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熊十力的哲学创构
    作者：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10月7日
    
    
    
    内容提要：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二十年间曾经是一位革命志士和政界人物，辛亥革命以后政界以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导致他彻底弃绝政界、疏离社会而沉潜于书斋，通过平章儒佛而创构了一个以“新唯识论”命名，以体用、翕辟、心物、本心、习心、工夫、性智、量智等范畴架构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旨归在于将社会人生导向真实而至善的境界，由此反映了熊十力对于社会人生的忧念。平章儒佛诚然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必要条件，但辛亥革命导致其疏离社会则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更具前提性的必要条件。熊十力生平思想的转变及其哲学创构的启发意义是，任何社会运动都应该指向世道人心的良善，否则就不必是可欲的，就不免受到当时或后世的批评。
    
    关 键 词：辛亥革命  熊十力  新唯识论
    
     
    
    熊十力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位依据传统学术思想资源创构“新唯识论”体系的哲学大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二十年间却曾是一位革命志士和政界人物。从革命志士和政界人物到哲学大家，熊十力这一“直是再生时期”的“一生之大转变”[1]的原因何在？其“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旨归究竟为何？其生平思想的转变蕴涵着何种启发意义？这些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熊十力早年革命与从政经历
    
    熊十力于1885年出生在湖北黄冈农村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少时为乡邻牧牛，至十岁方入父亲掌教的乡校发蒙，“先习五经章句，次及史”；未及两年，因父亲病逝而失学。[2]就在这一时期，受父亲影响，他已萌生了民族革命思想。[3]越三年，熊十力又由长兄送至父亲友人何柽处受教，但因不堪约束，仅半年便弃学而归，[4]其毕生学历遂尽于此。尔后熊十力一面泛观博览，奠定了厚实的学术功底，锻炼了穷玄极奥的思维能力；一面在无所羁绊的生活环境中充分发展了孤傲狂放甚至叛逆的性格。其自述曰：“先长兄仲甫先生读书至十五岁，以贫，改业农。农作则带书田畔，抽暇便读，余亦效之。……年方弱冠，邻县有某孝廉上公车，每购新书回里，如《格致启蒙》之类，余借读，深感兴趣。”[5]又曰“自幼喜发奇想，及长而回忆，皆哲学问题也”，[6]“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荡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云云。[7]而其放荡形骸的典型表现就是“慕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居野寺，辄裸体，时出户外，遇人无所避。又喜打菩萨”。[8]好学深思与狂放不羁这两方面诚然相互影响，但就其主要作用而言，前者成为熊十力日后回归学术、创构体系的深厚根基，后者则成为他投身于当时社会革命运动的主观动因。
    
    1901年前后，熊十力“阅当时维新派论文与章奏，知世变日剧”，复“稍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9]此时他结识了同县何自新以及邻县蕲水王汉等反清革命志士，日聚高谈，以志气相砥砺，而尽弃旧学。[10]越明年，熊十力赴武昌，入新军当兵，“潜通诸悍卒”，[11]以图“默运行伍，不数年可行大事”，并与何自新一道力辟革命阵营内部流传的武昌不易发动起义之说。[12]1905年，王汉于河南彰德刺杀清朝大臣铁良不果而自尽，噩耗传回武昌，刘敬庵即愤而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日知会，熊十力与焉。[13]不久，同盟会成立，日知会员多加入同盟会，熊十力亦在其中。[14]1906年，熊十力与诸同志创设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名为黄冈旅省人士联谊组织，实际上广泛联络各军营兵士及各学堂学生，以积蓄革命力量。他的行动被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侦知，幸得同志通风报信而逃脱缉捕，遂与因受萍浏醴起义牵连而遭通缉的何自新一道亡命江西，复潜归黄冈。[15]
    
