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与“制礼作刑”

作者：梁涛 何磊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十八日乙卯

          耶稣2025年2月15日

周公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不仅平三监之乱、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中国古代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说到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历史上多以制礼作乐概括之，当代学者亦沿用此说。然而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检索相关文献，周公确实曾制礼作乐，但这只是周公政治业绩的一个环节，不足以反映周公文治武功的全部。若想全面概括周公的政治思想，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一

已有学者注意到，古人所说的礼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说，凡典章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均可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贵族间为庆贺、纪念、追悼等重大事件举行的仪式。那么，周公制礼作乐的礼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呢？学者多认为是广义的礼，如杨朝明认为周公制礼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礼义，指抽象的礼的道德原则；二是礼仪或礼节；三是礼俗。另外，周公还曾制定刑律（《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按照这种说法，实际应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因为古代礼、刑乃是相对的，礼并不包括刑。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来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此时的礼仪系统仍处在“民俗”和“国家”交织未分的状态。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包括“祭天”“祭祖”“献俘”“立政”，以及“册命”“分封”等礼仪和典礼。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而周公“新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是用“钟”通过替代武王时的“籥”成为礼典的主奏乐器（李方元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认为制礼作乐乃是一个附会的故事，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以上看法均是对礼做了广义化的理解，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制定了周代的典章制度，但周代的典章制度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制定、完成的，这样又不得不对周公制礼作乐做出补缝弥合，或直接表示质疑。

二

如果抛去成见，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一种是制礼作乐。前者更为根本，更能反映周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政治局势后，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学者论证周公制礼作乐，往往引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太史克回答鲁宣公的话：“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礼》或为周公所作礼书或与礼相关的篇目，说明周公确有制礼的举措。但太史克同时还说到周公作《誓命》，与《周礼》强调“则”也就是礼则的重要性不同，《誓命》称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贼”，掩藏违背礼则者罪名为“藏”，主张均应处以常刑。《周礼》所论属礼治，《誓命》所论属刑治，故严格说来，根据太史克的说法，实际应该称为周公制礼作刑。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周官》或与太史克所说的《周礼》有关，从内容看，应是讲官职设置，以及为官者的行为规范。《立政》见于今文《尚书》，除了讲选用官员外，还论及刑罚的重要性。其文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周公告诫太史、司寇苏公要谨慎处理狱讼，使周王朝长治久安。要谨慎对待法律，判罚要适当。故周公的施政方案，既包括设立官职，规范官员行为之积极的一面，也包括惩罚违背礼则之消极的一面，与太史克所说实际是一致的。

根据后人的记载，周公也曾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周公摄政君天下，弥（注：同‘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与其语言相近、风格一致的《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从上文来看，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在平定殷人的叛乱，稳定政治形势后，合会诸侯的政治性庆典，是一次具体的礼仪演示。其时间是周公摄政六年，地点是明堂也即宗庙，参与者包括成王、周公以及四方诸侯，其目的则是表示天下一统，四方归附。这里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而不是广义的典章制度。《尚书大传》对制礼作乐的过程有过详细的描述：“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玉色。然后周公与升歌而弦文、武。”（《仪礼经传通解》续二十九《祭义》引）“磬折、玉音、金声玉色”是指诸侯的仪容、仪节，而“升歌而弦文、武”则是指周公指挥演奏歌颂文王、武王的乐曲，确乎是制礼作乐。但这种雍穆和谐的礼仪盛典，是在周公实行了相应的政治、刑罚措施后才得以举行的，是制礼作刑后的结果，而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更不能用制礼作乐去取代后者。

