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地，中国人，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一些成员，在国内、国外把脸丢到天上：

　　8月29日，广州越秀区武装部长方大国与妻子登上南方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因其行李较多，其座位上方的行李箱已满，一空姐建议他们把行李放到更前面。他们不愿意，双方乃开始争执，并发生身体接触。事后公布的照片显示，该空姐手部淤青，脖子、身上有多处挠痕，衣服也被撕裂。

　　9月2日，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一架由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一名中国籍乘客因向后调整座椅，与后排同为中国籍的另一乘客产生纠纷。双方随即开始打斗，该航班被迫返航。

　　10月6日，四川航空公司一架由南宁飞往哈尔滨的航班经停武汉，坐在第16排的一名男士为拿行李，穿着鞋子踩到前排一乘客座椅上，双方遂发生争执并动手，后排旅客的几个朋友赶来围攻前排乘客。航班安全员前来阻拦，也被殴打。

　　这三组乘客应当是最为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成员：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城市白领。这些年来，很多学者在认真地讨论，新兴中产阶层可发挥多么巨大的社会稳定作用，更有人指望他们为中国建立起合理的制度。然而，上述例证已足以说明，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的部分成员基本上处在野蛮状态，不大可能具有文化与制度建设能力。

　　这种野蛮，随处可见。因为空虚，新兴中产阶层把旅游当成了宗教，但凡周末、放假，他们立刻出门旅游，并一路制造污染和混乱。比如，今年中秋节(9月30日)，海南三亚大东海景区，游人、市民聚集海滩赏月。这是何等优雅的事情，然而，优雅的背后则是粗鄙：他们在3公里海滩上留下50吨生活垃圾。接下来的国庆长假，不少地方高速公路大堵车，那些自驾车的中产阶层乃把高速公路变成垃圾场。

　　谈到汽车，所有人恐怕都有心有余悸的经历：要么在公路上，可能遭遇他人突然插队；要么过马路已在斑马线上，过往的汽车非但没有减速、停车，反而加速冲过。我个人多次有这样的经历：前面有人经过，我停车等候，后面的车立刻摁喇叭催促。

　　还有，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大规模到港台、海外旅游，在公共场所大声说话，随地吐痰，不排队，凡此已成全球一景，令所有人侧目。

　　凡此种种现象，一言以蔽之，不文明，中国中产阶层的部分成员不文明。

　　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另有人解释说，是因为现实中的某些不合理。这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言不及义。现实中再有不好，你就可以随意丢弃垃圾？就可以踩别人的座位？

　　我以为，凡此种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尤其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部分成员不明礼，不守礼；再进一步，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也没有形成礼。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间，中国日益膨胀的城市社会陷入野蛮状态。中国富人有钱，却得不到外人尊敬；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勤奋，却得不到精神安宁。因为，他们没有礼。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复礼。

　　礼就是习惯性规则

　　礼是什么？礼就是自发形成的人际交往的习惯性行为规则：熟人之间的交往规则、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规则；婚丧嫁娶之仪式，商业交易之习惯；公共场所的惯例，汽车上路的规则；写信的敬语、见面的礼节等。所有这些都是礼。

　　礼至关重要。《礼记》第一篇是《曲礼篇》，一开篇就突出了礼之重要性：“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其实，禽兽世界也是有规则的，且十分严格。道理很简单：一切群体生活都需要规则来调整其成员间的关系，否则，必因也许微不足道的缘由而冲突频仍。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人不是靠本能、欲望生活的，而是在规则中生活。哈耶克说，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遵循规则的动物。这些规则无所不在，规定着人们在一切场合中的行为模式。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对此都有所理解，明白其含义，尽管他们未必说得清楚。

　　由于礼，人才是文明的。古人所说的“文”就是纹理，懂礼的人在各种场合之举手投足、进退周旋，皆有法度，其身体呈现出优美的纹理。同样，人人遵守规则，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优美的纹理，此即社会之理想状态：“和”。主体的和人际的纹理让人的身体充满光辉，让共同体充满光辉，是即“明”。文明的核心在礼、规则。人无礼，必处于反乎文明之状态：野蛮。