    辛亥革命爆发后，熊十力参与黄冈光复，不久重返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16]1912年，他受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指派，任都督府特设武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编辑，参与编纂《日知会志》，大力表彰为反清革命而献身的密友王汉、刘敬庵、余仲勉、何自新、朱元成等。[17]在此前后，熊十力还广泛结交革命志士以及民国政要和闻人，诸如黎元洪、孙武、蔡济民、季雨霖、宋教仁、胡瑛、张难先、吕大森、梁耀汉、詹大悲、居正、彭程万、石瑛、吴崐、白逾桓、蔡元培以及董必武等等，在民国政界特别是湖北地方较有名声，但亦于此时渐萌归与之念。1913年，熊十力辞去所任职务，携黎元洪发给的遣散费近三千元，回到兄弟迁居的江西德安，将遣散费悉数交予长兄购置田产，与兄弟一道躬耕垄亩，农作之暇则读书为文。[18]不过熊十力此次辞职归田却并未绝意政事，1917年护法运动爆发后，他由江西入湖南，参加抗击北洋军阀的民军；随后赴广州，入孙中山幕为僚佐，居半年，“赖天之诱，忽而发觉”，“于是始决志学术一途”。[19]此后五十年间，熊十力再未参与任何政事，而以学术终其一生。[20]
    
    熊十力早年曾自负有命世之才，且不无功名之心。其密友何自新“尝谓十力曰：‘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熊十力闻言怫然对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吾之甚耶？”[21]由此可见熊十力当时之自许。晚年熊十力亦自承“当初不无求名之意，……我在三十五以前，虽有聪明，而俗念未去”。[22]从熊十力结交的民国政要来看，他若有意委身于政界，亦当不乏汲引之助。但他何以竟“彻头彻尾改换一副面目，与前者判若两人”，[23]以至时人读过他于1918年刊行的《心书》之后，不禁“窃怪子真年少从军，谋毙某帅，几罹不测，辛亥参鄂军府，义气激昂，似非能沉潜于学问思索中者，今所造竟若此”！[24]这一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熊十力弃政归学的原因
    
    熊十力晚年自陈生平转变的原因说：“余生而孤穷，十岁始读父书，已有澄清天下之志。唯性情迂固，难与世为缘。久乃自省，吾之识足以知周万物而会其总、洞其微，吾才过短，不足以莅众而应变也。识者无为而见理，才者有为而开物，能兼之者罕矣，于是决志学术一途。”[25]这是将其生平转变的原因归于天赋秉性，既为夫子自道，当然殊堪重视。问题是熊十力决志于学术之后，虽然日益孤冷，不能与世周旋，但由上可见，当他投身革命和政事期间，却是颇能结交同志、耸动群伦的，正因此，当知交何自新指出他因性情之故不堪成就事功时，他曾拒不认同。由此看来，早年熊十力的性情实具热中与孤冷两种可能趋向，若无特别刺激，即使性情迂固，他也未必难守一官以终老政界；但恰恰由于受到特别刺激，他性情中的孤冷一面便充分发展起来，以至似乎成为他弃政归学的唯一原因了。中肯而论，熊十力性情的迂固孤冷是其弃政归学的深层原因，而他受到的特别刺激则是其弃政归学的直接原因，这种作为其弃政归学之直接原因的特别刺激，据熊十力大量记述文字可知，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因官绅士民道德堕落而导致的政界乃至社会的乱象。
    
