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在“儒生文丛”第一辑出版之际，孔子2563年暨耶稣2012年阳历10月29日，“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在北京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举行。

    出席座谈会的学者有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

    此次座谈会由秋风（姚中秋）召集并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主办。会前，出版社社长李传敢先生和“儒生文丛”主编代表刘明先生分别致辞。《文化纵横》杂志社主编高超群先生以及儒士社、深圳格致书院诸同仁应邀参加会议。
     
    

    “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第一辑共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图书简介详见儒家中国网站：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2945） 
    

附录一：

     
     
     
    儒生，一个有真诚信仰的群体正在形成
    ──《儒生文丛》出版北京学术座谈会侧记
    作者：刘明（西安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4日
    
     
    
    日前由任重与笔者主编的《儒生文丛》出版了，在京的儒家朋友商议召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其实，这样的儒学会议一直很多，笔者也时不时地参加一下，有时还参与主持这样的会议，而因笔者的一本儒学著述所举行的两次研讨会上，笔者还成为这样的会议的主角。但是，当笔者参加完这一次会议后，却深感这次与以往大不相同，至少与笔者曾参加过的那些儒学会议不同。
    
    
    当然，不同首先在这一次会议，大陆儒家的知名学者到了不少，如蒋庆、张祥龙、陈明、康晓光、梁治平、秋风、干春松、彭永捷、林桂榛、温厉等，还有近几年涌现出来的一些儒家新秀，如达三、任重、唐文明等。这个学者群体，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中国儒家学者的基本阵容。
    
    
    但是，最大的不同却在于这是一个有着儒家信仰的群体举行的儒学学术会议。有信仰与无信仰会有许多区别。从最表层的衣着上看，本次与会者不约而同，大家全都没有穿西服，而在笔者过去参加的所有儒学会议上，几乎是青一色的西装革履。当然，本次与会者西服以外的衣着是各式各样的，而以蒋庆、秋风、张祥龙为代表的主流款式是中式对襟上衣，布艺软纽扣。特别是蒋庆先生，身着皮革外衣，也是中式对襟，布艺软纽扣。笔者去京时也想到了这点，于是着中山装前往。中山装不算传统服饰，但至少是中国的。不要小看服饰，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人与人的不同当然在内外许多方面，但服饰具有重要的外在规定性。身着中式服装就将自己自觉地规定为“中国人”，下来讨论中国的主流精神文化问题才比较方便得体。
    
    
    中国社会现在遭遇的最大问题是“礼崩乐坏”，“礼”在这里指秩序。当下中国社会的“礼”基本由“利”来主导，“上下交征利”，秩序就成了“利”的奴婢，连天赋的伦常秩序都乱了套(如莫言写乱伦举国却追捧)，更不要说人与人后天约定俗成的道义与公正秩序了。“乐”在这里指精神，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就一个字：“乱”。过去几十年引自西方的左派民粹精神已经破产崩离，本来中国精神应该自然回归儒家，但同样来自西方的右派精英精神却试图“鸠占鹊巢”。奇了怪的是左民粹与右精英在各个方面现已形同仇寇，但在阻挠儒家回归方面却邪气相投。于是，回归儒家的正道上仍是障碍重重。
    
    
    面对这一切，回归儒家的努力就异常的艰巨。回归儒家当然主要是精神回归，但从“礼”的层面，从外在规定性方面进行密切配合则是必须的。作为儒家阵营的代表，本次与会者似乎完全明白这一点，大家都自觉地遵守了一个共同的行范。这表明，他们是一个有着中国根性和儒家信仰的群体。
    
