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宪政填补执政理论不足
    作者：余以为（广东人文学会副秘书长,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作者博客
    时间：西历2012-10-12
    
    
    人民网发表公方彬署名文章《迟迟未政改缘于理论准备不足，不是惧怕民主》引起热议，网友们纷纷例举吃喝拉撒各个领域的“理论不足”。其实文章论述得很正经，不乏启发性，是体制内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只因原标题《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太缺乏吸引力了，于是编辑从文中抽取了一句话用作标题，结果闹到笑场，可见编辑功力尚欠火候。
     
    
    作者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次飞跃”轻巧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倾向，轻灵地为政治观创新赋予了合法性。紧着着以一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应付必然遭遇的左派质疑，又不展开，继续自己的论述，防止文章条理紊乱。
     
    
    作者以“不改革死路一条”作为大前提推导出政改的必要性，再借助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语指出政改的方向——民主。但是接下来既说“理论是清晰的”，又说“理论准备不足”，前后似有矛盾，或者中间存在难言之隐？无论如何，这一段是全文最薄弱之处，却被编辑拿来作标题，缺陷被放大了。
     
    
    “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这句话是有争议的，此话相当于朱熹的知易行难，但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孙文主张行易知难，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证明行易知难是正确的。作者将政治观看作理论，也成问题。政治观是观念，观念是直觉判断，未必需要构建理论体系。将这段为新政治观所作的铺垫，径直删除即可，无伤主旨。后面才是文章的精华之处。
     
    
    作者首先以美国冷战之后调整政治观入手，再以西方国家政教分离，来说明中国政治也应该去除僵化的意识形态。最后作者详细阐述新政治观的五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
     
    
    列举五个方面，光是画框框，无内容。绘事后素，倒也无可非议。再说按传统规矩，最终解释权要留给新任首长，下面只有献策权，或许作者已经想好，只是不便公诸于众。身处体制外，我没有这个顾忌，当猜谜也好，狗尾续貂也好，下面把五个方面填色。
     
    
    不知有意还是巧合，作者所列的五个方面正好与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重合。
     
    
    作者定义政治信仰为执政党的终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颇相类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共产主义与儒家的差别不在于终极目标，而在于实现的路径，孔子不主张暴力，马克思主张暴力。马克思所主张的暴力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中共已经是执政党，暴力革命阶段已经过去，现阶段执政党提倡儒家与弘扬共产主义效果是一样的。共产主义信仰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变色而受到打击，孔夫子仍然受到全世界广泛尊重，如何取舍显而易见。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早已确立，早就在那里，现在需要的是恢复民众对传统价值观的信心。孝悌忠恕信义智勇温良恭俭让宽敏惠，归根到底“仁义”二字。非儒者批评儒家愚忠愚孝，其实儒家的忠孝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仁义，仁是上对下的爱，义是平辈间的情，仁义是无条件的。儒家虽不讲平等，但胜于平等。西方的平等往往蜕变为平均，平均主义唯有牺牲权利平等才能实现。
     
    
    作者把政治伦理理解为权力来源，这在儒家属于礼的范畴。儒家所谓君君臣臣，是君要守君礼，臣要守臣礼，而非单纯强调臣对君的忠诚。《尚书》有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荀子说：“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儒家认为民尊于君与臣，这为民主准备了伦理条件。
     
    
    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需要智慧。中共最担心民主化之后失去执政地位，但民主未必政党轮替。以日本为例，日本社会深受儒家观念熏陶，尚不争，政治家不愿意公开攻击政治对手，公众也不喜欢那些激烈攻击对手的政治家，一旦争吵起来，双方的声望都下降。二战前日本政治家模仿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有意分成政友会、宪政会两个党，导致老一代政治家威信尽失，少壮军人掌控政局。二战后为避免政争，自由党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长期一党执政。日本长期一党执政或有弊端，但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毋庸置疑，新加坡的情况类似。公方彬否认“恐惧民主”导致政改难产，我认为的确很多人“恐惧民主”，他们对民主理论理解不够深入，对民主政治了解不够广泛。
     
    
    话语系统在儒家属于信的范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思想之所以历经百年批判，仍然复兴，就在于汉语与儒家不可分割。儒家对于西方人属于哲学，对于中国人却是语言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公社制，不是公社制不可行，公社制在以色列有成功的案例，而是公社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人民公社那套话语系统追根溯源来自犹太教，拿到中国来没人信,听者不信，言者也不信。同样的道理，别的官员说，群众听不进去，温总理借古诗词来表达，就能获得掌声。创新话语系统比理论创新难度大多了，将汉语既存的话语体系，即儒家话语引入执政党和政府话语体系，这就是新的政治观。
    
