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 著《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出版暨自序

书名：《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

作者: 虞万里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 2025-3

【作者简介】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等，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学术著作一千多万字，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潜心研究《诗经》数十年之成果。全书是以传世《诗经》文本为主，参证清人学术成果，兼取出土安大简、阜阳简、上博简、海昏侯简和熹平石经《鲁诗》残石所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面向：从古史追踪诗旨的脉络和演变，从异文探索《诗经》文本与四家诗异同，从竹简和石经残石复原《诗经》篇次和什次，从《诗经》的分什追溯语词的起源，从石经残文和竹简目录探索诗派的不同，从孔门传诗形式纠正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定名。书中每篇都指向一个不同的研究路径，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先秦经传演变形态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诗经》文本的思考。

【目录】

总序自序《郑风·缁衣》诗旨与郑国史实、封地索隐从简本《缁衣》论《都人士》诗的缀合上博《诗论》简“其歌绅而荡”臆解由《诗论》“常常者华”说到“常”字的隶定———同声符形声字通假的字形分析《孔子诗论》应定名为“孔门诗传”论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简本《缁衣》引《诗》考———兼论前贤以师承和异文区分四家《诗》之利弊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以《小雅》“《嘉鱼》《鸿鴈》《甫田》”三什为中心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平议———兼论小序产生之年代《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源《诗经》异文与经师训诂文本探赜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以陆德明《毛诗音义》为例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清以前之三家《诗》研究鸟瞰段玉裁《诗经小学》研究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齐鲁韩三家诗释》初探

【自序】

文本，或文本学一词，最近十多年已成爲一个热词。这主要是因爲出土的经典简牍越来越多，其内容与六艺类典籍相近相似，而文字、文句甚至段落内容却不无差异，于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要将两者绾合起来，寻找其演蜕的痕迹。其次是汉学家用异域的文本学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儒家简牍，促使简牍乃至传世文献中“文本”一词的热度升温。多视角审视出土简牍，多途径探索文本形态，是学术繁荣兴盛的表征，但也有因忽略春秋、战国时六艺诸子传授形态、书写方式、传播途径，而以今律古，强作解人，甚或套用公式，射覆猜谜，看似自成一说，实质却不免与历史真相暌违。

两汉的今古文经本异同，在魏晋古文经学兴起后，逐渐消弭，颜之推《家训》所提及的江南、河北文本，也未必都是汉代今古文经本，陆德明《释文》载录的二百多家上万条异文，虽然蕴含部分汉代今古文经本的字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魏晋六朝真书兴起后传钞所产生的别字、俗字，与汉代今古文经本无关。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仪礼义疏》和杨士勛、徐彦等著作，保存了汉魏、六朝部分经典异说，其中有的摘录经文，可以管窥经本一斑；有的只有说而无经文，让人无法猜度其经文原貌。朱熹承程子之意，分《大学》爲经一章，传十章；移易《中庸》文句而分爲三十三章，尽管阳明对朱熹的《大学》分章并不认可，且至今尚未有出土文献来证实朱熹改本的是非，但这是宋代学者主观上第一次对先秦经典文本的辨识复原，厥功至伟。我之所以说朱熹改本“厥功至伟”，是基于我对诸子传授、记录形态和先秦文本长期思考、仔细观察而言。朱熹改本是否完全符合曾子所言及门人所记是一回事，而经典，尤其是传记如《论语》《礼记》等因难以分别经与传、问与答而传钞错乱，又是一回事，两者并行而不悖。经传问答之所以难以分别，是因爲先秦书写没有朱墨和大小字之别，加之简牍纬丝散乱，钞手又未必都是学者，所以内容完整、意义连贯的文本，往往在传钞中被拼接错位。

清代自顾炎武撰《九经误字》，沈炳震撰《九经辨字渎蒙》，所辨多在文字。逮惠栋撰《易汉学》《九经古义》，虽欲发皇汉学，推究汉代经学，也只能在文字上入手寻究，其中间涉汉代经师某作某，因爲没有参照的文本，所论只是无数个分散而不连贯的点，无法形成一个几何图形。浦堂撰《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撰《群书拾补》，益朝着文字形音义方向发展，导致后来阮元出来主持纂辑《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另一条进路，戴震作《毛郑诗考正》，虽也在文字训诂上较论，但可意会其有较明确的文本指向，所以段玉裁承其绪，在《诗经小学》之后，要作《毛诗故训传》定本，来复原毛公《诗传》文本。王鸣盛用三十多年时间撰著《尚书后案》，旨在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其辑录郑注，可以略窥郑氏所持文本之一斑。段玉裁读王氏《后案》，起而作《古文尚书撰异》，希冀勾勒《古文尚书》文本面貌；陈乔枞继