    综观熊十力著述，其中对于辛亥革命之后政界乃至社会乱象的记述和指斥比比皆是，难以亦且不必包罗无遗，仅举数端可概其余。关于政界，熊十力1913年《复吴贯因》说：“今之执政，不学无术，私心独断，以逆流为治，以武力剥削为能，欲玩天下于掌上，其祸败可立俟。”[26]大致作于同时的《忧问》说：“今吾国人浸淫满清污俗，利禄荡其廉耻，而自私自利之习成。登庸滥，而侥幸之风长；专锢久，而智昏。为新为旧，同怵于外人，而貌袭以相应，实无改其贪贼险诈浊乱荒淫之心理。灵台既蔽，一切学说，皆逢恶之媒，一切政法，皆济奸之具。灭绝仁义，自胡清已然矣。迄于民国，而伟人之纵淫，袁氏之盗窃，藩镇之騃戾，率天下以不仁不义，淫情轶分。”[27]1934年所作《英雄造时势》直接批评辛亥革命党人道：“到辛亥武昌起义，革命党也曾掌握过南方许多省。而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侈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恶的实质，不独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凶。于是预料革命党自身没有新的力量，当必为袁世凯所摧折。又料自此以后，腐恶的势力只有继长增高。”[28]乃至1950年所写的《与友人论张江陵》还说：“民国承亡清之弊，国体、政体乃至一切法度变革纷纭，不知纪极。……政以贿成，居上者怀私以庇巨室，任其毁法乱纪，覆国绝类而无悔。政令荡废，奚止懈驰，尚可期以谨严之度乎？”[29]至于所谓“民国以来，党祸至烈”、[30]“深觉吾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31]“辛亥革命，帝制已废，而总统、阁员皆首先毁法之人”、[32]“辛亥起义后默[察]北洋昏乱，党[人]习气又颇难言”[33]云云，随处批评，更是不一而足。
    
    与政界情形相应，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也是乱象丛生。1913年，熊十力作《证人学会启》，痛斥当时俗习曰：“士大夫丧心病狂，树党挟私，倾轧异己，淆乱是非，不顾大计，浮陋无艺，虚而为盈，服食仪表，竞染洋习，奢侈相尚，恬不为耻。争利争权，贪忍险诈。奸蠹在位，萑苻满野；劫盗怀弹，窥伺朝市。祸害之烈，逾于洪水猛兽，而昧者不知也。习气所成，即为造化。众生芸芸，胥与化移。辗转渝陷，将人而蔑不禽兽矣。”[34]1916年，熊十力作《某报序言》曰：“民国以来，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是故上下之间，无是非可言。……嗜欲之熏蒸，害气之充周，视眩而听荧，曹好而党恶，图私利，忘大祸，修小怨，结繁冤，一夫唱之，万夫和之，不崇朝，而喧阗流沔，溢于四海，恶业既滋，不可瘳矣。载胥及溺，何是非足云。”[35]1945年，熊十力作《读经示要》，追忆“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由来者渐”，并自注：“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贪污、淫侈、残忍、猜妬、浮夸、诈骗、卑屈、苟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36]
    
    目睹耳闻政界和社会的极度乱象，熊十力对辛亥革命的成果产生了强烈的排拒感，他认为“前清之世，朝廷无是非，而草野有之；小人无是非，而君子有之。故乱矣，而未至于极也。……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然否。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故乱极而不知反也”，[37]直将民国判定为自三皇五帝以来最无道德的社会！晚年他甚至追悔自己的革命经历，坦言“革命二字，吾痛之则将四十年矣”，并注明其所痛之原因是“昔之小朝廷尚有人气，今不然矣”，[38]这是痛骂辛亥之后偌大的民国嗅不到丝毫人的气味！对于这种污浊的现实，秉持由蒙学教养而深植于内心的为人准则的熊十力与之渐行渐远，终于格格不入，他的迂固孤冷性格相应地日益伸张。他基于道德立场反省自己热中世事的经历说：“吾亦内省三十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私欲潜伏，多不堪问。”通过反省，“忽而发觉，无限惭惶。又自察非事功之材，不足领人，又何可妄随人转？于是始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39]熊十力将这一转变视为自己的“再生时期”，此后他再未涉足社会政治领域，而以学术终其一生。
    