    作者邮箱ptolomy@gmail.com
    
    
    
    附录
    
    迟迟未政改因理论准备不足 非惧怕民主
    作者：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
    人民网2012年10月10日
     
    原标题 [公方彬：新政治观 创新点与突破口]
    
    
    　　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
    
    　　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的历程，期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第一次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第二次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证社会主义焕发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点在确立新政治观。
    
    　　强调政治观的创新与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
    
    　　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跟上时代的要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较计划经济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出很远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导致错位，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小则羁绊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影响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大则危及执政。
    
    　　逻辑和结论清楚，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有人认为缘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稍加分析便发现仅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时既得利益将丧失殆尽，故即使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也不会拒绝改革。也有人认为缘于执政党出现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气和改革热情，不敢触及民主政治，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初看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实则不然。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理论是清晰的，问题是考察历史与现实，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实出现过、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民主不充分的状况。我们因民主而产生和发展，却又因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矛盾丛生，为什么？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那么当前理论准备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点在于尚未确立起现代政治观或曰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我们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所以强调政治观的创新和突破，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政治观：关注方向、创新点与突破口
    
    　　新政治观，一个“新”字便指明了关注方向和创新点与突破口，同时涉及调整什么和为什么调整。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的情况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一直处于变化中，“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比如美国冷战时期确立的四大任务之一是“消灭黄祸”(共产主义)，而今着力于“把非融合性断层国家改造为核心国家”(《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而核心国家中就包括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领域，这种变化给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由于西方社会原本就没有把政治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甚至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倾向于负面，所谓“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那么冷战结束对他们来讲只是换了一种国家博弈方式，不会危及精神和信仰。我们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产党的政治及其领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阶级对抗越激烈，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消除，坚守信仰变得艰难，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问题聚集于共产党执政依靠谁？尽管我们习惯说依靠人民，问题在于人民一直是个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着非人民，执政状态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能够构成阶级的非人民，那么对人民是否作出区分？现实看我们确实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执政的人群”，这一点从拆迁时的对垒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间的情况看，也需要重新解读政治以获支撑。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期间，香港有媒体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的确，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与此同时，新规则、新技术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网媒时代。叠加作用的结果，不在于理论说了什么，而在现实表现与理论是否一致；不在于过去曾经做出什么，而在当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雨中演讲无人为其打伞，而我们一个20多岁的乡镇长却有人为其撑伞；我们的官员公开场合大谈西方社会腐朽，要求大众爱国奉献，私下却用贪腐来的钱将妻儿移民西方，自己当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这也是建立新政治观的重要原因。
    
    　　确立新政治观需着力开展的工作
    
    　　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表面看命题敏感而重大，其实是对已有创新成果的总结。邓小平提出“人类共有文明”，江泽民阐明“政治文明”，胡锦涛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的思想，都说明我们的价值坐标乃至政治观已经改变。因此，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为系统，化渐变为标志性变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更为关键。
    
    　　一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政治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政治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它是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跳出单一的以政治制度标准评价世界的误区，开始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
    
    　　三是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由于政治伦理奠基于价值观，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诸如此类。政治伦理对我们党来讲是全新的命题，它构成新政治观，同时也奠基于新政治观。
    
    　　四是设计新政治观下的体制制度。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体制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目前官员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过多过大。 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回避，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所确定的，但谁和谁分享权力，分享哪些权力，怎样分享，这一定是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体制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观。
    
    　　五是形成与新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系统。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每一种话语系统都与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有关，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话语系统很重要，比如当前中国就存在着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包括政治话语系统或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政治话语系统多出现在政府执政权力触及的层面和领域，平民话语系统多出现在网络等新媒体，精英话语系统兼顾二者。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话语系统的更新，融合三大话语系统，长此以往必定撕裂社会。导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观，那么实现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观。话语系统还有一个表现领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国与世界话语系统不交融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困难，不能够产生别人听得懂的话语系统。由于话语系统奠基于政治坐标和价值尺度，那么将别人听不懂和不愿听的话语系统变为可听、愿听的系统，就必须有新政治观的支持。(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80期 公方彬)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