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法不外乎人情”？

作者：刘云生（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初八日乙亥

          耶稣2025年3月7日

春秋卫国大臣石碏的儿子石厚附从州吁，密谋发动政变，刺杀桓公自立。石碏忍无可忍，联合陈国，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州吁最危险，立马就被杀掉了；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大家都下不去手，还劝石碏念在父子之情，放过儿子。石碏却认为儿子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杀不仅难以维护法律的权威，也难以维护政治的统一，所以专门派了獳羊肩到陈国处死石厚。《左传》高度评价了石碏的义举，为了法律正义和国家安全，不惜依法处死弑君的儿子，这是典型的大义灭亲。

法不容情与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是法不容情的最有力注脚，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彰显“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正义理念。但必须留意的是，大义灭亲是法不容情的极端呈现，当法和情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涉及父母子女的亲子之情，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也必须关注所谓的“义”是否属于真正的“大义”，是否达到维护法律正义、国家安全的道义高度。如果仅仅是出于私利、私欲甚至个人怨愤而弑父杀子，显然就不是所谓“大义”。

比如武则天式的大义灭亲就值得怀疑。章怀太子李贤升任太子后，对亲妈临朝称制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再加上有人拱火挑拨，武则天就派手下搜集太子谋反的证据，要依法杀子，连唐高宗出面说情都不行，理由很简单，态度很强硬：儿子要造亲妈的反，天地不容，大义灭亲，赦无可赦。据史料考察，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政治宝座，凭着个人喜怒以法律的名义不仅逼死儿子，还利用酷吏杀人无数，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义。这就在法和情之间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变量：义，还必须大义，才能灭亲。换言之，虽然我们提倡法不容情，但说到大义灭亲还是要慎之又慎，因为法律一旦摧毁碾压了亲情，甚至被用来戕害骨肉，法律本身是否合于正义就值得怀疑。

法律为什么要尊崇情理？

“法不容情”强调的是法的刚性和权威，“法不外乎人情”强调的则是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契合协调。法的刚性之外，为什么还要尊崇人情？归根到底，这涉及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中国自古主张“法无德不立”“为政以德”，强调道德对法律的绝对影响力。西方也同样重视法律与道德的兼容协调。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提到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缺少道德的法律皆是徒劳”，“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英国历史学家富勒也说过：“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当然，在法学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还是杰尔苏和乌尔比安等人的名言：“法是关于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为什么中西法文化都高度重视道德对法律的影响力？理由有二：一是情理是道德诉求的呈现方式，也是建构法律的内核和基座；二是法律必须维护最基本的人情人道，才能合于最低限度的公平正义。换言之，法律必然具备刚性，但绝不能无视柔情。中国传统法文化反对重刑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刑法虽然可以惩治恶行，但其本身也具有恶性。作为一种必须的、合理的恶，稍有不慎，刑法就可能违情悖理，转换为真正的恶。

《旧唐书·刑法志》载：贞观四年，全国被判死刑者只有29人；到了贞观六年暴涨到390人之多。唐太宗很疑惑，也很愤怒：不到两年，死刑犯怎么多出十几倍？答案就在唐太宗自己身上。贞观五年，间歇性精神病人李好德非议朝政，依法当判死罪。大理寺丞张蕴古认为，这人有病，依法应当赦免。唐太宗也同意赦免。然而，张蕴古去了监狱，当面传达了好消息，还和精神正常的李好德下了一盘棋。后来御史紧追不放，认为李好德的哥哥是刺史，张蕴古官官相卫，帮人脱罪。唐太宗很生气，一声令下，间歇性精神病人保住了小命，精神正常的张蕴古却丢了性命。虽然唐太宗杀完张蕴古就后悔了，但影响立竿见影：凡在有罪无罪之间的，在轻罪重罪之间的，审判者为了保住脑袋，会毫不犹豫宣判有罪重罪，大唐的死刑犯数据瞬间飙升。

解铃还须系铃人。贞观六年冬至，唐太宗亲临监狱，将390多名死刑犯全部放回家过年，要求来年回监。后来这些人如数如期回监，唐太宗一高兴，立马全部赦免死罪。大唐的死刑率也渐次走低，回归正常。后来白居易写诗说“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高度赞扬唐太宗的恤刑善举。但后来的欧阳修不买账，写下《纵囚论》，严厉谴责唐太宗搞政治作秀，滥用人情，损害法律的刚性。此处不讨论白居易和欧阳修的是非对错，但有一点无可非议：唐太宗杀掉张蕴古就深刻反省，没有再杀人立威，反倒是通过纵囚的方式喻示法官慎刑恤刑，无论如何都体现了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

情、理与法如何统一兼顾？

“法不外乎人情”涉及两个维度：一个是立法维度，法律是人情的提炼和抽象；另一个是司法维度，当法律和人情冲突时，法官不仅要循法而动，还必须充分考量人道和人伦。这就要求法官裁判时必须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特别指出，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是一种天性，从中可以开发出两种美德：一是作为“旁观者”，能够体谅他人，获得公正、仁慈的道德力量；二是作为自我观照者，随时要警醒克制，尊重他人的尊严、自由和名誉。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情与法有没有可能协调？还是以大义灭亲为例。为什么大义灭亲需要慎之又慎？因为法律的刚性随时可能刺破亲情，实现了个案的表象正义，但其代价却是亲情毁灭、家庭碎裂。历史上有人称武则天为“凶母”，就是因为她滥用大义灭亲的立法精神和法律条文，既曲解了法律，也背离了人道。试想，如果法律高度奖励或强迫儿子举报父亲，妻子举报丈夫，首先丧失的就是人伦人道，无数家庭的破裂换来的所谓正义算是什么样的正义？所以，中国有了“亲亲相隐”的法律传统。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涉及亲人犯罪时，其近亲属都享有“豁免权”，警察、检察官、法官都不得强行要求其对亲人做出不利的陈述，最终保持了公法和私情的必要平衡。

这种情理法合一的精神在民事案件中也很突出。北宋名臣张咏担任杭州知州期间裁判了一个案件：有富翁病危时立下遗嘱，将十分之三家产留给年仅三岁的小儿子，十分之七留给女婿。这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后来小孩子长大了，起诉到杭州府。换一般官员，无非就两种选择：要么判定遗嘱属临终乱命，违法悖理，当堂涂抹，遗产归子；要么判定遗嘱真实有效，维持原状。但张咏从反常遗嘱中找到了人性人情的关节点：要是富翁临终将绝大部分财产留给年幼的儿子，女婿贪财，会千方百计害死妻弟；女婿得到最多的财产，反而会谨遵遗命，关照帮助小舅。于是，果断下判：财产七分归子；三分归婿。后人高度赞誉张咏既能“谨持法理”，还能“深察人情”。当事人反应如何？富翁的儿子和女婿对判决双双感动，哭拜而去。遗产纠纷解决了，两家的亲情也保住了。

“法不容情”和“法不外乎人情”是传统中国司法辩证思维的高度凝练，既强调法律的权威，也承认人情的变量。“法不外乎人情”更有力地证明：法律从来都不是冰冷如铁的法条，法官也不是无知无觉的傀儡，司法判决更不是单纯的走过场式的证据确证和行为定性。法律是有温度的制度设置，法官是有人性的能动主体。正因如此，传统司法才能在激活法律温度的同时，不断提升人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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