    那么熊十力对辛亥革命之后政界和社会状况的严厉批评是否为一己之见和偏颇之论呢？从诸多曾经抱持开明甚至激进立场的人物在辛亥之后发表的言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例如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势说：“遍地哀鸿，政府粉饰因循，各图私利，竟无治安之策，惟借债过日，致利权外溢，而内乱外侮交逼。中国二十一省已危如累卵，急不可待。”[40]“中原逐鹿，南北分驰，众虎环伺，各逞其并吞割据之谋。政府失权，军、党只争私人之利。时局如斯，分裂不远，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三期浩劫将临之日乎？”[41]又如启蒙思想家严复说：“民国之建亦有年矣，他事未效，徒见四维弛，三纲隳，吏之作奸，如蝟毛起，民方狼顾，有朝不及夕之忧。”[42]再如反清革命斗士章炳麟说：“综观开国以来十余年中，赞帝制，背民国，延外患，参贿选，及诸倍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43]而集启蒙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于一身的鲁迅，则以小说、散文和杂文形式表达了对于辛亥革命的冷峻批判。[44]据此可以说，熊十力对于辛亥革命之后政界和社会乱象的形容，即使不无出于激愤的夸张，但大体上却是客观真实的写照。这种普遍道德堕落的乱象，正是“幼小趋庭，备闻鲁论”[45]因而在心灵深处确立了道德尺度的熊十力弃绝社会政治而沉潜于学术的直接原因。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旨归
    
    熊十力弃政归学之初的数年间，出于对上述污浊现实的绝望以及对高深学理的嗜好和亲友凋丧的悲感，曾经倾心于佛学。[46]他由大乘有宗唯识学进入，但却逐渐发现唯识学在学理上的破绽，诸如以无量种子为色心诸法之因缘的多元论、种界与现界相互对立的两重世界观、既以种子为诸行之因而又肯认真如为万法实体的二重本体论，这使他认定唯识学“根本不曾证得本体”，[47]从而转向对大乘空宗真如一元本体论的服膺。[48]然而后来他却又发现，空宗虽然于真如本体具有极其高明的体认，但由于一概遮拨法相，遂唯有本体论而无宇宙论，亦即有体无用，“稍有滞寂溺静的意思，便把生生不息真机遏绝了”，因此空宗不能领会性德（即本体内涵及其功能）之全。[49]至此熊十力认识到：“爰有觌体承当，顺吾所固有生生不息之机，虚而不屈者其神全，动而愈出者其诚至，新新而不用其故，进进而无有所凝，会万物为一己，运形气以从心，即流行即主宰，即有待即无待，是乃体乾元而立人极，即人道而识乾元，其为宣圣《大易》之旨欤。”[50]加以他自省“终非释迦氏之徒”，[51]表明他于世事并不能真正忘怀，[52]由此他归宗儒家，本于《大易》精神，并扬弃地汲取佛家空宗本体论和有宗唯识学，创构了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熊氏弟子黄艮庸曾记述这一过程道：“熊先生之学，据其自述，从少年以至中年，本经无数变迁。弱冠革命，曾毁宣圣、谤六经；中间曾归心佛家唯识论；四十左右，复不满于唯识师之一套理论，颇倾向空宗；其后对佛家出世思想认为是由厌离生死海之动机而有反造化之异想，此等出世法未免偏而失中、奇而失正，在熊先生本人颇不赞同，因此反己体认人生真性，历有年所，渐悟天人不二之旨。忽然回忆少时所读《易经》，始觉己所惊为自得者，乃吾圣人所已寓之于《大易》，但卦爻之理不易明，其辞皆象，又非泥于象者所可喻。自此乃归宗儒家《大易》而毁其旧日依据世亲迄十师遗教所造之《唯识学概论》，遂改作《新唯识论》。明体用不可分而又无妨分，虽无妨分而究不二，融贯天人，融佛入儒，本诸其所自见与自信，非故意抑扬也。”[53]
    
