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必须创造条件讲孔子
    ——为孔子学院的健康发展进言
    董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0月13日
    
    
    
一
    
    
    所谓“讲孔子”，可粗可细，可详可略。最粗最略者，一两次讲座即可完成，如概括介绍孔子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学说；至详至细者，可开设一系列相关课程，掰开揉碎，讲一年甚至讲几年，如讲《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讲 “和”、“合”、“忠恕”、“仁义礼智信”以及儒家的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观、政治观、宇宙观等重要理念； 讲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如孟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讲儒家与道家、佛家的比较。诸如此类，皆可谓之“讲孔子”。
    
    
    本人欲为孔子学院所进之言有二：一是建议孔子学院必须创造条件讲孔子；二是附带建议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教师的选拔应考虑其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特别是儒家文化素养这一因素。之所以有这第两条建议，是因为《孔子学院章程》第六章“管理”第二十八条说：“孔子学院院长应当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所在国语言，具有与本岗位工作相称的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公共关系和市场开拓能力。”同章第二十九条说：“孔子学院所聘教师应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1〕是以上两条均未对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与教师人选提出含儒家文化素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任何要求。试想，孔子学院既不讲孔子，其院长和教师又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不熟悉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则孔子学院岂非有其名而无其实？岂非名正而言不顺？
    
     
    
                                      二



    窃以为办孔子学院首先应该明确两个道理：
    
    
    （一）孔子学院的“开展汉语教学”当然十分必要，但讲孔子与开展汉语教学并不矛盾，即讲孔子并不影响汉语教学。比方说，在孔子学院原计划内的汉语教学活动照常进行的情况下，每年面对社会各界开设若干次孔子讲座，不就是讲孔子吗？或者更进一步，在汉语学习材料里融入一些孔子思想和儒家理念，不也是讲孔子吗？这样做，对汉语教学活动不仅毫无妨碍，反而有可能因为讲孔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而吸引更多的汉语学习者。
    
    
    （二）外国人学汉语固然可能有助于增加其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亲近感，但并非必然绝然。譬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不仅其文部省，甚至包括其外务省与陆军参谋本部，出于对中国领土、资源的觊觎，为了日后侵华的需要，都在积极进行包括语言准备在内的多方面绸缪，因而都在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并且导致了军方和外务省对汉语教育的操控，使其汉语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浸染了为其侵华政策服务的可怖色彩。〔2〕质而言之，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只是个工具，是人们相互交流、表情达意的工具，并不必然具有决定或者改变汉语学习者世界观的功能。甚而至于有可能出现前边所讲的情况：一个骨子里仇华、反华且欲侵华、灭华的国度或群体，掌握了汉语以后，其反华能量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如虎添翼，变得愈加可怕，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重视汉语学习可视为前车之鉴。明乎此，即不应仅仅满足于孔子学院数量与学汉语人数的增加，而应该同时在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多动脑筋，多下功夫。
    
     
    
                                      三
    
    
    
    笔者之所以强调孔子学院必须创造条件讲孔子，还基于如下理由：
    
    
    （一）讲孔子方可向世界展示儒家文化的普适性与普世性内涵，促进中外文明的深度“对话”。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和总代表，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家是自汉代以迄近代一直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体系与价值体系。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曾经出现过儒家不被重视的局面，甚至出现过“打倒孔家店”与“批林批孔”的激进和极左的浪潮，但儒家的“独尊”的地位总体上却始终如巍巍泰岳屹立不摇。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儒家思想具有永恒而光耀千古的淑世主义精髓与普世价值；亦源于儒家的众多思想理念已经融入炎黄子孙的血液，内化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故虽屡经坎坷阻挠，毕竟浩浩汤汤，东流而去。
    
    
    儒家理念中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适性内容所在皆是，其宇宙观、社会观、政治观、道德观、人生观、教育观等，无不充满可圈可点、可奉为圭臬的大智慧。譬如：其民本思想；民主思想；平等思想；博爱思想；法治思想；自强不息的思想；中和思想；重道思想；“为政以德”、为政以正的思想；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思想；反对贫富不均的思想；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思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张载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发展经济、重视民生与开展教育、建立精神文明并重的思想；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各国和谐相处与天下大同的思想，等等。试问，上述思想哪一条不具有普世性与普适性？哪一种不值得深思回味、不令人振奋感悟？不值得人们重之宝之、借鉴弘扬？至于儒家对君子与士的论述，对做人标准与人际关系的阐发，对自身修养的重视，对往圣先贤的歌颂，对各种社会角色本质属性的定位，对教育与文化的深刻思考等等，亦皆警句迭出，光耀千古，泽被后人。
    
    
    可见，要向海外介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普适性与普世性的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理所当然地居于首选之列，其他各家各派诸如佛、道、法、名、墨、兵、农等，虽亦皆有善可陈，然皆不足以与孔子及儒家文化比肩抗衡而取代之。
    
