務於目的，這些限制和層級並不構成參與的障礙。

西方人應當是讀懂了科舉制的，但正因如此，他們不會完全採納科舉，他們一定要加上足夠成為限制的限製條件，比如必須出身於特定政治學院，必須無報酬服務若干年，從而把寒門排斥在外。有趣的是日本仿照西方建立政務員考試也是有學歷要求的，但最初卻由於東方傳統，事實上是面向寒門子弟開放了的，並傳為佳話。

換句話說，有效的察舉科舉，就是為了打破門第。長此以往，才能夠消滅貴族。反之，經過特定處理的選舉制度，包括票選制度，卻可以轉而成為維護階級特權，製造不平等的工具。

當有效的察舉科舉產生的官員壓倒了貴族的利益共同體，就必然是政府的擴大和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整合。為了維護這些科舉官員的利益，他們必然要推行更平等化的制度，以維護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獲取更廣泛的大眾支持。這一進程的唯一阻力，是生產力。這就是古代中國發生過的。

相對而言，察舉制更容易失效，更容易因貴族和地方官員的勾結，而漸漸造成政府的衰敗，無論是財政的減少，人才的流逝，並最終造成分裂割據，這就是東漢的滅亡，三國到南北朝的士族時代。同樣，西方文明中最接近察舉的體制，sssr也因此覆滅於特權階層。如果把票選制度看做特殊的察舉，那邏輯是一樣的。所以，唐宋以後，中國選擇了科舉，事實上放棄了道德口號，把選舉簡化為考試，一切服務於公平，而公平即正義。

沒有這套升清降濁的有效制度，西方哪怕出現奧古斯都，哪怕出現教皇，哪怕出現哈裡發，出現現代政黨，也一樣無法整合帝國。國家無法整合，是因為主宰國家的力量不允許。

2、吏有封建，是在郡縣、流官體製下的局部問題。吏有封建當然並不能改變中國的整體運行機製，但說明了治理的複雜性。

中國的科舉制讓貴族無法存在，但縣以下治理，由於唐宋以後，尤其明朝奉行小政府理念，成為了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存在。

放在現代政治觀念，吏有封建根本不是問題，而是很多國家地區的現實存在，無論菲律賓、印度，還是美國、日本，都有世代掌控地方的家族。甚至在許多國家，每一個政治力量都有自己掌控的地方作為基本盤。吏有封建只相當於現代政治中一些勢力較小，滿足於地方利益，毫無進取心的縣鎮官吏而已。

在現代政治看來，這不過是中國讀書人的傲慢和政治潔癖罷了。

當然在中國這可以成為一個問題，就顧亭林而言，卻是希望通過府州縣級別的常駐久任，來克制縣域以下的胥吏勢力。這種對流官的管理，被稱為借鑒封建制。

我只能說，中國人心目中的封建，從來和“西方封建”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主張封建不是主張貴族制，也不是主張現代人所謂的地方自治，而僅僅是希望延長流官在地方的任期，以便更好掌握地方信息，實施長效管理，而不是被師爺欺負罷了。

3、“西方封建”，從邏輯上，是貴族專政。貴族的經濟基礎是可變的，從依賴奴隸，到農奴，到自耕農，到依賴產業工人，到依賴金融和政策。也就是說，生產力的外在形態是表層的，而西方貴族的專政卻是不變的，核心的。

貴族要維護自己的群體利益，就需要強調采邑相對於國王的“自治”。所以“自治”“地方自治”就成為西方的政治正確。

生產關係也是變化的，在奴隸、農奴制時代，貴族不需要理會“自由”。在自耕農時代，就需要宗教和忠誠來維持人心。而在工業化時代，就需要契約和商業手段維持血汗工廠。生產關係的變化不是由於好心，而是因為生產力變了。貴族開始樂道自由，開始鼓吹民權，也不是由於好心，而是維持秩序的方法變了。

所以所謂封建時代的“封建主義”，還是所謂資本主義時代的“新封建主義”，其本質是一樣的。不過是不同生產力-生產關係下相同的邏輯推演罷了。

貴族可以被叫做aristot，gentleman，或者臺吉、elite、capitalist，只要他們能夠壟斷足夠規模的生產資料，並客觀上需要維護自治，那他就必然是歐洲封建主義的擁護者，是王權的反抗者，是鼓吹民權反對政府，同時鼓吹宗教、家族或契約來固化階級的歐洲封建制度的維護者。

邏輯，並不會因為工業化或智能化而改變。

4、這就不必說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