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先生关于宋明理学的三种著作

作者：陈来

来源：《杨天石先生九十寿诞纪念文集》

杨天石先生关于宋明理学的三种著作

杨天石先生有几种关于宋明理学的旧著，这几部书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距今已有四、五十年了。七十年代末他即转向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就卓著，至今笔耕不止。杨先生那几种宋明理学的旧著，我当年都读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十年前那个时代的论著之得与失，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1979年《中国哲学》这一著名的辑刊开始编印出版，不久杨先生便被增聘为编委。与庞朴、孔繁、李泽厚、楼宇烈等先生并列为编委，可见他在当时是被视为中国哲学领域的中年精英、有成就的专家。当时杨先生初届中年，他已经出版了两种明代哲学的书，即《王阳明》与《泰州学派》。虽然这两部书的篇幅不大，但与当时同龄学者相比，在1980年时便已经出版了两部书的学者，在那时是极为少见的，多数人那时还未出版过一本书。所以当时侯外庐先生对李泽厚、杨天石两位加入编委会表示“很高兴，很欢迎”，这的确显示出杨先生当时在中国思想史学界中，是已经成名且受到老先生关注的中年学者了。

杨天石先生北大中文系毕业，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但他研究中国哲学思想起步很早。早在1960年代前期他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韩贞的保守思想》，引起侯外庐、任继愈和学界的注意。他对泰州学派韩贞的关注首先得益于杨先生的父亲从乡邻韩贞后人借得的韩贞的《韩乐吾诗集》。在研究韩贞之后他进而研究韩贞的老师王艮，而王艮是王阳明晚年的重要弟子，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杨先生研究王艮的文章《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在1963年发表于当时的权威刊物《新建设》。此文一反流行的以泰州学派为异端的论断，也因此青年杨天石就被视为明代阳明学的研究学者而受到关注。反对把泰州学派看做异端的观点在199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最开始是由杨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可见杨先生从一开始就就显露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性格。

“文革”中，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提倡反对先验论，于是中华书局找到杨先生约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书。他以很快的速度写了5万余字的《王阳明》，于1972年12月出版，当时颇受到社会关注和读者欢迎。因为那时学者研究与学术出版一片荒芜，如北京大学与学部各研究所的学者全部下放五七干校，根本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从这一点来说，杨先生当时在北京中学教书，不用下放五七干校，也算是幸运了。不管怎么说，这本小书在当时是颇受注意的，杨先生也就开始广为人知了。

王阳明的书出版之后，杨先生即以以前的研究为基础，在1973年写成了《泰州学派》一书，8万余字，而其出版则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此书作了部分修改，但主要观点未变。《泰州学派》出版后中华书局又约杨先生写一本朱熹的书，这时杨先生已经调入近代史所，但仍坚持完成此书的写作。1982年3月《朱熹及其哲学》出版，全书15万字。从写法上说，此书与杨先生的前两部书相近，但比前两书更具有学术性了。这样，杨先生既写过心学大师王阳明，又写了理学大师朱熹，他自己也说“关于宋明道学的两大流派，我都写到”。在从发表韩贞的论文到此时《朱熹及其哲学》出版，在近20年的时间里，杨先生在“业余”的状态下“专业地”完成了上述理学三本书（他在这期间还写了不少晚清民国史的书稿），那真是不容易，由此可见杨先生的才气过人。应该指出，这三本书的写作，虽然都有中华书局编辑约稿的外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杨先生对哲学思想史领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眷注。

就这三本书而言，关于明代心学的两本，受到写作时代历史的限制，缺陷是明显的。《王阳明》以阶级斗争、农民革命为主导基调，以牧师和刽子手双重职能来分析王阳明其人其学，在今天已经过时。但尽管如此，在对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知与行等问题的分析上，此书应该说也达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性水平。而《泰州学派》一书表达了他的不少独到的见解。如此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对泰州学派只讲王艮的万物一体和何心隐的叛逆，而杨书在叙述王艮、何心隐之外，又叙述了王襞、韩贞、颜钧、耿定向，较《中国思想通史》全面很多。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是道”和在生活中以行为指点良知，此书指出王阳明已经开始用日常事例说明百姓日用即是道，开启了王艮的指点良知和王襞讲自然之谓道的先河。在叙述泰州学派思想上，与《中国思想通史》不同，杨天石注重“制欲非体仁”论，强调“不着意”的分析，强调“心之本体”，强调“性体活泼”论，这就进入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内在分析。杨书能关注到这些问题加以哲学分析，虽然分析还可更加深入，但已超过了《中国思想通史》对泰州学派的理解把握，也超过《王阳明》对阳明思想的把握，是很难得的。

关于杨先生《朱熹及其哲学》一书，此书的写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此时杨先生已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故此书的学术性较前二书大为增强。杨先生此书哲学分析的特点是以规律释理，这与30年代张岱年先生的解释分析相近，这就使得此书在基本点上站住了脚。此书出版时我已研究生毕业，在北大哲学系教书，这也使我想起与杨先生此书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另一本朱熹研究的专著，即张立文先生1981年9月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张书52万字，自然比杨书内容广阔，但就80年代初的学界评价来看，张书受到的批评不少，而杨书并未受到类似的批评。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出杨先生此书在当时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总之，对杨先生的理学三书，我们须要从学术史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评价它们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通观以上所说杨天石先生理学三书，如何掌握其特点呢？杨天石先生晚年在《杨天石文集》贰的自序中说：“我原来学文学，善于用浅显明白的语言表达和分析艰难深奥的哲学命题，例如我在叙述‘理学’和‘心学’这两大道学流派的不同时，从思维途径和论证方式入手，指出朱熹是从火之必向上与水之必向下，四条腿的椅子抽去一条腿必定坐不稳等自然现象出发，以此论证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等道德伦理概念的必然性。而王阳明则是以目自明、耳自聪等人的生理本能的天赋性，论证子孝臣忠等道德伦理观念同样具有天赋性。这样的叙述分析就将理学和心学两大流派的区别及其致误原因讲得清楚明白。似乎前人还没有这样讲过。”这个介绍很平实，讲明了他的研究特点。而且，用“必然性”和“天赋性”来区别理学、心学论“理”思维的不同，在此书之前确实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可见这一看法决非人云亦云，而是他自己认真研究思考体会得来的。

对于这几部书的缺限，杨天石先生晚年也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批判，故“对于宋明理学中思想的积极因素缺少叙述分析，可以说是大缺限”。特别是后来，在他晚年几次再写朱熹时，已经比较注意发掘其思想中合理的内核。2019年他在为《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写的序中，特别注意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和今后仍可为世所用的部分，显示出他的学术思想在其晚年的重要改变。针对宋明理学的理欲观，他指出，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力量。但人的欲望又是危险的，不可任其发展膨胀，必须加以约束限制。他说：“理和欲的矛盾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认识和发现这一矛盾是宋儒的贡献、中国思想家的贡献。因此要提倡以理制欲，或以理控欲，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道德要求，谓之普世价值，谁曰不宜？”这些话充分肯定了儒家哲学、宋明理学以理制欲的思想，尤其是将之视为“普世价值”，显示出杨先生晚年在在学术思想上的深刻变化，也说明他对宋明理学思想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杨天石先生已届米寿，最近他要我对他关于宋明理学的旧著作一点评论，我就不避浅陋，写了以上的感想，向杨先生请教。

2024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