    
    近年来，提倡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对话”颇为时髦。窃以为，我们所推出的欲与异国异质文化对话的人物与文化，应该是高品位的，能代表中华5000年文明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如是，方能使彼此间的对话深度展开，达成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学习的目的。
    
    
    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陆续诞生了几位文化伟人，他们是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开创儒家学派的孔子、创建犹太教的亚拉伯罕、大哲学家柏拉图。“从那以后两千五百年来，人类生活、社会发展实际上都在遵循着他们的教导，后世智者们的思考研究直到现在也没有超出这四人所划定的范围，所以西方学者称那段时间为世界的轴心时代，意思是两千多年来整个世界都在围着他们的学说转。”〔3〕这足可证明孔子的身份高雅体面，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同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文化名人相比，同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任何思想家的思想相比，都毫不逊色，同世界上各种文明深度对话皆可应之有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杰出、最具影响力、最有权威性的代表。                                                                                                                                                                                                                                                                                                                                                                                                                                                                                                                                                         
    
    
    （二）讲孔子方可避开“宗教”、“社会主义”等敏感话题，大张旗鼓而又润物无声地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有儒释道三大源流的说法，但道教、佛教都是不折不扣的宗教，在国外由孔子学院宣讲中国化的宗教易授人以柄，断乎不宜。
    
    
    道家，不同于道教，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的优秀思想当然可以讲。《道德经》和《庄子》蕴含了众多人类智慧的精华，诸如反对战争，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强权，主张各国平等（大国尊重小国），反贪婪，倡寡欲，反贫富不均，等。此外，老庄更有一系列絮净精微、精妙绝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当时堪称哲学高峰。
    
    
    孔子与儒家学说则完全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宣讲而不至引起反感和非难。原因很简单，即孔子并非教主，儒家不是宗教，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不属于宗教理论。
    
    
    虽然我国历来有“儒释道三教”的说法，旧中国也曾出现过所谓“孔教会”，甚至时至今日仍有人在为建立孔教、儒教奔走呼号、摇旗呐喊，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学说与儒家思想本质上都不是宗教。因为任何宗教都有独立的组织网络，有专业的传教队伍，更有自己的清规戒律，而儒家则没有这些。此外，任何宗教都企图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都要回答人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的问题，回答何为宇宙之主宰。而孔子和儒家恰恰对上述问题经常采取回避态度。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4〕（《论语·公冶长》）“子不语怪力乱神。”〔4〕（《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4〕（《论语·雍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4〕（《论语·先进》）“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藏。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5〕（《孔子家语》卷二）颇可为证。孔子和儒家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世间的道理，讲怎样做人，怎样讲求学问，怎样完善品格，怎样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怎样尽社会义务，怎样担当家庭、社会责任，怎样治国、平天下，诸如此类的“世间法”跟宗教实有本质之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一，自其诞生之日起即一直被西方国家视为“另类”，针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演变、颠覆等手段亦从未停止，且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们在国外宣传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宣传“三个代表”，则肯定会被诬为“别有用心”、“图谋不轨”。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极力陈白的欲同异国文明有效“对话”，向海外广泛传播中华文化，宏观上所当实行的传播策略：“在兼顾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化的同时，以讲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传统文化中，在兼顾物质文化的同时，以讲授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为主；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以讲授观念文化为主；观念文化中，在兼顾各家各派的同时，以讲授儒释道三家为主；儒释道三家中，以讲授儒道两家为主；儒道两家中，以讲授儒家为主。”〔6〕执行如是文化传播策略，则可大张旗鼓而又润物无声地宣传那些经甄别选择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具有普适性、普世性内涵的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
    
    
    （三）讲孔子方可深入阐释我国政府的若干现行政策，使国际上“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不攻自破。
    
    
    如众所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之日起，皆从未停止过被西方“妖魔化”。首先应该肯定，这其实并非坏事，因为它至少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治国理念，没有同西方世界同流合污，更未向他们举手投降。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政策与做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又不能任由西方指天画地，信口雌黄，随意“妖魔化”，而必须予以坚决反击。反击的方法不一而足，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多角度对我国内外现行政策进行深入阐释，不仅可以减少和弱化国内的“戾气”，增加与强化“祥和之气”，而且可以使国际上某些“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不攻自破。诸如国内“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提法，国际上“和谐世界”的提法，“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睦邻安邻”的理念，提倡对话协商、反对动用武力的一贯思想，等等，其实都根植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就可以在国内媒体上广为宣传，亦可在孔子学院的孔子讲座上相机宣讲。
    
    
    我们不能向洋人宣传马列主义，不能宣传“三个代表”和“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宣传中共党史和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宣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阐释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小康社会，乃至介绍中国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理念。这些人文理念所赖以形成的原始文化要素其实多蕴藏在儒家的元典之中。讲相关人文理念时，倘能如实地将这些原始文化要素充分揭示出来，既可展现中国文化数千年来的一脉相承，同时有助于增加孔子与儒家思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权重与影响力。
    
