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元宋 著《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疏证与研究》出版

书名：《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疏证与研究》

作者：汤元宋 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内容简介】

朱子学对于近八百年东亚社会有着笼罩性的影响。朱子学研究中，朱熹的书信——特别是朱熹与张栻的往来书信，尤为关键。朱张往来书信中，所涉及的“中和新旧说”，以及稍晚的“仁说”“心说”之辩，代表着理学内部的碰撞、融合与转型，也代表着朱熹思想真正走向结构性成熟；而其中所论时事出处，也体现了理学家共同体的政治考量与追求。数百年来，这批书信一直吸引着中国、朝鲜、日本历代学者倾力其中。本书亦接续这一传统，在批判性吸收前人特别是此前中国学者较少留意的朝鲜、日本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做了综合性的疏证与研究。

【作者简介】

汤元宋，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宋代思想史、宋代政治史。曾在慕尼黑大学、史语所、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目录】

【说明与凡例】

朱熹研究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在朱熹研究中，书信材料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超过2000通的朱熹书信中，朱熹与张栻的往来书信又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在数量和内容两方面，于宋代理学家书信中都极为突出。在数量方面，虽然朱熹和许多学者有书信往来、甚至论辩，如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朱陈王霸义利之辩，但留存至今的，朱熹致陆九渊的书信仅6通，致陈亮的也不过16通；而朱熹致张栻的书信则多达54通，张栻致朱熹的书信也有74通。[1]在内容方面，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关系到南宋闽学和湖湘学两大理学学派间的碰撞，也关系到朱熹学术生涯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中和新旧说”的形成。可以说，朱熹最终建构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并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成为南宋理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与他和张栻之间的切磋论辩密不可分。

正由于此，学界对于朱熹书信，在系年和义理两方面，都有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系年方面，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989、2007)、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2001、2014)，可谓朱熹书信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朱子学研究都有着基础性的价值。近年来，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7)和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2019)，也对相关内容有所增补。而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2015)和任仁仁、顾宏义《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8)则对张栻书信的系年多有探讨。系年之外，学者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也有深入的研究。朱子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等，在分析朱熹义理时，颇多篇幅都是围绕朱熹、张栻往来书信。某种意义上，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专论朱熹的下册，逾半篇幅就是对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疏证与研究。

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研究，仍然有可推进之处。以研究最为成熟的系年而言，虽然学者对于多数书信都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也有一部分关键书信未能达成共识，或者学界以为是定论的关键书信也有重新商榷的余地。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学界已有深入研究，但是鉴于理学研究的特质，往往各家自有说法，就理学研究而言，不易也不宜勉强折中。然而，对于非持特定理学观念的读者、研究者而言，在理解书信本义方面就造成了相当的门槛。如牟宗三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研究，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典范，但牟宗三的诠释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颇难把握和利用。另外，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还有义理之外的诸多内容，如涉及朱熹等理学家对于政治的看法、理学家的人际网络等，在过往的理学史研究中，往往有所忽略。

在东亚三国中，韩日对于朱熹文献的整理，与中国大陆颇有不同的取向。如朝鲜性理学自李退溪开始，便致力于对朱熹文献的二次整理和疏证。仅《朱子文集》，就有上百种注疏本，其中栗谷一系学者如宋时烈《朱子大全劄疑》、金昌协《朱子大全劄疑问目》、金迈淳《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便是几代学者接力完成，并最终由李恒老《朱子大全劄疑辑补》集数百年朝鲜朱子文献整理之大成。《朱子大全劄疑辑补》完稿后，百年来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影印出版。近年来，日本学界在译注朱熹文献时多有利用，而中国大陆罕有学者留意到此书的价值。[2]

日本学界一直有译注朱熹文献的传统。过去几十年，更是以共同读书班的方式，致力于对朱熹的诗歌、文集、语类做通盘的译注。几十年来分卷出版的《〈朱子语类〉译注》和《朱子绝句全译注》以及一部分单独发表的《朱子文集》的译注，尤其值得借鉴。由于“译注”体例的特殊要求，日本学界更注重对文本做全面而直接的译注。

