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通向何处？

——读《四书通讲》

作者：齐兰英

来源：《走进孔子》2025年第1期

刘强著《四书通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四书”之名，肇始于南宋大儒朱熹，他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就此儒家“道统”慧命开启了新的传承，并对后世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当我们站在现代社会反观“四书”对于中华文化与社会人伦的价值与当下意义时，虽感“积重难返的‘现代转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四书通讲·自序》），然而，在这种困境中，儒家思想却更加彰显出对于人性与当代社会构建的价值。刘强教授的这部《四书通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正是以一种贯通古今的思维深度，以当代知识分子读书为学的“道义”担当，为我们打开一扇以“道”开启心性之学、汇通古今之变、探索未来之路的哲学之门。

一、以“道”开启心性之学

儒学是入世之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刘强教授的《四书通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实践，全书以十三个日常之“道”构成，而每一个“道”的内容，都彰显出儒家心性学之工夫，正如王阳明所说：“事上磨练”，其实就是在“心”上做工夫。徐复观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中指出：“性善的道德内在，即人心之仁。”内在的仁心善性向内可以成为圣人，向外则可涵盖人伦日常。“道”由内而外为“实践日常”。

《四书通讲》的第一讲是“为学之道”，阐释了学习的真义是“知行合一”。圣贤、君子都要起步于学习，但儒家所谓的学，绝不仅仅是书本上知识的学习，更应该是一种在立身处世实践中的学习。孔子也将实践之学放在知识之学前面，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在儒学实践中，“克己复礼”“反身而诚”是首要的。而道德实践与心性之学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在《四书通讲·忠恕之道》中，作者指出了忠恕之道是距离仁德最近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对子贡的教诲又由一“恕”字而振聋发聩，书中又列举“四书”中对“恕”道精神的发明和内涵延展，最终以忠恕绾合儒家的仁爱之心来探求忠恕之道与心性之学的内在脉络，并进一步阐释了孔孟儒学特别标举的“仁心说”与“性善论”，再结合孟子心学体系的“心之四端”，充分论证了“仁心善性”对儒学实践层面的根本指导意义。

《中庸》是四书中更能体现儒家心性之学的论著，在《四书通讲·诚敬之道》中，作者指出《中庸》就是一部“诚之书”。“诚敬”，就是一种“心斋”状态，诚敬之道，其实就是儒家的“心学”。故《中庸》第二十章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第二十一章又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敬”是儒家心性工夫之学，更是实现天人合一的不二法门。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心性之学”为宋明儒学定位，指出“宋明儒讲学之中点与重点唯是落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创造之性能（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先天根据）上”。（《心体与性体》）可见“心性学”是儒家道统传承中的关键之学，同时也成为道德实践的起点与修正的终点。“‘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四书通讲·自序》P5）而“人道”的起点与核心便是“心性之学”。

二、以“道”汇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在自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部好的著作，是一定能够融会古今、引发思考的。刘强教授在该书自序《道的“窄门”》中自述此书后半部分是在“新冠大疫”的“禁闭”中完成的，对当下世界进行了深刻思考：“我反而更加坚信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对于今日世界和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当整个世界恰逢动荡裂变、险象环生、危急存亡之秋，当人类社会几乎全体陷入迷茫、焦躁、恐惧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之时，我们的确应该静下心来，收视反听，默诵古人的告诫，参悟圣贤的智慧，重建传统的价值，守住古老的信仰，反思当下的悖谬和乖戾——唯有立身于‘道’中，方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段文字以“道”之不变应万变，以“道”之不变贯通古今之变，彰显出当代知识分子最深切、最智慧的反思与人文关怀。

《四书通讲》的十三个“道”，以古鉴今，以现代语境中的思考，解读出今人读“四书”的新视角，可谓忧思深广，用心良苦。如在为学之道中，对于“学是为己，还是为人？”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以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教言为例，深入揭示学习真正的目的不是向外求名利，而是向内求自信的微言大义。而在孔门中，如颜回、漆雕开、闵子骞等，皆是奉行“为己之学”的优秀弟子。并由这个问题展开对当下教育的思考：“相比之下，今之教育动辄以饭碗、生计、就业、薪资、‘钱途’等物质诉求相标榜，引诱青年学子汲汲于功名，正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针砭时弊，力透纸背。

在谈到忠恕之道时，作者也特别写到了“忠恕”的现代价值，指出：“‘忠恕之道’及其由此证成的‘仁心说’与‘性善论’，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具现代普适性，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实在不容小觑。”并以“恕道”反观当今之世界问题，指出：“不仅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需要‘强恕而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更应如此。今天的国际争端和局部战争不断，归根结底皆是不行‘恕道’而‘霸道’横行的结果。”（《四书通讲·忠恕之道》）认为“恕道”可以成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智慧方案，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的复杂局势中，中华民族通过“忠恕之道”建立起的价值判断和实践智慧，当可对世界和人类提供良性转圜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仁爱精神，以“仁”字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亦提出“居仁由义”说，皆指出“仁”可以成为人的一种生命自觉。宋明儒学又以“一体之仁”“民胞物与”等精神扩大了儒家仁爱的内涵与外延。仁爱思想现在依然适用：“我们常说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胞物与’的现代版。”（《四书通讲·仁爱之道》）儒家以“爱”的博大胸襟涵养世间生命与万物，而唯有这种爱能够穿透岁月的磨砺，滋养并塑造着古今之变中永恒不变的人性。《四书通讲》中的十三个“道”，处处流动着儒家人性思想的光辉与温度，不啻为今人读懂、读通“四书”的一把钥匙。

三、以“道”探索未来之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对于天下“大同”的追求，《尚书》所谓“协和万邦”，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之旨归，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一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想，都将激励着历代知识分子正道直行，前仆后继。在《四书通讲》的“治平之道”“齐家之道”中，作者博引古今文献，论述儒家的“天下观”，反思人类命运的未来。在《治平之道》中，引用了梁启超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倾向时说过的一段话：“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并由此进一步阐释：“‘平治天下’指向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多元与和谐、共生与共荣，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治道理想，恰恰是中华文明既‘早熟’又‘晚熟’的重要原因。”可见儒家的“治平之道”非一国、一家，实乃是基于人性的“同然”而早就提出的未来世界的建构之想。

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先生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谈到：“我是觉得时代走到这个时候、走到现在这个时代在所难免，可能慢慢好一点。”对于天下事的评价，亦说：“孟子说，人心有‘同然’，圣人是先得我心的‘同然’。”（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对“这个世界会好”的信念，也许正是基于这一份“同然”之心。而“天下之所以无道，不过是因为拥有天下者不能‘行道’甚至不能‘容道’罢了”。（《四书通讲·齐家之道》）天下之大同秩序，在儒家思想中是有着清晰的次第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儒家“天下观”的起点，正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英国学者汤因比曾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苦难。此论到底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儒家文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发展中，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地位。

《四书通讲》以当代学者的思考和洞察深入经典，带领我们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读懂人性、看清乱象，并以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引领读者理解儒家经典、反思当下。“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通读‘四书’，了解其所涵盖和传递的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绝非仅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而更有个体生命滋润与成长的意义。以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而言，通过亲近古典去感悟大道，体贴圣贤，实在是一件‘人间值得’的事情。”（《四书通讲·自序》）读罢掩卷，不禁感叹：诚哉是言也！

作者简介：齐兰英，同济大学哲学博士，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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