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人的两个行动面向

作者：龙涌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暨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十九日乙卯

          耶稣2025年4月16日

在一种常见的中国哲学史叙述范式中，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更多在经典文本本身，而不在创制经典的人；更多在经典中与哲学有关的大观念，而不在经典记载的各种各样看似与哲学无关的具体行事。这就容易落入一种观念史神话，即研究者从现代视域出发，在经典文本中寻找相关哲学观念并串联成一条观念巨链，而忽略了使用这些观念的作者的行动，由此在不知不觉中将现代观念投射给古人。要尽量避免这种观念史神话的影响，就需要从中华文明的自身脉络出发来把握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就是要看到中国古代哲人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世界中言说的。言说即一种行动，因为言说不仅包含思想命题，更带着言说者的具体行事意图。如赵汀阳所言，人正是在创制行动中确立了自身存在，而思想观念的创制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类行动。因而，把哲学言说视为创制行动，而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的永恒命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人的著述动机，从而在中华文明的广阔天地中把握中国哲学的真正智慧。那么，如何把握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说行动？本文主要从两个面向来理解。

面向具体时空的言说行动

把哲学思想视为一种言说行动，就是不仅要看到哲学文本自身的含义，更要看到书写该文本的作者如此这般表述的意图。由此，我们需要进入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把握作者的确切所指，才能达到对文本思想的真正理解。只有这样，哲学史研究才能尽量避免落入脱离人的活动的观念史神话。把哲学史视为面向具体时空的言说行动来研究，就是要看到哲学观念是如何对人在具体时空中的行动起作用的，从而把握哲学观念在人的具体历史活动中的真切意义。

以先秦儒学史为例。在常见叙述中，先秦儒学史以心性论的发展为主要观念线索，形成一条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的脉络，而其他诸如德、一贯、致诚、养气等儒家学说均可放至这一心性论的发展脉络下分析。这样，一部先秦儒学史就等于心性论发展史。但首先，回到经典文本中看，心性论的发展并非一种纯粹书斋里的脱离现实的哲学观念建构。比如在《孟子》中，我们看到孟子“道性善”的具体行动意图，往往是一种面向战国诸侯的言说策略。比如孟子游说齐宣王所用的“仁术”，就是在顺着齐宣王对待宰之牛的怜悯启发其对人性本有的恻隐之心的确认，从而顺理推出儒家的仁政主张。其次，聚焦于历史语境，不难看到先秦儒家一些看似非常“哲学”的主张，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具体行动处境出发来谈的。比如孔子在“厄于陈蔡”中提出“一以贯之”说，子思在“困于宋”的处境中发奋作《中庸》，而孟子则是在面临是否有勇气在齐国行“道”的问题下才提出其“浩然之气”说的。这些哲学言说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宜只考虑心性观念的思想脉络。把握到这些哲人面向具体时空、具体问题的言说意图，或许会有更多发现，看到先秦儒学史更丰富的面向。

面向未来世界的言说行动

尽管哲学家往往会面向具体时空的实际问题而言说，但其哲学言说行动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说行为。后者的意图指向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而一旦问题解决，意图便消失，相关行动也随之结束。然而，如果说哲学言说是一种行动，那么这种行动除了具有指向具体时空的意图，往往还有一种更加深层的指向未来的意图，那就是通过立言、立名而不朽的创制动机。这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中国古代哲人的第二个行动面向。人既是有限的存在者，但又是渴望突破死亡限制而追求无限的存在者。对于中国古代哲人尤其是儒家而言，通往无限之域的重要方式之一，即通过著述立言而留名后世，亦即“著乎竹帛，传乎后世”的不朽追求。在这样一种创制行动中，哲学家著述立言，其意图指向的是身后的未来世界，即希望“施及后世”。正如韩愈所言：“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行乎后世”揭示出一类极为独特的行动，即行动者死去但其行动仍在持续的行动。

为何存在行动者死去的行动呢？不妨从生活中举例以明之。假设A委托B带一个礼物送给C，虽然不是A亲手送给C，但这个事情在A意图的预期范围内，故属于A的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说A送礼物给C。再假设，在B将礼物带给C之前，A意外身亡，那么我们仍有充足理由认为这是属于A的行动，此行动并不随着A的身亡而结束。生活中的立遗嘱就是这类行动的典型。而著述立言的更特殊之处在于，立遗嘱这类行动会随着遗嘱完成而结束，而著述者的意图是希望其著作的影响无远弗届、悠久无疆。因此，即便哲人已逝，只要其著述意图仍在产生效果，行动就不会终止，就像孟子所说：“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由此，行动者自身便成就某种意义上的不朽。

由此来看，尽管应当强调要关注哲学思想面向具体时空的行动意图，但我们还需要把握到，哲学言说尤其是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说，还有更高一层面向未来的行动意图，即作者在追求不朽这一相当普遍的文化心理下的著述动机。这一点在孔子身上有鲜明体现。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据《史记·孔子世家》叙述，这句话正表达了孔子作《春秋》的创制动机，即希望通过《春秋》笔法诛讨乱臣贼子，寄托王道，传之无穷。中国古代哲人尤其是儒家士大夫一直有“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语）、“穷则必有名，达则必有功”（荀子语）之类的追求，显示出哲学言说的两种行动面向——既面向具体时空，也面向未来世界。

哲学史中的人

强调哲学言说面向未来的意图，并非退回剑桥学派批判的那种预设永恒命题的观念史神话。因为哲学家在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回答时，虽然期望其言说能在哲学史上留下不朽影响，但其言说的真实含义未必能对得上后世的新问题。不过从上述两个面向把握哲学的言说与行动，或许能更立体地把握哲学史中的复杂的人。那些追求留名青史的作者，多少都有动力出于某种公心去为天下大义而言说，尽管这种公心会受其时代、阶层、地位等各方面具体因素影响。因此，哲学家会创制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会采取什么样的言说策略，都不是完全确定的。而中国哲学史在建立起某种固定范式之前，都应当尽量去体贴哲学史中行动者的复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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