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作者：弭君铮、刘洪玮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十四日辛巳

         耶稣2025年3月13日

翻开浩如烟海的中国著述，明末清初哲学兴起集大成者，特别是对后世之中国影响最为深远之人，非湘中大儒王船山莫属。尤其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以湘乡人为首的曾国藩等湖南倡学王船山哲学，弘扬王船山精神，进而影响到整个湖南的学派，走出了如毛泽东、刘少奇、宋教仁、黄兴等在近现代史上熠熠生辉影响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人物，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湖南人”，之所以湖南人在近现代史上发挥如此之作用，与他们推行王船山思想不无直接关系，深入研究了解之后，发现王船山思想最主要的核心影响就是其经世致用之学，其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高度契合，相互映照，成为哲学思想的“哥德巴赫猜想”。因此，笔者调阅大量资料对王船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背景

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明代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农村的雇佣劳动现象逐渐普遍，从而引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与此同时，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人足迹遍及市镇、乡村，影响无所不及，进一步控制了家庭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的生产，使之对商人的依赖性增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地区的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以江南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最为明显。到了明后期，松江地区的棉布再加工的暑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成熟。而西方传教士东来，根据中国特点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作为传教的手段，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明代吏治渐趋腐败，朝臣门户分立，水火不容，互相倾轧。明朝灭亡，社会动荡，满族贵族势力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民主启蒙色彩的思想家，他们开始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进行思考和探索，对原来理学思想和不切实际的空谈空论开始批判，他们把目光更加聚焦在学以致用，用以救世，于是，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王船山便是杰出代表。

二、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

王船山武装抗清失败后，隐匿于湘西山区，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深刻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融合中国传统学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批判总结，形成了“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体现在探求本源，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经邦济世，用以拯救日益倾覆和危亡的华夏民族。

王船山的知行观既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也不同于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认为“行”在知行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宋诸先儒欲折陆、杨‘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后’之说，而曰‘知先行后’，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且将荡然以失据，则已异于圣人之道矣。”“朱门后学之失，与陆、杨之徒异尚而同归。”“皆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而为之辞曰，‘知行合一’，吾滋惧矣：惧夫沈溺于行墨者之徒为异学哂也，尤惧夫浮游于惝怳者之偕异学以迷也。‘行之惟艰’，先难者尚知所先哉！”（《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

王船山不仅在知行观方面批判程朱陆王，而且在全面学习北宋五子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批判程朱陆王，最终目的还是“希张横渠之正学”，张横渠就是张载，张横渠之正学就是气本论，以唯物观来经世致用，批判唯心主义，特别是陆九渊、王阳明及其追随者。“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浅则据离明所得施为有，不得施为无，徇目而心不通；妄则诬有为无，庄、列、淮南之流以之；而近世以无善无恶为良知者，亦惟其浅而成乎妄也。”“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张子正蒙注》）

“是程子之竟言‘天一理也’，且令学者不审而成陵节之病，自不如张子之义精矣。”（《读四书大全说》）

王船山批判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近世王氏良知之说正若此，一以浮屠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迥脱根尘、不立知见为宗。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张子正蒙注》）

“如近世王氏‘良知’之说，导邪淫，堕名义，举世狂和之而莫之能止。”（《礼记章句·卷十二·内则》）

“然玩其旨趣，一皆格物致知之实功，为《大学》始教之切务，则抑未可以为末而忽之也。此之不讲，乃有凌躐卤莽以谈性命而诡于佛老者，为正学之大蠹，固君子所深惧也已。”（《礼记章句·卷十八·学记》）

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源于深刻认识到虚无的理论和思想不能适应时事，不能拯救华夏民族，于是，在批判程朱陆王等唯心主义的同时，大力推崇张载的唯物主义，把做学问与时事和实践相结合，学的目的是用，用的目的是兴时兴世，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服务。正如夏舒洋在《论嵇文甫对船山学的开创性研究》中说：“船山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判总结，又从多方面启发了中国主流思潮的推陈出新。王船山一生的社会经历和学术耕耘，使之成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巨人。”