    
    诚然，如是讲孔子极有可能同国外受众原有的生活经验、知识储备、文化观念发生“碰撞”，对此我们不仅不必心虚害怕，反而应该弹冠相庆，因为这正是我们所预期所追求的效果。我们应该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哪国人，其主体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会进行比较分析，最终接受真理，扬弃谬误。此外，我们更要坚信孔子的伟大，坚信其思想“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坚信其具有折服人心的巨大魅力。
    
    
    自2004年11月我国在首尔建立海外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迄今不足十年，海外的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已经发展到近900个，充分证明外国人对孔子与儒家思想是欢迎的，接受的，证明了“孔子”这一文化品牌的巨大能量与巨大效应。这不仅是汉语走向世界的标志和有利时机，也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和有利时机。我们应该充分把握和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条件，让孔子学院越办越好，让汉语与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同步走向世界，让同儒家优秀文化声气相求、息息相通的我国的若干对内对外政策进一步影响世界。如果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不充分加以利用，犹疑徘徊，甚至熟视无睹，仅仅满足于“教汉语”而已，即所谓“天与不取”。
    
    
    （四）讲孔子可为热恼的寰球提供一副清凉剂，有效抵制西方“文化一体化” 的图谋。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膨胀爆炸，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与此同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肆虐，吞噬着人类的生命与家园。更有甚者，国际社会间亦充满暴力、恐怖、掠夺、倾轧、血腥、不公，对人类的生存与安宁构成了更大威胁。因此，称其为“热恼的寰球”实属恰如其分。
    
    
    寰球变得如此热恼，固然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军事的、地缘的等等多种原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丛林法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过度泛化、极度推衍与视之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以及杜鲁门主义的推行，则是推波助澜造成此种热恼态势的重要因素。
    
    
    历史与实践都证明，要为热恼的寰球降温，救民于水火，靠某些宗教恐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先不谈宗教多偏重于“死后”或“来生”的前景，并无足够力量干预人间政治，仅回顾一下此前世界上出现的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即可了然：那些舰巨炮利，热衷于实践“丛林法则”，到处伸手，到处炫耀武力，到处大打出手的国度，何尝不“信奉”某个宗教？那些以“人肉炸弹”、“汽车炸弹”相威胁，到处制造恐怖事件的邪恶势力，又何尝不“信奉”某个宗教？此外，过分强调宗教，依靠宗教，恐怕还有可能加剧不同宗教之间的对立，诱发新的争斗，给热恼的世界增加新的热恼。
    
    
    于是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孔子与儒家的思想理念，认定古老的东方智慧堪比清凉剂，可以给热恼的南阎浮提降温，拯救灾难深重的世界。1988年1月，全球的诺贝尔奖得主即在巴黎开会并发表宣言，深情告诫世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7〕。无疑，指出孔子的智慧可以拯救人类的人本身就是智者。
    
    
    文化历来是多元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世界文化更是多元的。惟其多元，不同的文化才争妍斗艳，异彩纷呈，也才能在互相接触、融合、吸收的过程中共同发展。但是，西方某些学者，却出于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偏执地鼓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鼓吹“文化一体化”，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配合着这些理论，视中国为敌的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明的、暗的、物质的、精神的手段把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大举渗透。”〔8〕
    
    
    当然，所谓“文化一体化”的图谋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因而注定是一厢情愿的意淫与自我陶醉的虚幻泡影，注定要被多元的世界文化大潮席卷而去，但我们却不能不对此图谋提高警惕并积极应对。在孔子学院讲孔子即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应对之策。通过讲孔子，各国人民便可接触、了解儒家那些迄今仍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的思想内涵，受到启发教育，从而增加抵制“文化一体化”图谋的力量。
    
    
    （五）中国古代历史上语言文化的对外传播即始于讲孔子，该事实亦可作为孔子学院必须创造条件讲孔子的理据支持。
    
    
    纵观古代汉语汉文化对外传播史，尤其是“汉字文化圈”范围内的传播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对外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是混而为一的，具体来说，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的同时即在学习儒家经典和古典诗文，或者说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古典诗文来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形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同当时语言教学没有独立地学科地位有关，然同时也可作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可以熔于一炉的历史证据。当然，时变势异，在语言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取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今天，教外国人学汉语，已不可能再以儒家经典或古典诗文充当基本教材。但既然挂着孔子学院的招牌，则创造条件适当地讲孔子，实乃顺理成章；而不提孔子、不讲孔子，便觉不可思议。
    
    
    
    参考文献：
    
    〔1〕雅虎网：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章程》。
    
    〔2〕王幼敏：《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4期（见王宝平《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5期）。
    
    〔3〕许嘉璐《为了天下太平》，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173页。
    
    〔4〕《论语》
    
    〔5〕《孔子家语》
    
    〔6〕董明《从“汉字文化圈”谈起——关于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课的思考》，见北京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7〕新加坡·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走向世界》，1989年。
    
    〔8〕许嘉璐《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2006年5月22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11年4月30日初稿，2012年10月13日改毕。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