相较而言，中国学者由于母语优势，不需要如日韩学者一样，解决文本译注方面的问题，可以更多地将精力直接投入到相关议题的研究中。但如果缺乏对于文本全面、准确、精细的理解，研究也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根本性的硬伤。近年来，中国学者虽有如田丰所撰《朱陈王霸之辨义疏》(2019)，但整体而言，致力于朱熹书信“义疏”“疏证”“笺注”等基础性工作的研究者和论著，尚逊色于日韩学界。这也是本书致力于以“疏证”这一较为朴素的方式处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原因之一。若比较日韩学者对于朱熹文献的基础整理工作，大体而言，日本学界因“译注”体例的原因，更注重文本的直译、用典的说明，较少处理义理，而历史上的朝鲜性理学者则两方面都有侧重。就本书而言，作为中国学者，自然也会处理相当多的义理问题，这也是本书“研究”之名的用意所在。

关于本书体例，说明如下：

一，为建立学界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乃至今后朱熹书信整体研究的统一标识，本书将朱熹致张栻书信，统一简称为Z，其中第一通书信，则为Z1，依次类推；而将张栻致朱熹书信，统一简称为S，同理，第一通书信则为S1，依次类推。编号之外，另取书信正文起首文字为标识，以便读者覆核；若书信原题自带相关重要信息，亦一并纳入，分置不同括号内。因为本书频繁对比各书信之间的联系，有此编号可供清晰识别，行文中对于这些往来书信，不再另行标注相关卷次、页码等出处信息。

对于朱熹、张栻书信的编号，本书在尊重学界已有不成文规则的前提下，稍作调整。学界对于朱熹致张栻的一部分书信，已有较为默契的标识编号。如朱熹与张栻论学书信，位于《朱子文集》卷三〇至卷三二，其中如朱熹“中和旧说”中关键性的“人自有生四书”，分别位于卷三〇和卷三二。学者多会打破卷次限制，直接称此四封书信为朱熹致张栻第三、第四、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书。但实际上，在《朱子文集》卷二四、卷二五，还有五通朱熹致张栻书信。因此，本书将朱熹与张栻往来问学书信，以Z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而将朱熹与张栻讨论时事出处的五通书信，以Z加英文小写字母进行编号，即Za至Ze。

二，作为中国学者的疏证与研究，本书的着重点与韩日学者稍有不同。如对于较为常见、具备一般文史知识的母语读者即可理解的文言、出典，本书不再加以说明。相较于先秦经典的出注，本书更侧重解释对于朱熹、张栻而言的理学史内部的渊源。本书并不致力于完全吸收韩日朱熹文献整理工作的成果，这既超出了本人的能力，当下而言也无此必要，如韩国学者对于义理的某些诠释，与朝鲜性理学史内部的论辩相关，而与朱熹文献的本义稍有距离。中、韩、日对于朱熹文献整理，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使用者若想在东亚儒学的视域下对朱熹文献有更为综合、多元的把握，仍然需要将中、日、韩三国文献进行适当的比对。

三，本书并未对朱熹、张栻全部往来书信做均质的疏证与研究。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即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元年(1174)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中说、仁说、心说，以及如程集改定、赴金求陵寝地等书信，本书用力较多。而淳熙二年(1175)后，张栻再次辗转任职，其致朱熹之书信，大多罕有朱熹回函，颇难进行相应的疏证与研究，因此本书多有省简。另外，部分“问答”性质的书信，篇幅颇长而适宜疏证的内容有限，本书也多从略。

四，部分书信系年虽可确定在某一年，但具体月份难以确定，此类书信如主题相近则置于一处，以便于读者整体把握。

五，本书所用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所刊《朱子全书》(修订版)和中华书局2015年所刊《张栻集》,但标点方面随文偶有调整。

注释：

[1]当然,具体书信数量学界或有不同看法。如张栻致朱熹第三十书(晦叔留此旬余),或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两封相隔数年的书信误编在一处。又如《张栻集》中,张栻致朱熹书信,多位于卷二〇至卷二五这六卷中,但在卷三〇“答问”中,另有一通与朱熹问答体例的“书信”。严格来说,这一“问答”体例的文字并非书信,而多是宋人通书时所附“别纸”中的一种类型。而在朱子文集中,与张栻的此类问答,则径直被收入朱熹与张栻问学书信所在的卷三〇至卷三二中,不再另行区分书信与所附问答。同时,朱子文集的编纂体例,将“时事出处”和“往来问学”两种类型的书信区别对待,而朱熹致张栻书信中,另有五通非常重要的讨论“时事出处”的书信,被单独置于卷二四、卷二五中。