    
    当然，衣着虽有相当的规定性，但毕竟是外在的，而内在的精神心理情感无疑更为重要。
    
    
    笔者对本次会议的最大感受是“真诚”二字：与会者之间的真诚，与会者对自己所服膺的儒家精神文化的真诚。
    
    
    秋风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热点人物，他原本是自由派的重量级大员，更在今年还担任了自由派学者大本营“天则研究所”的理事长，但他自转向儒家后，不仅为儒家复兴从理论上多有建树，而且也以儒家观点积极参与社会热点讨论，在实践上更是推波助澜。前一阵他在山东带头跪拜孔子，就是一个儒生的至真至诚的表现。儒门因他而不断风生水起。这次会议，秋风又充当了召集人的角色。由于儒家现在没有社团组织，他便没有任何专职助手，在繁忙的筹备会议中，他还坚持要亲自前往车站开车接送笔者。在笔者离京而他要上课不能抽身的情况下，他又派其内弟专车送笔者至车站。
    
    
    张祥龙先生是北京大学里少有的一位儒家学者，在北大这个反儒非儒的百年老店里，张先生不仅以研究儒学而声名远播，同时也以信奉儒家而特立独行。他蓄着银灰黑交杂的大胡须，身着对襟布艺软扣外衫，对人非常谦和低调，他是学院派，学术会上的发言是他的一篇最新的儒学论文。
    
    
    康晓光先生是在当代中国最早提出“儒教国教化”的著名人物，他的著述或言论不断在中国思想界激起波澜。这次学术会议上，康晓光先生早到一会，笔者走进会场刚一落座，晓光就特意搬离开一排排椅子很不方便地走过来，把他的名片递到笔者手里，笔者这才知道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国教论“小康”(国教论“老康”是康有为)。他的发言果然是入木三分，箭箭中的。干春松和彭永捷先生这些年在儒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尤其是为儒家辩污方面功力厚重，笔者经常浏览他们两位的文章，当彭先生知道笔者写的那本儒家书籍时，散会后立即堵住笔者，要走了仅帯京的那一本书。
    
    
    陈明是当代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却非常低调谦虚，不仅发言很有分寸，不过分强调自己的观点，就连会后大家合影时他也有意把中心位置留给别人，自己只站在一边，聚餐时他又把中上席留给别人，自己仍坐在不起眼的地方，如不留意，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位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南蒋北陈”的陈明。
    
    
    这次学术会议上，最让人震撼的是蒋庆先生的发言，由于他的思想理论早已公布于天下，他在会上便不再重复自己的观点，却讲了一件具体事例：自己在踏访近世儒家学者的历史足迹时，知道了一件埋没至今的悲壮事件：几十年前，某一位著名儒家人物的关门弟子在老师被迫害至死后，自己端着老师的遗像和孔子的牌位蹈海赴死了！说到这里，蒋庆先生突然情不自禁地哽咽抽泣起来，并且泪流满面。会场上顿时肃然，大家都低下头陷入沉默。片刻，蒋庆先生才回过神来，用仍带哽咽的语调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表达，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些先贤，他们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精神火种而能那样赴汤蹈火，将来儒家复兴了一定要把他们的牌位立在合适的地方。
    
    
    蒋庆现在应该是中国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了，包括笔者在内，许多人了解的主要还是他的思想理论，而这一次笔者却那么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他那对儒家深切的信爱与真诚。会后，笔者又多次接触了蒋庆先生，他为人真诚朴素谦恭。在京会议结束后并没有马上南下，而是连续几天抽时间给北京的一群小青年讲普及性的儒家经典课。按他这样的“大腕级”收费行情，讲一场不定会要多少出场费的，但他却是分文不取。他告诉笔者，其实这几天自己身体很不舒，但这群小青年也不简单，他们在中学时就组织了儒士社，上了大学分散到全国，又把种子播种在所在的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了，又聚在一起读经修身。蒋先生说，他们面对滚滚红尘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真的很不容易，儒家的事业今后有懒于他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辛苦这几天而已。蒋庆先生的爱才惜才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蒋庆对儒家的真诚也正代表着本次全体与会者对儒家的真诚。由任重和笔者主编的《儒生文丛》第一辑中，收载了近年来关于儒学儒教复兴的大量重头文章，不要说非儒家学者的观点多有冲突了，就连不少儒家学者的观点也存在着分歧，互相辩驳的地方也很多。笔者参会前曾有所担心，恐他们在会上争论起来，影响到会议气氛与个人关系。事实上，笔者的担心是多余的。一次正会与多次副会，大家虽有不同观点的展开，但明显的是自动地求同存异。与会者相处的整个气氛就是那种大家庭兄弟姊妹间的融洽与温情，这自然是儒家精神对儒生的人格气象影响的结果，由此笔者推而广之，如果儒家真的全面复兴，我们的社会不正是这样的谦谦君子国吗？那里会有现在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呢？会议其间，北京儒士社的青年们适时穿插进一些儒家的礼仪活动，结果就营造出一种跨越学术而追求共同信仰的超凡脱俗气氛。这种气氛显然感染了许多与会者，有一会老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激动地说，他在89年退出了一个有信仰的组织，此后一直在寻找新的信仰，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他的表态让大家都十分感动。
    
