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作者：高海波（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936期5版

朱子理学思想不仅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理解世界及理解自我的理论体系，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养工夫和实践方法，对于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而言具有说服力与可操作性。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其为“朱子”。朱子通过对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思想的批判融合，建立了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全祖望称其学问“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钱穆也认为朱熹集后儒之大成，是孔子以后中国最伟大的学问家。

“不离”“不杂”的理气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天理”以及张载“气”的思想，并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注解，建立了一套囊括自然与人事的庞大系统。他认为“理”是世界存在变化的根据，从先天性的角度，“理”又被称为“天理”。朱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均是由理与气构成的，理是“生物之本”，即事物生成的根据；气是“生物之具”，即事物能够现实存在的材料。理气是一种“不离”“不杂”的关系，“不杂”是说明理气之不同，强调理是超越于气之上的形而上本体；“不离”是说明理同时内在于气，是事物存在变化的根据。从存在上说，理气不分先后，同时存在。但是从逻辑上说，或从本体论、价值论上说，理在先，气在后。为了解释宇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朱子又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朱子认为，宇宙有统一的最高原理，这是“理一”；统一的一理落实在现实事物中，即表现为分殊之理。朱子还将周敦颐的“太极”思想纳入其理气论中，认为“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是宇宙所有之理的全体，因此是宇宙存在及运动变化的终极根据。另外，“太极”作为理之全体，在与阴阳之气结合而形成具体事物时，是无差别地被每一个事物分有，即“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由此说明宇宙万物在“太极”层面具有同一性，这就是“理一”。不过，就现实而言，因为阴阳之气的限制，“太极”在事物上的现实表现却是有差异的，这就是“分殊”。朱子说“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答黄商伯》，《晦庵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朱子的“理一分殊”命题是要解决世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一与多、共性与个性、共相与殊相关系问题。冯友兰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相分合的人性论

朱子的人性论是对二程、张载人性论的综合。一方面，他继承了程颐“性即理”的说法，认为程颐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为儒家的人性论提供了“天理”的根据，因为天理是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从而为孟子的性善论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基础，确保了孟子性善论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另一方面，朱子认为，二程、张载提出了“气质”的观念，可以根本解决各种人性论的冲突问题，即在坚持性善论的前提下，可以解释现实人性的差异问题。朱子的人性论实际上是其理气论在人性论领域的逻辑运用。朱子融合二程、张载的学说，提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朱子认为，天命之性为理，为本然之性或本原之性；气质之性是理堕入气质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人性。天命之性纯以理言，故纯善无恶；气质之性则兼理气而言，故有善有恶。朱子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十三》，《晦庵集》）朱子也以此解释人物之性的异同：物虽然在本原上与人一样禀有宇宙全体之理，但是物禀受偏浊之气，故受气的局限，其气质之性亦不好，且无法对自身禀有的宇宙之理有其自觉，也无法突破其气质的限制，无法“变化气质”。人则禀有宇宙的“秀气”（“得五行之秀气”），即宇宙中好的气（尽管在人内部禀气也有差异），所以可以对理有自觉，且能够“变化气质”，使得气质尽量中和清明纯粹，从而使得宇宙之理能够全体显现，并进而能够突破气质的局限，实现对宇宙万物的普遍关爱。

致知、主敬、力行的工夫论

既然朱子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实践的标准，那么如何认识天理就变成了首要的问题。朱子继承了二程的“致知”思想，并结合《大学》的文本，提出了“格物致知”以认识天理的认识论。朱子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虚灵知觉”的心，即具有理性认识能力，同时，天下的事物也都具有天理。而且不管人的先天禀气差别如何之大，智力水平高低如何有别，天理均会对人有所显现。由此，要想认识事物背后的天理，只能基于对已知天理的认识，不断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彻底实现对事物天理的认识。因此，《大学》的“格物”就被朱子解释为“穷格物理”。朱子认为，我们在现实的应事接物中，要踏踏实实地去认识所接触到的每一事物之理，并逐渐积累，最终就会认识到原来所有事物的“分殊之理”实际上就是宇宙“统一之理”的不同表现，从终极上来说，万物之理是相通的，从而就会产生“豁然贯通”的感觉，实现对宇宙统一之理的自觉。这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循理而行，就不仅仅是进行伦理道德实践的活动，甚至也具有了宇宙的意义，按照冯友兰的话说，这样人不仅达到了“道德境界”，同时也达到了“宇宙境界”。