[2]郭齐、尹波编撰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留意到《朱子大全劄疑辑补》,但限于体例较少采用。据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殷慧教授已初步完成此书的整理工作。

【书信疏证研究举例】

S17(复和仇虏)

复和仇虏，使命交驰，痛心痛心！陈应求时通书，极知忧国，但未见所以济之之策。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所不能晓。想数得相见。但今日所谓正人端士固有之，惟是不知学，不敢期望以向上事业耳。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养成郴贼，共父到，颇能明信赏罚，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但今时一种议论，待盗贼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此贼蹂践三路，杀掠无数，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

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辑反侧，抚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痈疽，须消尽毒气，使血脉贯通，方为无事。共父甚留意。偶来告有便介，草草复附此。(《张栻集》卷二一)

【系年】

此信当在乾道元年(1165)八月或稍后，为张栻致朱熹第一书。论者或以刘珙任官委任之初为线索而系于乾道元年三月，此是未能留意到刘珙五月方才抵湘；或以刘珙诛杀郴乱贼首李金而系于乾道元年七月，但信中张栻提及“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郴、桂盗贼幸有平定次弟，但安辑反侧，抚存凋瘵，正惟匪易”，恐指刘珙抵湘平叛且数千鄂军齐聚之后，其时贼守李金已伏诛而余党仍在，故系于乾道元年八月或稍后为宜。[1]

此信中论及三事，其一为隆兴二年(1164)宋金合议，其二为陈俊卿出处，其三为刘珙平定郴州李金叛乱，虽言简辞约，但此三事对于乾淳年间理学共同体的发展皆有深远影响。

【疏证】

“复和仇虏，使命交驰，痛心痛心！”“复和仇虏”之“复”，非指宋廷在绍兴和议后又于隆兴年间再启和议，而是特指在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和议后，本因张浚入朝而搁置的和议，因张浚去职而再次启动。此事颇为曲折，下文稍加铺陈。

孝宗即位后，隆兴元年五月初七宋军北伐，但于五月二十四日即遭符离之败。七月上旬，主和派汤思退复任右仆射兼枢密使，宋金开始议合。宋廷于十一月十三日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使北上议和，并于十一月十四日召集侍从台谏官十四人集议，除胡铨一人主战，余者基本赞成合议条款。但宋孝宗对于战、和仍有疑义，因此召张浚入朝以为助力，他在给张浚的手诏中说，“和议事专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来”。[2]张浚于十一月十九日赴行在，十二月九日入都，并于同月出任右仆射，[3]宋孝宗此时有“专委”张浚之意，主和派汤思退等对迁都建康等重大决策“初不与闻”，由此之前所达成的和议内容被搁置，宋孝宗也“止誓书、留使人”。[4]所谓“留使人”，即指原由汤思退提议的王之望、龙大渊为通命使副北上乞和一事暂缓。汤思退由此谋划倾陷张浚，他一方面借助宋高宗的权威，“请上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另一方面建言希望张浚出外巡视江淮。[5]隆兴二年三月，张浚被迫离开朝廷巡视江淮，而汤思退一党随即轮番对其展开攻击，最终导致张浚于四月下旬去职，从此再未返回朝堂之上，并于同年八月病逝。[6]此后宋金再启和议。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隆兴和议成，乾道元年(1165)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此后直到开禧二年(1206)开禧北伐，宋金关系以隆兴和议为基准。

“使命交驰”指的是隆兴二年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王抃将参知政事周葵、王之望的书简送至金将仆散忠义，十二月洪适使虏，次年正月宋使携国书北上，四月金使携国书南来，五月李若川使虏等。双方频频互派使臣，故称“交驰”。此信所言“痛心痛心”，正是因为张栻亲历其中，深知曲折，他曾于隆兴二年十一月上《誓不言和专务自强疏》以明心迹。

