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训子帖》展现朱子学传播的“和而不同”

作者：黄太勇（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廿九日丙申

          耶稣2025年3月28日

《朱子训子帖》，又名《晦庵训子帖》《训子从学帖》等，是以朱熹遣长子朱塾赴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从学吕祖谦前后朱熹给其所写家书为基础形成的一篇文章，是朱子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训子帖》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且随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也被朝鲜半岛、日本的思想大家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将其作为教育子孙的依据之一。从《朱子训子帖》的流播情况可见，中国作为朱子学输出地的核心地位无可撼动，但朱子学在不同国家流传的形式却不尽相同，值得深入探讨。

《朱子训子帖》的文本形成。南宋乾道九年（1173），为解决长子朱塾“绝懒惰，既不知学，又不能随分刻苦作举子文”的问题，朱熹遣其向著名学者吕祖谦问学。临行前后，专门给其写家书，交代在路途、拜访、受学等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朱熹所写家书就是《朱子训子帖》的文本起源，目前有一通《与长子受之》收录在《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元代无名氏编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为学”篇收录一篇《朱文公训子帖》，内容不仅包含了《与长子受之》整篇，而且多出了1300多字。此篇在形式上还进行了条理化加工整理，将全部内容分为“塗中事”“到婺州”两部分，末尾注明：“右晦庵先生送其子游东莱先生门，于其行训云。”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收《朱子训子帖》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流传最广泛的版本，为后世版本的范本。关于它的形成目前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收录的《与长子受之》仅仅是朱熹家书的一部分或节略版，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录为全文的整理版；二是认为朱塾赴吕祖谦门下受学前后，朱熹写给其的家书有包含《与长子受之》在内的多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收入的版本是这些书信的汇编整理。

《朱子训子帖》文本流传形式比较多，归总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类书收录本，除《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外，清代张伯行辑刻的《养正类编》、贺瑞麟辑刻的《养蒙书九种》等都将其收录在内；二是独立成书本，如明杨士奇所撰的《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晦庵训子帖》一部一册”。清人傅维鳞所撰的《明书》卷七十六也单独著录有《晦庵训子帖》。另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清光绪年间的津河广仁堂、桂垣书局等都刻有朱熹撰《训子从学帖》一卷，很可能也是单行本。

《朱子训子帖》在中国的展开。南宋末年以后，伴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上升，《朱子训子帖》逐渐脱离家训的范畴，不仅被作为训蒙读物广泛应用，而且很多学者将其作为研读朱熹思想的重要文献，阐发其中的义理内涵。

第一，作为训蒙读物。《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将《朱文公训子帖》置于《朱文公童蒙须知》之后，与《颜氏家训》《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王虚中训蒙法》等一同列入“为学”篇，就是发挥其训蒙教子的作用。收录《朱文公训子帖》的《养正类编》《养蒙书九种》等皆是专门用于蒙学教育的类书。不仅如此，《朱子训子帖》还被确定为学校蒙养教材，明人张芝于正德五年（1510）出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奉敕提督学校，其到任后“令各郡取程正思、董叔重《学则》，真西山《教子斋规》，朱子《童蒙须知》并《训子从学帖》。每刊一编，颁给州县社学，俾之有所持循，以端蒙养之道”。

第二，作为修身进学、研读朱熹思想的重要文献。宋末元初著名大儒吴澄十六七岁时读《朱子训子帖》，从中悟出“勤、谨”二字，作《勤箴》《谨箴》，称“此二字，真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先务也”。后又从中体悟到“主敬”工夫，又作《敬铭》，认为“勤、谨”二字“‘敬’之一字足以该之”。明代学者李豫亨认为《朱子训子帖》不仅童蒙需要读，他自己也是“虽吾老年，亦当日诵一过可也”。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是将《朱子训子帖》与朱子的《小学》《童蒙须知》一同视为“成圣”的基础，建议学者要将三者相互参阅，才能“基址既定，然后可以渐次扩充”。

《朱子训子帖》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接受与传播。14世纪末期，朱子学成为朝鲜王朝的国家指导思想。《朱子训子帖》也受到朝鲜半岛朱子学者的广泛关注。如朝鲜朱子学集大成者李滉就非常推崇《朱子训子帖》，他在写给儿子李寯的家书中告诫其“常以《文公训子帖》之言，念念不忘，庶几不至于有过之地”。并对其中的“谨、勤”二字尤为叹服，在与友人的诗文唱和中写道：“晦庵嘉训尤深服，二字丁宁只谨勤。”学者柳希春为训诫子孙而作《庭训》，其中“内篇·待人礼人第二”大段引用了《朱子训子帖》的内容。另有学者李光靖在《敬书外大父密菴先生赠言后》言及：“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右《朱子训子从学帖》中语，今于正孙之归，书以赠之。盖欲汝勤读书、谨言行也，汝其勉之。”

日本朱子学在江户时代全面走向兴盛，出现了京师、海西、海南、大阪、水户等几大学派。海南朱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山崎嘉以《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收录的《朱子训子帖》为底本，以朱熹写给吕祖谦讨论朱塾在吕祖谦处受学情况的书信为附录，对原文进行训点，由武村昌常刊刻形成日本本土《朱子训子帖》单行本。山崎嘉在书后《跋训子帖》中认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收为全本，《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所收不全，并指出该书“为人父子所当读也”，所以他专门辑录“以贻诸游学之士”。由于山崎嘉在日本朱子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所以他辑录的《朱子训子帖》版本流传最为广泛，至今在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神户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十余所藏书机构仍有收藏。

从《朱子训子帖》在东亚的接受和流传情况来看，朝鲜半岛、日本对朱子学的接受是很全面的，不仅包含宏观的思想体系，也包括具体的、微观的文献及思想观念，这体现了朱子学在整个东亚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但具体到《朱子训子帖》本身，其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接受和流传又有所不同。中国作为朱子学的发源地，对《朱子训子帖》的接受更早，文本形式更加多样，流传也更为广泛，对义理的挖掘阐释更加深入；在朝鲜半岛、日本，《朱子训子帖》主要在学者之间流传，普及程度远不及中国。通过对比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朱子学输出地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东亚各国在接受和传播朱子学时的着力点和力度有所不同，从而使各国的朱子学各具特色，造就了朱子学在东亚地区“和而不同”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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