当然，要想进行“格物致知”以认识天理的活动，也需要一定的修养工夫来培养主体的心灵状态、认知能力，这就是“主敬”的工夫。朱子继承二程的“主敬”思想，认为“主敬”实际上是要通过外表的整齐严肃，言动符合礼法规范，逐渐使得我们的精神凝聚专一，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自觉，从而实现理性的清明，并做到自我主宰。具体说来，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精神专一，心思不散乱。这样的话，内心的天理才会逐渐显现，我们也才能够有效地认识事物当中所存在的天理。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主敬”是“格物穷理”的重要辅助工夫，因为一个心思散乱、头脑昏聩的人，是没法认识我们心中及事物中的天理的。

当然，认识到天理之后，最终的目的是遵照天理去行动。这就涉及理学当中所讨论的知行关系问题。朱子继承了二程的思想，认为只有真正对天理有所认识，人的行动才会有指导，做事情才不会盲目。从这个意义上说，知先于行，即“论先后，知为先”（《朱子语类》卷九）。当然，认识天理的终极目的是实践天理，因此，行动更加重要，即“论轻重，行为重”（同上）。另外，知行又是相互辅助、相互促进的。对天理的认识可以推动我们去实践天理，“真实知得，则滔滔行将去”（《朱子语类》卷六十）；同时，我们对天理的实践又会加深我们对天理的认识。总之，知行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朱子语类》卷九），相辅而行，不断推进认识、实践的深化。

朱子理学思想对现代人仍有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朱子的理学思想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理解世界及理解自我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他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修养工夫和实践方法，对于指导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而言非常具有说服力与可操作性。因此，朱子的理学诞生之后，不久就为广大士人普遍接受，并在其去世之后被朝廷所采纳，成为官方的主导思想，经宋元明清四朝，历时近700年，直至1905年清廷取消科举制度，采用现代的教育制度，朱子学的影响才逐渐减弱。另外，朱子学从13世纪开始，先后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对朝鲜和日本的思想与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在韩国民众的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朱子学的影响。这说明朱子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笔者看来，即便对于现代人，朱子学仍有其重要意义。

第一，朱子的理学以“天理”为核心，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哲学体系。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理性的自主，而远在宋朝，朱子就构建了一套完全建基于理性的哲学体系，这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进入了理性主导的时代。在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中吸收这种理性的资源，重建我们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第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规范的重建。朱子的理学强调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秩序，这种秩序是基于一种天理，从而论证了秩序规范的合理性、必要性。在当今社会，由于商业资本的冲突，民众的伦理价值面临失序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秩序规范其实非常重要。朱子学强调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天理秩序体系，对于规范自然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可以在去除其消极因素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秩序重建提供精神资源。

第三，现代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处在一个物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心灵的宁静专一就越发显得非常重要。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就是要教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培养一种凝聚专一、自主自觉的精神状态，从而能够既保持内心的宁静，又能够理性地、正确地应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实现“修己治人”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更加需要朱子“主敬”的修养工夫，方能更好地工作、生活。

第四，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强调对事物之理的客观研究，强调认识天理时的客观理性态度，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与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相通的。事实证明，晚清以来，很多中国思想家就试图用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来汇通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朱子“格物致知”思想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当然，朱子理学思想在道德教育、人格养成、经典学习、人文教育等众多方面也都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气论通史”（23&ZD23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