三、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

清朝建立之后，大兴文字狱，对王船山著作进行了严厉禁止，使这一百年巨匠之著作在山洞中沉睡。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思想的逐步解禁，王船山子孙开始着手整理和刊刻王船山著作。1839年，王船山七世孙王世全刊刻《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1840年开雕，1842年竣工。1854年，太平军进犯湘潭，底板被大火烧毁。1863年，曾国藩派欧阳兆熊编刊《船山遗书》。1864年，开设安庆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欧阳兆熊、张文虎、刘毓崧等主持。同年，曾国荃攻克金陵，安庆书局迁至南京，即金陵书局。1865年，《船山遗书》刊刻完成，一共三百二十二卷。曾国藩在繁忙的军务之时，平定太平天国之际，来不及仔细阅读全编，亲自校阅《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以及《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共计一百一十七卷，订正错误一百七十多处。

曾氏兄弟之所以刊印《船山遗书》，正是他们的思想受益于王船山思想。尤其是魏源《海国图志》刊印后，他们认识到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学习洋务，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经世致用”思想。曾国藩高度赞扬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曾国藩《船山遗书序》）

“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曾国藩《船山遗书序》）

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主要体现在“仁礼”上，王船山《张子正蒙注》《礼记章句》发扬了以孔孟“仁礼”为核心的“经世致用”思想。曾国藩去世后，曾国荃把《船山遗书》的板片运回长沙。由此，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以湖湘为中心，由湘军体系向全国辐射。正是因为一批批践行者，身体力行践行船山思想，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才能得以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近代湖南文化精神的塑造。魏源、罗泽南、陶澍、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李瀚章、杨岳斌、左宗棠、刘锦棠、李续宾、李续宜、刘蓉、胡林翼、郭嵩焘，一批批践行和传播船山思想的志士仁人，遍布中华大地。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现代史走出了宋教仁、黄兴、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一大批具有湖湘文化底蕴的革命人物。他们从实际出发，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各种救时救世的探索。一时湖南人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最大最深远的群体，不仅影响了中国，进而影响世界。

四、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由于王船山思想影响到曾国藩及湘军体系，曾国藩去世二十年后，中国出了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他是湖南韶山人，也受这种文化所影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而曾文正就是曾国藩，就是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毛泽东从曾国藩的著述中汲取“实”的影响，凡事讲求实际，务求实效的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

毛泽东又认为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办事就是建功立业，泽被于苍生。办事就是“实”，就是实践，就是“实事求是”。

曾国藩在《书学案小识后》中讲到：“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与朱子“即物穷理”，并对它们进行了关联和对比，由此完成了全新的阐释。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世致用蔚然成风，实事求是开始盛行，清朝同治中兴的名臣良将，洋务运动的先驱首脑，维新立宪的骨干力量，以及民国之黄兴、宋教仁等纷纷走向救国救亡之路。孔祥麟说：“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于夫之之《遗书》者皆多。”是为明证。

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不仅影响了王氏后裔为人处世，促进家族稳定延续，并且推动中国文化由理学向实学转变，影响后世学者，摒弃空虚，讲求实际，近现代湖南人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都受到船山思想的深刻影响。正是因为船山思想的影响，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挑大梁，唱主角，湖湘文化漫延中华。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具有超越时空价值，更为现当代提供智慧和力量。

五、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与毛泽东实事求是

肖永明、夏金龙在《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中讲到：“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加以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虽然王夫之并没有直接使用‘实事求是’的表述，但是他的思想无疑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

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这与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思想高度契合，只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更全面、更深刻，摆脱了时代局限性。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许多重要论述，比如：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论持久战》：“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呼吁“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实践论》继承发扬了王船山的知行观，他们都强调行的重要性，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王船山倡导征实之学，主张务实求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高度契合。

在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坚定“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通过实践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融合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文化复兴，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

【作者简介】

弭君铮，山东建筑大学硕士研究生。

刘洪玮，生于甲子（一九八四），字道瓌，号芥斋，一号劢庵，别署蕲照阁主人，网名风蓬子。山东武城人，学宗张横渠、王船山。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德州市诗词协会会员、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周易笺解》《尚书今读》《诗经新诠》《礼记集注》《春秋左传旁通》《春秋大事年表》《六艺会通表》《四书衍义》《古韵分部表》《共和史》《杜甫年表》《刘氏宗谱》《梦谱》《近思录释》《冀言》《芥斋随笔》《医学会通表》《蕲照阁文集》《最乐楼文集》《溯圣堂文集》《敢学斋诗稿》《蕲照阁诗集》《劢庵诗存》《最乐楼诗集》《敢学斋词稿》《晚晴词》《续梦词》《敢学斋曲钞》《忏稚堂联语》《破琴室联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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