　　礼可以控制生活的物质与精神成本。《曲礼篇》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提供了人在各种场合活动的行为模板，一个社会如果有礼，每个人即可不假思索地生活，轻松而惬意，对其他人也可以有比较确定的预期。比如，你知道汽车遵纪守法，就可以放心地过马路。这就是“心安”。

　　反过来，无礼、野蛮大大增加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成本，进而把所有人置于危险境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礼，比如，驾车人不遵守汽车行驶规则，那行人过马路时，精神就会高度紧张，与司机斗智斗勇。然而在这样的斗争中，难免一方失手，而导致巨大灾难。也就是说，无礼，则人的行为彼此缺乏可预期性，双方都看不透对方的意图，无法预期对方下一步的行为，必然会作出错误、应激性的反应，两者还会相互激化。无礼让人的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焦虑状态，甚至是愤懑、对他人充满敌意的状态。这种心态本身就会制造出很多冲突。中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冲突，都是因此而起。

　　重建经典教育体系

　　《曲礼篇》说：“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然而，在当代中国，关于礼，存在三个严重问题：没有礼；没有礼的教化机制；没有礼意。

　　没有礼的原因大略有二：第一，百年反传统狂潮摧毁了中国固有之礼乐，尤其是在现代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很多人，几乎完全不知道礼。第二，中国社会的结构在过去二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而礼的形成和维护需要人口的相对稳定。

　　当然，没有礼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至少政府在颁布一些礼，如交通规章。但是，当代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礼乐教化机制。礼必须学，首先在家里学，其次在社会上学。但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中国原有的家教传统受到极大传承。教育体系也有责任：传统教育以教导孩子洒扫应对之礼为主要目标，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仅传授知识。我所在大学的新生给我写信，几乎都不知道写信要有尊称，要署自己的名字。同样，在传统社会，有大量的社会机制进行礼的教化，如传统戏曲，而现代文学、艺术则几乎完全在鼓励人们放纵自己。

　　这也就涉及当下最为严重的问题：人们普遍没有“礼意”。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不断写文章说，个人应把自己放到世界的中心，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最大的美德。他人要么与自己无关，要么是自己的敌人。接受如此观念的部分中产阶层成员根本就蔑视礼。他们相信，礼是对个性的束缚，为所欲为才是个性，或者是成功的法门。

　　当下中国要重建礼，首先需要解决这个态度问题。事实上，礼很复杂，礼的范围与生活一样大；礼的生成也属于自发秩序，需要每个人参与。因此，不应当试图由一个或若干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规则，重建礼制体系。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做起来的一个事情是，让人们，尤其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逐渐具有礼意。

　　礼意是什么？就一个字：敬。帝尧之德首为“钦”，也即敬；周公之教无非一个敬；《礼记》开篇头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宋明道学的核心教诲也是敬。可以说，敬就是中国精神之基底，它是一切德行之基础。礼的内在精神也就是“敬”，一切礼都以敬为根本，礼就是为了让人在具体场合中恰当地表现对人之敬。

　　有敬在心中，人就会节制自己的行为，善意地理解他人。如《曲礼》所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儒家坚持人与人在人格上的平等。那些职业卑贱的人，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同样是人，同样享有人格尊严。他们应当享有尊重，应当被以礼相待，更不要说其他人。而所谓以礼相待，就是“自卑而尊人”，放下自己的骄傲，尊重对方。《曲礼》还提出“自卑而尊人”的具体纲目：“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也就是说，不可自负，不可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可自满，不可得意忘形。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冲突就会被控制在最小程度。

　　因此，当下中国固然需要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为新兴的城市社会之无数生活场景制作礼乐，但这个工作的逻辑前提是“复礼”，要复礼意，复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也即敬。具有敬心的人们在特定场合相遇，自然地相互尊重，自然地形成“和”的关系。这种行为模式不断重复，也就会形成适用于这个场合的习惯性规则，也即礼。

　　那么，如何在中产阶层中恢复或者说树立“礼意”？渠道很多，最为重要的是重建经典教育体系，孩子从小诵读经典，成人也需要研读经典。由此，中国文化特有的敬，就会慢慢渗入国人心中。人有敬心，中国就会更有文明。

　　原载：2012年10月1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