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独特！宋王朝的“年号政治”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廿九日丙申

          耶稣2025年3月28日

自汉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统，中国人基本上都以年号纪年，清人赵翼说，“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也就是说，年号的使用，是为了方便纪年。年号的用字一般选取吉祥字，通常并无特别的政治涵义。不过，宋代例外。

北宋后期，从“元祐”至“崇宁”，年号通常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改元往往意味着朝廷的施政路线发生改变。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从北宋两组具有坐标意义的年号说起。

一个是宋仁宗的“嘉祐”。“嘉祐”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涵义，只是普通的吉祥字，宋仁宗改元“嘉祐”，只是出于祈福之意，至和三年（1056），“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时，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恶其年号，遂诏中书改元嘉祐” 。但北宋元祐朝之后，“嘉祐”的年号却被赋予不寻常的政治内涵，简单地说，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相信，“嘉祐之治”代表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施政状态，后世君臣需要做的就是忠实效法仁祖，恢复“嘉祐之治”。

比如北宋大观年间，御史官陈师锡上书宋徽宗，说：“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臣窃尝考致治之本，亦不过于开纳直言、善御群臣，贤必进，邪必退。……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臣愿陛下远思尧、舜、禹、稷任贤去邪之道，中采齐桓、管仲善善恶恶之戒，近法仁祖纳谏御臣之意，则太平之盛，指日可见。” 南宋淳熙元年（1174），宋孝宗在一份诏书上说，“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可见，至少在一部分宋人的心目中，嘉祐是“盛治”的标志，是衡量后世施政是否“达标”的座标。

另一组具有座标意义的年号是宋神宗的“熙宁—元丰”，时人习惯合称“熙丰”。“熙宁”与“元丰”原本也是吉祥字，并无特别的政治寓意，相传“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似‘美成’，上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拟‘丰亨’，上曰：‘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元丰。” 可见“元丰”的涵义也是祈福，祈祝五谷丰登。但神宗去世后，“熙丰”也被一部分士大夫赋予强烈的政治寓意，因为宋神宗在位期间，起用变法派，厉行新法，以图革除祖宗朝积弊。他所用的年号，也因此被认为是“变法”的象征。

比如元符三年，福建路提举常平官钟世美上书宋徽宗，“乞复熙宁、绍圣故事”，称宋哲宗亲政后，“振起斯文，六七年间，天下大治，复见熙丰之盛” 。崇宁三年（1104），大臣评议先帝，称“哲宗皇帝早以元良，绍膺大统，临御之初，恭默退托，而权臣擅政，朋党蔽朝，肆为纷更，以逞私意，熙丰之良法善制扫荡尽矣” 。

如此看来，在另一部分宋朝士大夫的心目中，“熙丰”也是“盛治”的标志，象征着敢于革旧鼎新的“良法善制”。

进而言之，崇尚“嘉祐”与崇尚“熙丰”的北宋士大夫，实际上分属两大阵营，前者为旧党、保守派，宋人称之用“元祐党人”；后者显然是新党、变法派，宋人称之为“元丰党人”。陈师锡在进呈宋徽宗的奏疏上高度评价“嘉祐之治”；钟世美上书宋徽宗则极言“熙丰之盛”，反映了元祐党人与元丰党人在争夺皇帝对己派的支持，推行己派的政治主张。

“嘉祐”与“熙丰”正好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宋人在议政时，也常以“嘉祐”、“熙丰”指代两个派系的不同政见，如元祐三年（1088），秦观论役法，提到当时“士大夫进用于嘉祐之前者，则以差（差役法）为是而免（雇役法）为非；进用于熙宁之后者，则以免（雇役法）为得而差（差役法）为失” 。建炎四年（1130），一位司法官进言称：“比年以来，法令变更，易于反掌，且如靖康元年九月十三日议者乞用元丰、嘉祐之法，仍候修书之成，殊不知两法之中，自相抵牾者固多。” 南宋人刘实甫则将“熙丰之急政”与“庆历嘉祐之缓势”对举 。

再进而言之，“嘉祐”与“熙丰”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背反关系。“熙丰变法”所欲变革者，便是积累至嘉祐朝的旧制弊病，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直言“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因而必须“改易更革” 。但嘉祐年间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未获支持，到宋神宗熙宁年间才得以一展抱负。后来吕祖谦评论说：“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指上仁宗皇帝万言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