    “新唯识论”一般地说是关于本体-宇宙论的哲学体系，但特别是关于人生德性论的哲学体系。熊十力于《新唯识论》首章开宗明义指出：“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54]表明“新唯识论”主要解决本体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唯识》、《转变》、《功能》、《成物》诸章中，他论述了把握本体的方式，本体的性状、功能及其生成宇宙万物的机理。关于本体的性状与功能，熊十力说：“本体所以成其为本体者，略说具有如下诸义：一、本体是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净本然。法尔一词，其含义有无所待而成的意思。清净者，没有染污，即没有所谓恶之谓。本然者，本谓本来，然谓如此。当知，本体不是本无今有的，更不是由意想安立的，故说本来。他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故以如此一词形容之。二、本体是绝对的，若有所待，便不名为一切行的本体了。三、本体是幽隐的，无形相的，即是没有空间性的。四、本体是恒久的，无始无终的，即是没有时间性的。五、本体是全的，圆满无缺的，不可剖割的。六、若说本体是不变易的，便已涵着变易了，若说本体是变易的，便已涵着不变易了，他是很难说的。本体是显现为无量无边的功用，即所谓一切行的，所以说是变易的；然而本体虽显现为万殊的功用或一切行，毕竟不曾改移他的自性。他的自性，恒是清净的、刚健的、无滞碍的，所以说是不变易的。”[55]这个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自在、绝对、清净、刚健、超时空、无滞碍、整全圆满、大生广生而恒常自如的本体，不容已地要举体成用。本体之举体成用亦即生成宇宙万物的机理是，浑全的本体又是分殊的，含纳无量无边互相涵摄的极微功能。所有功能都处于一翕一辟、刹那生灭的运动中，其中翕势虽无瞬间留住，但因续流迅疾不已，从而诈似凝聚为“未成乎形，而有成形的倾向”的形向，亦名小一；无量小一相摩相荡，时位相值者即互相亲比，遂成一系；系与系合，则成系群；“及大多数的系群相比合，则象乃粗显。……日星大地，靡不如是。及吾形躯，亦复如是”，包括人身在内的宇宙万物便由此幻现迹象，物质世界于是乎得以安立。[56]熊十力说：“称体而谈，万物本空。随情安立，则以所谓凝势，元是本体流行。即依此流行之迹象而成万物，于义无遮。”[57]
    
    包括人身在内的宇宙万物不仅只是本体幻现的迹象，而且由于皆本翕势以凝成，因翕“即本体之动而反其自性者”，[58]亦即“恒转（即本体之别名）显现为翕的势用时，几乎要完全物化，若将不守他底自性”，[59]所以万物以及人身也都是背反本体性向的。然而“本体毕竟不可物化，毕竟不舍自性。方其动而翕时，即有刚健、纯净、升进、虚寂、灵明、及凡万德具备的一种势用，即所谓辟者，与翕俱显。于以默运乎翕之中，而包涵无外”，[60]“这个势用，是能健以自胜，而不肯化于翕的。申言之，即此势用，是能运于翕之中而自为主宰，于以显其至健，而使翕随己转的”。[61]由辟势所具备的德性可见，其与本体完全契合，“唯辟则不舍其体之自性，可以说辟即体之如其自性而呈显；只有辟才是大用流行，也可以说辟即是体”，[62]“辟具刚健、升进、虚寂、清净、灵明或生化不息及诸万德。此本体自性之显也。故于用而识体，即可于辟说为体”，[63]因此，辟之转翕从己，也就是将万物以及人生导于合乎本体的性向。
    