据《尚书大传》，周公制礼作乐前曾有过踌躇、犹豫，担心自己的言论不被听从，行为不被效法。“周公将作礼乐，优游（注：犹豫）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尚书·康诰正义》引）“大作”是指礼仪、乐舞隆重盛大，“小作”则是指礼仪、乐舞相对质朴简单。若“大作”则担心得不到世人的认可，“小作”又不足以宣扬父祖的功德。由于这时殷人的叛乱平息不久，天下尚未真正归附，故周公首先通过营建洛邑，迁殷顽民，镇之以成周八师，以威慑天下。等到诸侯纷纷归顺王庭后，然后才敢于制作礼乐。从“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一句来看，周公显然认为武力威慑是前提，制礼作乐是结果。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政治、军事举措，没有制定法律、法规，而贸然制作礼乐，是根本行不通的。《尚书大传》在历数周公的事迹时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通鉴外纪》三引）“克殷”“营成周”等是周公平定殷人叛乱的政治、军事举措，期间周公发表了一系列的诰令，如今文《尚书》中的周初八诰，以及上文提及的《周礼》《誓命》等，涉及官职的设立、官员的选拔任用、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以及对违礼行为的惩罚等，这些可称为制礼作刑。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这里的礼是狭义的，指礼仪、仪节。制礼作乐乃是以庆典的形式，表示天下安定，人心顺服。故制礼作乐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在论及周公制礼作乐时，均说到“颁度量”，度量指名分制度、行为规范，类似荀子所说的“度量分界”，属于广义的典章制度。由于制礼作乐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故在制作礼乐的同时，还需要“颁度量”。周朝的典章制度的确是逐步完善的，但其与制礼作乐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这在以上文献中是非常清楚的。

三

正确理解周公制礼作乐，除了区分广义、狭义的礼之外，辨析礼与刑的关系也至为关键。据学者考证，礼与刑的来源不同。礼起源于宗教祭祀，处理的是氏族内部的关系；刑起源于战争，主要用于对付外族。一开始礼与刑是独立发展的，后随着部落联盟和国家组织的出现，礼与刑由分走向合，礼要扩大到整个文明共同体，刑也要处理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周人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其信奉的天或上帝是道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关注祭品的多少，而是人间的德，只有敬天保民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间的统治权。故周人特别重视德，主要用德进行统治。德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周人称为典、彜、则，而典、彜、则后来被称为礼。周人重视德，也不忽略刑，《尚书·康诰》记周公论刑罚云：凡杀人越货、为非作歹而不畏死者，凡子不孝其父、父不爱其子，弟不敬兄、兄不友其弟者，凡不遵从国君命令，欺骗民众，树立个人声誉，煽动民众仇恨他们君主及各级官员者，都要根据“文王作罚”。说明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内部，惩罚危害氏族共同体的行为，包括：一、杀人、抢劫、偷盗的非法行为。二、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三、阳奉阴违，抗拒君上命令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是不孝、不友，被称为“元恶大憝”。但孝、友作为德主要靠教化和自觉，刑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故周人实际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主张“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德主刑辅。后人只注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忽略或回避其“慎罚”的一面，将周公的创制称为制礼作乐，似乎周人仅仅是以礼乐为治，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周公不仅制礼，还作刑，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

由此可见，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是“明德慎罚”，这是周公的主张，出现比较早，后人将其概括为德主刑辅。一种是制礼作乐，主要见于成篇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明堂解》和《礼记·明堂位》，以及成书于汉代的《尚书大传》。需要说明的是，春秋以前的现存文献，礼字的使用还不普遍，今文《尚书》有五个礼字，《诗经》有九个礼字，主要指祭祀而言。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概念乃是德，作为法则称为典、彝、则，礼即是对典、彜、则的概括，是由后者发展而来。故若换做后来的语言，明德慎罚实际也就是制礼作刑，其与后人津津乐道的制礼作乐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制礼作刑是周公的执政方针，涉及礼制建构、司法审判等，而制礼作乐则是周公平定天下后的庆典仪式。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了制度性的制礼作刑，才可能有礼仪性的制礼作乐。但从后来的叙述来看，人们恰恰将二者混同起来，并用制礼作乐来称颂周公的政治业绩。如汉代陆贾称：“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新语·无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毛诗正义》）《唐会要》则有“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的说法。及至宋元明清，周公制礼作乐已经成为一种书写模式。如宋代苏轼说：“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苏东坡全集·奏议》）《元史·礼乐志》载：“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明代王阳明称：“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传习录上》）。《清史稿·志》载：“康熙二十三年，圣祖祀阙里，诏言：‘周公古大圣人，制礼作乐，垂法万世，庙在曲阜，应行致祭。’”乃至于后世的统治者想宣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要效法周公制礼作乐了。这时人们所说的礼显然已不只是狭义的庆典仪式，而是“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礼记·乐记》）是制度的极大完备。但这样便存在着一个矛盾，“制礼”需要以政治安定为前提，而要做到政治安定又离不开德（礼）与刑。这说明以往学者用制礼作乐来概括周公的文治武功并不恰当，相反，制礼作乐需结合制礼作刑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