而作《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和《今文尚书经说考》，正欲与段氏各竖旗鼓，复原汉代《尚书》今古文经文本样貌。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又作《三家诗遗说考》，同样用师法家法传承之系联，勾稽两汉今文《诗》说，其于复原汉代经师文本之事业可谓大矣。晚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俨然自以爲是爲今文经本作注，但不得不归于陈氏父子导夫先路之功。以上只是清儒陵宋轹唐，探寻汉代经学文本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而作的著作屈指难数，各有贡献，不烦缕述。

自上世纪下半叶始，儒家经典简帛不断被发掘而重见天日，其中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周易》帛书，书写年代在五经博士建立前的文帝时代；五十年代出土的武威《仪礼》汉简，年代落在五经博士建立后、章句逐渐兴盛的成帝时代。前者文字与《易》经相去稍远，后者则与《仪礼》较爲接近。最近出土的海昏侯《诗》简，年代适在宣帝之时，故章句的形态也初具规模。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五经博士的建立、分章析句的传授和向歆父子的校勘，将经典的古本和今本划分出一道界限。尽管经学博士建立和章句传授过程中的文本变动，以及向歆校勘过程除章学诚、刘咸炘、孙德谦和余嘉锡已揭示外的细节，我们现在并不很清楚，但它似乎已经告诫我们，在比勘、分析出土与传世经典文本时必须分别对待。

马王堆帛书和武威汉简之外，绝大多数经典简牍都是战国时期之物，当时“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已衆所周知，而诸子学派之传承方式和传写形态，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取经过博士传授、向歆校勘的文本，来比勘、研究“文字异形，语言异声”时代的简本，当时混乱多变的古籀字形、南北杂陈的方言方音、狭窄单一的书写形态和茫无头绪的传播途径等，都是横贯在我们面前的沟壑。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把控这种局面，逾越这些天堑，但在比勘、研究中始终存有这样的意识，在有可能的前提下，多考虑这些因素，试着去把控、去逾越，以弥补我们论证过程中过分简单的缺陷，完善我们推理时的逻辑，至少要比没感觉、无意识、不思考而置之不理、自说自话要好。

有鉴于此，我在研究竹简《缁衣》过程中，就尽量去考虑这些因素对文本的影响。比如，爲弄清《缁衣》每章后必引《诗》《书》文句以证，且简本和传世本所引《诗》《书》前后互相颠倒的原因，我去追溯西周国学中的《诗》《书》教学，知道有一门是讲兴道讽诵言语的六语课程，由此悟彻春秋各国外交赋诗，爲达到使者的政治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应是学习六语后的结果；降及战国，普遍将《诗》《书》作爲经典格言来引述，则是联横合纵时势下，温和敦厚的讽喻风气衰退，故必须直接用圣贤故训来佐证观点、加强语气。揭示这样一种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简牍形制，来帮助《缁衣》引《诗》《书》的时代意义，以及颠倒是错简而非刻意篡改，无关宏旨。又如爲深究《缁衣》篇名取义及《郑风·缁衣》诗旨，我从缁衣的制作、形制、用途入手，进而追踪桓、武开国历史，乃至郑国地望及其迁徙途径，揭示《缁衣》诗章的本义，最终确定《礼记》此篇取“缁衣”爲篇名的深意。在具体的文字疏证过程中，分析字形之外，往往多征引清人的说法、观点来评判、取舍，意在将学术史与经学训诂联系起来。用这种方法来作“繁琐”考证，篇幅当然冗长，这在二十多年前简牍考释崇尚简约的学术风气中，绝对是个异类，融入不到圈内。但爲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立足于出土简牍，检寻近似的传世文献文句以证，和立足于博士传授、向歆校勘而定的传世文本，来审视出土简牍，其重心不同，视点不同，思路不同，故所用方法和考证路径也不同，当然，最后得出的观点结论就不一定相同。

简本《缁衣》引了《小雅·都人士》一章，但郭店简文字完整，上博简文字有残缺，且与传本《缁衣》和《诗经》文字都有差异。学者对郭店简引文的“”作出各种各样的隶定和读法，目的都是竭力想和传世本联系起来，以致不管它们的韵字不协。放眼春秋、战国之际，诗三百尚未固化，口传意授，取此失彼，故逸诗时见于其他文献。《小雅·都人士》五章，其前一章和后四章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不协调，郑玄、服虔、孔颖达也说三家诗无首章。我综合考虑《毛诗》的流传、诗章的押韵和回还复沓的诗句音节等因素，将“”释爲“人”，读爲“仁”，以与“信”协韵。更将其与《都人士》首章合爲二章一首，将《都人士》后四章划爲另一首，这种结论的是非错对姑置不论，但至少是考虑到战国《诗经》传授历史，解决了传世本《都人士》和简牍《缁衣》引诗异同的各种矛盾。