    
    是啊，这一次会议不正是在价值层面讨论《儒生文丛》吗？！讨论者不正是一个有着自己真诚信仰的群体吗？这个群体不正是以“儒生”来自我定位吗？虽然这个群体目前还很弱小，但他们出于对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深刻理解，出于对现今世界与中国情势的全面分析与透彻把握，他们对自己的儒家信仰充满了自信，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深怀着信爱与真诚。遍观现今中国思想文化流派，不论是左还是右，他们的代表性人物那一个能对自己鼓吹的东西有这样的自信与真诚呢？
    
    
    所以，这样的自信与真诚必将感染更多的国人，使无数的同胞加入到“儒生”的行列，为复兴中华主流精神文化而担起一份自己的责任。
    
    
    《儒生文丛》面世了，儒生群体正在形成。他们可以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弱小卑微，但他们必将以真诚的信仰赢得未来！
    
    
    西历2012年11月3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 

附录二：
     
     
     
     
     
    一次世纪性的儒林盛会
    ——“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学术座谈会侧记
    作者：崔茂新（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作者博客2012-10-30 
    
     
    
    来北京居住以后，和姚中秋先生在微博（秋风论道）上互粉好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前几天，姚先生私信我说29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有个座谈会我可能会有兴趣，我当即答应一定去，具体什么人参加、会议的内容等我并不知道，只是想增加一下学习的机会，更主要的还是和中秋先生见一面。
    
    
    2012年10月29日上午8:30，会议如期举行。到了会场才知道，这是一个规模不大（20余人参加）、但规格很高的学术座谈会，即“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儒生文丛》发行座谈会”。当今的儒林大家，如张祥龙、蒋庆、康晓光、梁治平、彭永捷、陈明、干春松、唐文明、陈壁生、林桂榛、高超群，到了大多数。会议主持人是中秋先生。首先请东道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李社长谈了《儒生文丛》的编辑出版经过，以及出版社的思想文化追求，随后请丛书主编之一、西安独立学者刘明先生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学术发言正式开始。由于鄙人是旁听会议，更主要的是学疏才浅，所以整个会议是认真听，尽力记。这篇侧记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受教部分”，主要是根据现场记录对每个人发言要点的回忆（误解和偏差的文责鄙人来负）；第二部分是“言说部分”，主要是鄙人的感想以及以前对相似问题的思考，通过文字就教于各位出席或未出席会议的当代硕儒、方家时贤。
    
    
    受教部分：
    
    
    张祥龙：儒生重现要民族生存和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希望，这就是在文化上更好、更健康、更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让生命本性得以延续、生发的希望。儒生的生，是生命的生，活生生的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和弘扬的儒学之看家本领，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那种生生不已的精神。海德格尔和雷维纳斯不约而同的讲到“家”，人类生活首先是家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儒学恰恰特别重视由血缘和因缘关系组成的家的生活，看重亲子、家庭、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当代社会导致了精神之家和亲情之家的双重遗忘和丧失，重现的儒生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家奥秘”，探索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持久性关系，弘扬传统的亲亲之生生的家园文化之内在真精神，在新的希望中让人类自由，让天地生辉。
    