隆兴和议期间，朱熹于隆兴元年十月十九日到临安，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反对和议，十二月十二日离开临安。在临安时，朱熹与张栻首次见面。虽然张浚入都距朱熹离开仅三四日，但朱熹曾见张浚，献计分兵进取中原。朱熹之所以能见到张浚，或因此前他与张栻见面相谈，张栻对朱熹的印象颇佳，也可能是因为朱熹与当时张浚倚重的陈俊卿、刘珙等人关系密切。

“陈应求时通书”。陈应求即陈俊卿(1113—1186)，福建人，少年得志，不及三十即中榜眼。[7]孝宗即位后，陈俊卿即与张浚整饬边备，隆兴元年(1163)张浚建都督府，陈俊卿则为参赞军事。二年四月下旬张浚去职，五月陈俊卿也随之被贬。六至七月，汤思退为求和议，主动撤出唐、邓、海、泗驻军；不料十月，二十万金军渡淮南侵，边境震动，十一月，汤思退由此被贬永州，并死于途中。随后，孝宗重新启用陈俊卿，乾道元年(1165)，陈俊卿除礼部侍郎，寻兼侍读，同修国史，但同年七月又因奏论钱端礼一事而出知建宁。陈俊卿在建宁任职一年，至乾道三年方被召回，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此后陈俊卿与朱熹在具体政治事件上虽有不同看法，如对于魏元履的起用与贬抑，但整体上陈俊卿仍然是朱熹的支持者，彼此之间的交游颇能体现理学家与高层官僚的合作关系。

所谓“时通书”，当指陈俊卿任职建宁期间，张栻应与陈俊卿时有书信往来。陈俊卿是当时的关键人物之一，朱熹、张栻都与之有所往来，只是相关书信今多不存。[8]

“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所不能晓。”“已去”指的是隆兴二年五月陈俊卿离朝赴泉州任，后改为祠禄官。“复召”指的是隆兴二年底汤思退贬死后，宋孝宗召陈俊卿赴阙。“却又供职”指陈俊卿在朝仅半年，乾道元年七月又除宝文阁直学士、出知建宁府，任职于外。“所不能晓”，指的是张栻不解孝宗为何如此反复，既已召回陈俊卿，却又很快加以贬抑。杨世文以为“已去复召，却又供职”指陈俊卿以宝文阁待制出知泉州，改提举太平兴国宫，乾道元年正月被召回京，除吏部侍郎兼侍读，同修国史。[9]

“湖南缘向来有位者惠奸长恶，养成郴贼，共父到，颇能明信赏罚，上下悦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湖南有位者”不知所指何人。所谓“郴贼”，指隆兴二年李金在郴州为乱，聚众数万，杀掠万人。“共父”即刘珙(1122—1178)，福建人，与朱熹少年即相熟。朱熹早年丧父，朱父临终前即命朱熹从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问学，其中刘子羽“尤以收恤孤穷为己任”。[10]刘珙、刘玶兄弟，即为刘子羽之子，与魏元履、朱熹四人自小相熟，后来在政治上彼此支持，但刘珙在仕途上最为畅达，而刘玶、魏元履和朱熹则仕途多有阻隔。观朱熹与各级官员、学者讨论时局，朱熹最为真实的态度，多见于与刘珙、刘玶和魏元履的信中，其次则是与张栻、陈俊卿等人之书信，至于与留正等人书信中文字，未必皆能代表朱熹真实态度。

“共父到”指因郴州李金为乱，乾道元年三月，刘珙除敷文阁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同年五月，刘珙入湘平乱。隆兴年间，刘珙曾为张浚所荐，但随着政局变化，隆兴元年冬，刘珙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次年改衢州，此时因郴州之乱才得以再被启用。

“今鄂兵集者五千人”，当指七月鄂军入湘。当时湖南地方军疲弱，刘珙向京西制置使沈介求援，请调湖北前线正规军，六月，沈介所遣游奕军统制田宝率千人至，数日后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一千五百人至，七月，鄂将谷青、王翌各率二千人至。[11]