    由于辟与翕俱，“无始时来有翕即有辟，有辟即有翕”，所以翕势凝成的万物乃至人类无不内含辟的作用，“自然或一切物并非真个是拘碍的东西。他们内部确有一种向上而不物化的势用即所谓辟潜存着”。[64]不过，对于无机物、有机物或人类来说，辟的作用是不同的，“无机物资于翕故，凝为形体。亦资于辟故，含有精英。故谓其无心灵者，甚不应理。然无机物之结构，未免钝浊，极简单而无精微灵巧之组织，曰钝。粗笨而不足为心灵发抒之具，曰浊。故虽本具心灵，终亦不得显发，而疑于无”；[65]“及到有机物发展的阶段，这种势用便盛显起来，才见他是主宰乎物的。不要说动物，就是在植物中已可甄明这种势用，如倾向日光及吸收养料等等，都可据以测验植物具有暧昧的心理状态”；[66]“由低等生物而至高尚的人类，我们可以见到辟的势用逐渐伸张，而能宰制乎翕的一切物了”。[67]辟的作用之所以唯独在人类这里可能宰制物化的翕势，是因为人类具有本心，而本心实质上就是辟。熊十力说：“恒转现为动的势用，是一翕一辟的，并不是单纯的。翕的势用是凝聚的，是有成为形质的趋势的，即依翕故，假说为物，亦云物行。辟的势用是刚健的，是运行于翕之中，而能转翕从己的，即依辟故，假说为心，亦云心行。”[68]关于心的性状，熊十力说：“所谓心者，确是依着向上的、开发的、不肯物化的、刚健的一种势用即所谓辟，而说名为心。”[69]可见心与辟的性状是一致的。由于辟合本体，甚至于辟即本体，所以心（严格地说即人的本心[70]）亦合于甚至就是本体，故熊十力说：“吾心与万物本体，无二无别”，“实则人人各具之心，即是宇宙统体之心”。[7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熊十力才说“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72]
    
    但是，人类虽然无不秉具本心，但却往往依习心行事，习心乃因根身假借本心之灵明而迷逐于物以形成，[73]“一般人大抵都为无量无边的习气所缠缚固结，而习气直成为吾人的生命。易言之，即纯任习心趣境，而不自识何者为其自家宝藏或本来的心”。[74]所谓习心，即“向外逐境之心”，[75]“是物化者也，是与一切物相对待者也”。[76]既向外逐境，“则本心恒蔽锢而不显。是以吾人一切见闻觉知，只是于境物上生解，终不获见自本性”，[77]“因此其在生活方面，常有追逐外物而不得餍足之苦”；[78]既物化而与一切物相对待，则“吾人很容易为形躯所使，而动念即乖，以障碍其自性。由障碍故，本性虽至足，却是潜伏不显。由此，吾人生活方面，则以拘于形，而陷于相待之中，遂常常感得不足，并且不足之感极迫切。因此便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要向外追求。追求略判以二：曰向下，即物欲的追求是；曰向上，如蕲依神帝，注想真极，及所谓鹄悬法界皆是也。上下虽殊，向外则一。外则离本，虽存乎上，而虚浮无实，与下同归”，[79]并且“只狥形骸之私，便成乎恶，王阳明先生所谓‘随顺躯壳起念’是也”。[80]总之，“惑习潜存，任情卜度，都无智炬；逞臆寻求，难探道要；障真理之门，绝生民之慧；人生悖于至道，安于堕没，甚可悲也”！[81]可以说，习心乘权而障蔽本心，乃是人生与社会之罪恶和苦难的根源。[82]
    