上博简《孔子诗论》公布后，学者多循马承源先生所排简序，提出自己不同的排简方案，记得当年就有二十种左右，据说现在已近三十种。我因爲一直关注先秦诸子“传”的传承形态和内容，看出《诗论》是师弟子相传文字的合抄，是将不同层次的问答抄录在一个文本中，絶无先秦“论”的意味，所以作文申述应该称爲“孔门诗传”。因人微言轻，不被重视而闲置一边是情理中事。《诗传》中有“其歌绅而”一句，其“”字，古文字学者都严格按照其构形作解，于是人各一见，互不认可。汉字确实有其严格的构形系统，一点一画都有区别，但用汉字书写的文本是语用系统，不能完全用构形系统来硬套，因爲抄写的人不是精于汉字构形系统的专家，在钞撰、转写过程中，依稀仿佛，似是而非的形譌时有发生，随处可见。“䓪”与“

例举书中一些考证思路和细节，不是要表明我的结论正确，而是要重申这种研究思路和考证实践，是一本于我对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研究的认识与理念。

五经博士建立、传授和向歆校勘前后之文本有很大的差异，推寻先秦简牍文本，又有沟壑横陈在前，所以困难相当大。相反，汉魏石经是汉魏今古文的标准文本，虽经毁弃、沉埋而所出残石有限，因其本身就是传世今古文经本，相较那些出土的六艺简牍，更能窥探两汉今古文经学文本的异同，这就是我关注石经二十年的缘由。自《从熹平石经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一文始，我陆续撰写了有关石经文字五十多万，这里只收入几篇与《诗经》相关的文章，大致有几个方面可以表述：熹平石经所刻爲《鲁诗》，它可以校正清人对四家诗的归派正确与否，其意义不在清人归派对错的比率，而是可以让我们思考，依师法家法划分和归派异文之所以与鲁、毛文本仍有出入，有几种原因：一、两《汉书》记载的师法家法有缺环，二、经师有师承的一面，也有转益多师的特例，三、师法家法虽以文字爲基点，但更重要的是解说和篇章的长短多少，篇次的先后次序。关于篇次，罗振玉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我所撰《〈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源》《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评议》及《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三篇，是在罗振玉《集录》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完整复原，并尽可能联系文献和史实，揭示今古文和师法家法文本背后的历史。把握了师法家法文本在段落、篇第上存在差异，就可以理解汉代今古文和不同师法的文本爲什么可以共享一个异文，而同一家法的文本何以也有不同的异文，帮助今古文和师法文本虽以文字异同爲基点，但决不仅仅限于文字异同，在文字之上，还有文本篇幅长短，文本前后错简以及由此引起的解说差异等等。总之，汉代接受战国多途径传下来的文本，在今古文对立、传授和共生过程中的细节之复杂远超乎我们想象。知道了汉代文本的复杂性，再去看清人就异文论古今，我们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不是我们比清儒聪慧，而是拜出土文献之赐。假如惠、戴、段、王看到简牍和石经残石，以他们的功力，应该会揭示出比我们更多的东西。

由西周经春秋而战国下至秦汉，汉字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经典、诸子文本的异文，可以说因人、因地、因时，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追溯杂乱纷繁异文的来历，必须定位到时间和空间交汇的一个点，只是历史场景的缺失和年代的久远，将有时空定点的立体异文压缩成一个扁平的面。《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对《释文》一千组异文进行考证，揭示了一批毛公、郑玄、王肃之注和其他籀篆隶楷兴替时所产生的异文，这也算是追溯到了一组异文产生的时空交汇点——这个点是否前有所承又是另一回事。由此反思，仅仅从一组组异文去分别今古文、家法师法，从而漫议文本，虽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追到源头。清人在经典异文的海洋中蠡测今古文和师法派别，是历史的局限，不能过分苛责。今天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以异文论今古文和师法家法之文本，则不免作茧自缚，画地爲牢。

探究先秦或两汉的经典文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词汇比较工作，由六朝《毛诗》传钞中产生的异文，可推知同一师法的不同经师传钞传授也会产生异文，故重要的是要探寻先秦诸子传授方法、书写形态和派系脉络，所以，文本研究的功夫更在文本之外，即师承传授、不同字体传钞和多头流传的历史背景。

本书所收虽是我所写有关《诗经》的散篇文章，但其研究指向大多是《诗经》在战国到六朝传授、流传中的文本，是我的“文本”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点上说，它虽无专著章节之名而有专著之实，所以用“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来统括。由于文章的撰作时间比较长，注释格式和用书都不统一，这次由张林宇、卢海燕学棣通读全书，改正譌误，并按出版社要求做了统一处理。马涛教授读《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校样，补充了我漏引的二块熹平残石文字。老友光阳兄爲书名题签，使小书增色。责编肖春茂先生微信、电话往返商榷，匡助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2024年12月16日于榆枋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