“若措置得宜，当数月而定”，李金伏诛是在八月，论者多由此认为此信作于刘珙谋划戡乱而未有实际举措之时，故由八月倒推数月，此说或可商榷，详下。

“渠魁岂可不歼焉?特散其党与可耳。”李金作为匪首八月受诛，而刘珙对其余党采取宽恩政策。论者多以李金受诛为平叛彻底结束，但李金受诛后，“其支党胁从者尚众，皆窜入山谷间”，当时刘珙令杨钦等收兵，而使人招降李金余党，并予宽待，甚至恢复其原有田宅，至乾道元年底才真正完成平乱，即朱熹所言“岁尽师还”。[12]张栻信中所言“当数月而定”，并非指刘珙任官或者入湘至八月李金受诛之间的数月，而是在李金受诛后，如何招降余党、不致再生叛乱，需要“措置得宜”，要有“平定次弟”，“抚存凋瘵，正惟匪易。如病痈疽，须消尽毒气，使血脉贯通，方为无事”。张栻虽然认同刘珙的平叛策略，但他格外提出一点，“但今时一种议论，待盗贼只知有招安，正如待仇虏只说和一般”。在张栻看来，无论平叛还是对金国策，都不能一味退让。

郴州平乱对于刘珙本人仕途有着关键影响，孝宗对刘珙此次平叛评价极高，嘉叹再三，召为敷文阁直学士，并赐玺书，随后刘珙也成为孝宗极为倚重之人。在给刘珙的玺书中，孝宗提到了反面例子，即“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13]在孝宗心目中，类似朱熹等理学家或许便是清谈无用之书生，而刘珙虽然与朱熹相熟，但在孝宗心目中却非清谈之人。乾道二年四月，朝臣“进呈刘珙等以措置李金贼徒了毕推赏”，孝宗回复“朕已批与刘珙，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卿则不然，能为朝廷了事，诚可赏也”。[14]孝宗的这种用人导向，既区别具备实务能力的理学型官僚和更为纯粹的理学家，也决定了朱熹等理学家在孝宗朝中前期的基本命运。

【注释】

[1]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2]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431页。

[3]隆兴元年冬，孝宗曾想直接以张浚为左相(首席宰相)，而高宗则说“汤思退元是左相，张浚元是右相，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原居战和之间的陈康伯辞任左仆射，“思退虽(进位)为左仆射，而公(张浚)恩遇独隆，每逢事，上辄留公与语”。参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五笔》卷一〇，中华书局，2005年，第953—954页；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7页。

[4]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四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1991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七,第1166页。

[5]《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433—4434页；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战和本末”条,中华书局,2000年,第462—471页。

[6]张浚之罢职,细节仍然有难以确知之处,何以当时汤思退等人“纵迹诡秘”不过数日,就有旨令张浚按视江淮,而且“趣行之旨屡下”。如此催促张浚出外,或非孝宗本意,而有来自高宗的压力,并且以巡视江淮前线的理由迫使张浚去朝也颇具手腕。张浚之罢职,当有极寒人心处,当时汤思退一党中尹穑“连疏诋公愈力”,张浚本人也知罢职无可挽回,其间“致仕之章已八上”,而孝宗也有无能为力之处,所谓孝宗“察公诚恳,欲全其去”,恐是无可奈何之举。张浚外放江淮前线后也颇受掣肘,“宣谕司及统领司磨治都督府文书钱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所以当时故旧门生劝张浚消极应对,“当勿复问时事,后虽有诏命,亦无庸起”。参《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下,《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434页、4436页。

[7]《朝野杂记》甲集卷九，第182—182页。

[8]当时朱熹和陈俊卿往来书信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朱熹作于乾道元年的《与陈侍郎书》，此信颇能体现朱熹对于当时政局的基本看法：即对讲和之计、(人君)独断之言、国是之说的反对。参《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第1084—1088页。信中提及陈俊卿、刘珙，皆为朱熹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朱熹生平所作纪念文字中，篇幅最长者为张浚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下皆是；其次为陈俊卿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六皆是；再次当为刘珙行状，见《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9]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第200页。

[10]《朱文公文集》卷九〇，《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第4168页。

[11]《朱文公文集》卷九七，《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490—4491页；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12]《朱文公文集》卷九七，《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第4491—4492页。

[13]《宋史》卷三八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50页。

[14]《宋史全文》卷二四下，第2031—2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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