而在元祐党人及其追随者看来，“熙丰变法”亦是对“嘉祐之治”的反动。南宋光宗朝的御史刘光祖说：本朝士大夫议论，“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徕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

南宋之世，由于国家经历过北宋末的“靖康之耻”，王安石、蔡京等新党人主持的变法被认为是导致靖康之变的诱因，受到士大夫众口一词的批判，“嘉祐之治”则大获青睐，理想的政治即回归“嘉祐之治”，这也显示了南宋的整体施政风格带有一种“向后看”的保守主义倾向，缺乏锐意进取、外向开拓之心。

这一“向后看”的保守主义风格还体现在南宋的年号上，如宋孝宗年号“淳熙”，原拟“纯熙”，中书门下省认为：“若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 孝宗从之；孝宗之子光宗即位，改元“绍熙”，意为“绍淳熙之政” ；宁宗继统，改元“庆元”，则是“锐意庆历、元祐故事” ；宋理宗的年号“宝祐”，意为“绍开宝之宸谟，体嘉祐之圣德” 。却无一个年号向“熙丰”致敬。

“嘉祐”与“熙丰”的政治寓意，其实是后人追加的，仁宗与神宗在世时，肯定想不到他们的两个年号会成为后世两大士大夫阵营的政治图腾。

第一个主动注入施政路线涵义的宋朝年号，是宋哲宗的“元祐”。我们都知道，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旧党，听政之时，召回熙丰时期被逐的保守派官员，委任司马光执政，废黜熙丰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新的年号“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说，“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二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议者乃云：‘对钧行法。’朝士善谑乃云：‘岂独法令然，至于年号，亦对钧矣。’” 元祐建元，预示着“熙丰之法”被摒弃，新政府转而取法“嘉祐之治”，虽然名义上“大率新旧二法并用”，但实际上，新法悉被废罢，元祐党人无疑更偏爱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俗，庶几嘉祐之风矣。”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亲政，并下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 。这里的“上意”，指宋哲宗决意罢黜元祐党人，起用元丰党人，叫停“元祐更化”，接续“熙丰新法”。为什么天下人从一个年号就能想见皇帝的心意？因为“绍圣”者，“绍述圣皇”之谓也。绍述，意为继承、发扬光大；圣皇，自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皇帝。

“绍圣”是北宋第二个具有政治路线宣示意义的年号。事实上，亲政的宋哲宗与执政的元丰党人也确实按“绍述圣皇”的宣示，恢复了宋神宗未竟的变法大业。

宋朝第三个有着鲜明政治路线寓意的年号，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国”。哲宗早逝无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继位，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徽宗即位之后，宣布明年改元“建中靖国”，建中，意为建立中道的治理；靖国，意为消弥国家之前的争端，“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 。

徽宗消弥党争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他令翰林学士撰诏宣布改元时，宰相曾布说：“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徽宗说：“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 然而，这一旨在促使元丰与元祐党人和解的新年号，仅仅维持一年时间，向太后逝世之后，徽宗皇帝亲政，便于次年改元“崇宁”。

崇宁，又是一个明确宣示执政路线的年号，“崇宁者，谓崇熙宁也” 。宋徽宗通过改元，向天下人宣告：他将接过父亲（神宗）与兄长（哲宗）的薪火，继续推行“熙丰新法”。为此，宋徽宗罢免了属于元祐党的宰相韩忠彦，拜元丰党人蔡京为右相，拜相制书颁下之时，徽宗将蔡京请至延和殿，赐坐，并诚心向他请教：“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国是，为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当于“基本国策”，徽宗之意，显然是要将“绍述新法”确立为“基本国策”了。

从熙丰，到元祐，再到绍圣，到建中靖国，到崇宁，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告施政路线的改弦更张、改途易辙。而施政路线的更改，又意味着元祐党人与元丰党人的轮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熙丰自然是元丰党人执政，元祐自然是元祐党人上台，绍圣时元丰党人卷土重来，建中靖国则是元丰与元祐党人联合执政，崇宁又是元丰党人秉政。

这样的“年号政治”，我们在其他王朝是不可能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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