    熊十力汲汲于指点由习心返归本心的门径，由此形成其工夫论，要之即自识独体，勿舍存持，勤加涵养，随顺保任，精进无足。[83]其曰：“故吾平生独持返本之学，唯求见自性。须知吾人自性，虽一向被障，毕竟无有减损，却常在障碍中流露至诚无息真几。吾人保任此真几，才仗着他来破除障碍，而把自性中潜伏的圆满充周、无所不足的德用，源源的显发出来。这种显发，就个人生活上言，他是破除障碍，而不断的创新。其实正是返本。因为个人的生活日益创新而愈丰富者，都是其自性的德用，不匮的发展。非若无源之水，骤形竭涸。所以有本才得创新，创新亦是返本。这个道理，真是妙极。夫本体至神而无相，若不现为物，则无资具以自显。及其现为物也，则物自有权。而至神无相之体，所以成乎物而即运行与主宰乎物者，便有受拘于物的形躯之势。故必待己之能健以胜物而消其拘碍，乃得以自显发。否则物乘其权以自逞，而锢其神，则本体终不得自显。佛家所云真如在缠，亦此义也。《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义蕴盖在此。苟深见此义，则知至神无相者，虽主乎吾之一身，而吾不能曰反求而得其至足者，更无所事事也。识得本体已，不可便安于寂。要须恒不违真，勇悍精进，如箭射空，箭箭相承，上达穹霄，终无殒退，如是精进不已，是谓创新不已。如是创新不已，实即本体呈露，其德用流出，无有穷极。故修为进进，即是本体显发无穷。”[84]这是倡导通过返本之学、精进之行，破除习障，克服物化，彰显本心，尽人合天，从而实现真实而至善的人生与社会，《新唯识论》以详述心法、提撕工夫的《明心》二章结穴于此，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旨归亦在于此。这一旨归深蕴疗救辛亥革命之后政界以及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苦心，观熊十力自谓“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85]可为明证。
    
    结  语
    
    熊十力创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其平章儒佛的学思经历当然是必要条件，这是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的。但是，还应该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之后政界以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堕落导致熊十力弃绝政界、疏离社会而沉潜于书斋，彻底转变其生存样态；用熊氏自己的话说是“彻头彻尾改换一副面目，与前者判若两人”，[86]这也是熊十力创构哲学体系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比前一个必要条件更具有前提性的必要条件，若无这一转变，熊十力在客观上以及主观上都将难以从事学术研究和撰述，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很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以体用、翕辟、心物、本心、习心、工夫、性智、量智等范畴架构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但是，又当看到，熊十力虽然疏离社会沉潜书斋，却终究不能遗忘世事，而是对人生怀有无尽的眷顾和忧念，他抱持这种忧念进行哲学创构，旨在启导国族乃至人类挣脱习心的锢蔽而自识本心，识破亦真亦幻的物质世界而透悟究竟真实至善的本体，从而去妄归真，弃恶向善，此中蕴含的救世愿望是非常深沉而执着的。熊十力的哲学体系对于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能够发生多少实际作用，实在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他多次引述明儒吴康斋所谓“伫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就表达了他的自知之明。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迷者自迷，悟者自悟，[87]要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不愧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不愧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杰作。熊十力的哲学成就与其所处时代的吊诡，还透露出清人赵瓯北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辛酸，由此昭示于世人的是，任何社会运动都应该指向世道人心的良善，否则就不必是可欲的，就不免受到当时或后世的批评，无论是所谓改良、维新、革命还是改革等等，概莫能外。
    
    
     注释
    
    
    [1]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2]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874-875页。熊十力还记述其少年发蒙的学习经历说：“幼小趋庭，备闻鲁论”，“（先父）初授《三字经》，吾一日读背讫。授四书，吾求多授”（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4页），正是这一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深固的传统学术根柢。
    
    [3] “吾年十岁，闻先君说魏收詈南朝为岛夷，吾怒骂魏收为犬豕，闻谈《南北史》，胡祸之惨，吾哀愤不可仰。少时革命思想，由此而动。”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4页。
    
    [4]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0页。
    
    [5]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6]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8]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9]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425页。
    
    [10] “（何自新）遂与蕲水王汉、同县熊子真之伦，为新学会，日聚年少高谈，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按熊十力字子真。又，“忆弟年事未乃冠，似已得一部《格致启蒙》，读之狂喜。后更启革命思潮，六经诸子，视之皆土苴也，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按“乃冠”疑为“及冠”之误。又，“吾侪少时，轻尧舜、薄文周、非孔孟，宋明更不值一骂”。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8页。
    
    [11]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2]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另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13]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4] “海外同盟会成于乙巳之秋，其中要人，多出日知会”，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武昌日知会，当时实加入同盟会”，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及日本同盟会成立半年，吾始加入同盟会”，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2页。
    
    [15]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425页。
    
    [16] 据郭齐勇撰《熊十力年表》“一九一一年辛亥”条，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页。
    
    [17]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8]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3、847-848页。
    
    [19]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另参郭齐勇撰《熊十力年表》“一九一七年丁巳”条，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00页。
    
    [20] 熊十力于1956年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但实际上只是备员而已，并未参与政事。
    
    [21]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2]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759页。
    
    [23]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24] 丁去病《心书》跋，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5] 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页。
    
    [26]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2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28]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在这段话后面，熊十力说“那时我个人就采了独善的政策”，正表明他的弃政归学乃是受了辛亥革命之后乱象的刺激。
    
    [29] 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9页。
    
    [30]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9页。
    
    [31]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32] 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33]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34]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渝陷”疑为“淪陷”之误。
    
    [35]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6]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页。
    
    [3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38]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熊十力还说：“弱冠革命一事无成，常在愧与悔交集之中。”同上卷，第734页。
    
    [39]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40] 见《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41] 见《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42] 见《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1页。
    
    [43] 见《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44] 例如《呐喊》中的《阿Q正传》、《风波》，《彷徨》中的《在酒楼上》，《朝花夕拾》中的《范爱农》等。
    
    [45]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46] 熊十力说：“三十后，更探佛氏大乘法而酷嗜之。”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又说：“兄弟丧亡略尽，余怆然有人世之悲，始赴南京问佛法于欧阳竟无先生。”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页。
    
    [47]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148-150、212-234、282-284页，引文见第233页。熊十力对唯识学种子说的理解是否正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兹不及详。
    
    [48] 熊十力说：“空宗的全部意思，我们可蔽以一言曰：破相显性。……我和空宗特别契合的地方，也就在此。”“我们在本体论方面，对于空宗涤除知见的意思，是极端印可，而且同一主张的。”“空宗这种破相显性的说法，我是甚为赞同的。古今谈本体者，只有空宗能极力远离戏论。”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165、170页。
    
    [49]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178页，引文见第173页。
    
    [50]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51] 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52] 熊十力说：“弟与兄对政治鼓不起兴会来，这个莫可如何；然忧时之念、救世之心，未尝不切，只是性情不耐与政途为缘。”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53] 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459页。另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54]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55]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56]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286-309页，引文见第290、307页。
    
    [5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309页。熊十力说：“本书谈转变，即于一切行，都不看作为实有的东西。就这点意思说，便和旧说诸行无常的旨趣是很相通的了。但是，本书的意义，毕竟有和旧学天壤悬隔的地方，就是旧师于一切行而说无常，隐存呵毁，本书却绝无这种意思。因为我们纯从宇宙论的观点来看，便见得一切行，都无自体。实际上这一切行，只是在那极生动的、极活泼的、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这种不断的变化，我们说为大用流行，这是无可呵毁的。我们依据这种宇宙观，来决定我们的人生态度，只有精进和向上。其于诸行，无所厌舍，亦无所谓染着了。”见同卷，第86-87页。
    
    [58]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59]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60]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61]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62]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63]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64]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65]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
    
    [66]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6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68]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69]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另参见第18页。
    
    [70] 熊十力说：“心有本、习之殊。实则只有本心，可正名曰心，而习心直不应名为心也。”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71]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43页。
    
    [72]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另参见第18-20页。
    
    [73]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376、385-388页。
    
    [74]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75]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76]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77]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78]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79]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80]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81]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82] 熊十力将“习心”或“习气”分疏为“染习”和“净习”，但“净习”“实以本心发用”，“净习属心”（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页），故严格说来，习心唯指染习。
    
    [83] 参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395、460页。
    
    [84]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418页。
    
    [85] 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86] 见《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87] 熊十力说：“真理本自昭著，但迷者不悟，我们只期能悟者同悟而已。” 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又说：“真理昭然天地间。悟者同悟，迷者自迷。”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557页。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