    
    梁治平：儒生重现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自我反省，是文化自觉，这里牵涉到成为中国人有什么文化涵义的问题。以儒生重现为标志之一的儒学复兴或曰儒学振兴，人自身的再造，面临着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主要挑战有三：一是立场的挑战，就是体认、践行、承担要有开放性，从张之洞搞“中体西用”，到李泽厚说“西体中用”，只是中西关系的对比关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多了，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文化立场，以及多极化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向我们提出了阐述各种关系、融合不同立场的挑战。二是理论的挑战，儒学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以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普世主义价值理论等的挑战，借以确立其在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三是实践的挑战，涉及到如何拓展儒学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上行路线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最高层，下行路线是如何让儒家教化深入到农村和城市社区，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去和国家垄断的教育领域。这样才能让儒家的价值观念在生活的土壤里生根。还有一个上行和下行怎么结合的问题。
    
    
    彭永捷：社会对儒学的接受程度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弘扬儒家文化，要沿着康有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这种弘扬和复兴的三条道路是儒学的道路，儒教的道路和儒术的道路。儒生要有精神担当和行动，探索儒学与网络、教育与社区家庭的结合之路。儒生要有活生生的气象，天理即仁理，即生理。
    
    
    康晓光：儒学的十年发展比预想乐观得多。04年政府开始公祭孔子，全世界的孔子学院，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孔子主题，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虽然后来又搬走了）都是好的迹象。个人、社会、国家在精神上要有安身立命之处，有定于“一”的东西。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些政治梦想也越来越趋向于儒家文化。毛是共产主义的梦想，邓是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也就是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梦。按实际购买力说，中国3年GDP就可以超美。但中国最大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精神文化上没心没肺，没大脑，没灵魂，在精神文化上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儒家文化或曰儒教文明的重建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要当今的市民社会中争取更多的认同和接纳。
    
    
    高超群：需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国人的文明观和政治观是什么？儒学言说与传统政治如何剥离的？如何树立新的儒士人格规范？
    
    
    陈壁生：海外新儒家把个人成德之学变成一种理论体系，曾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思想资源。重现的大陆儒生面临着礼乐中国建设、改制立法的新任务，借以建立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中国的生活方式是残缺的，不健康的，如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普遍的教化，国家的教化，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儒家的经学资源很重要，象蒋庆先生就可以撰著解经方面的书。另外，我们这样一群人的称谓问题，儒生比其他称谓更有亲和力。
    
    
    唐文明：儒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几次民族文化问题的转换，晚清提出的是中西问题，五四则古今问题压倒中西问题，中国文化的再造，要靠儒生重现，重新提出中西问题是重现儒生的任务。儒学如何走向实践，对中国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力，主要有三点：一是注重理论，要主动设定问题，而不能停留在被动回应其他思想思潮的挑战之上；二是加强与政府和民间的联系；三是开展角度多元化的活动，深入社会的细胞。
    
    
    林桂榛：我的感想有两点。一是崇敬。《儒生文丛》具有重大的品牌价值，打出了儒生这一品牌。二是共鸣。香港回归的时候，撒切尔说过一句话：“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新思想。”所以，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中国的哲学家。当然不是哲学史家，也不是住在中国从事非中国性问题思考的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家。从哲学的角度看，儒学和自由主义并不矛盾。政治儒学要走荀子的路，礼、乐、刑、政是儒家最根本的东西。中国需要重建礼乐制度。礼乐可以满足很多宗教。宋儒离开礼乐讲心性有把儒学禅宗化的趋势。
    
    
    任锋：重现儒生当前的努力方向有三点：一是德行之学，这是根基。二是公共性，形成国家开放的公共机制，发挥凝聚、整合、铸造功能。三是实践性，要特别强调做事。
    
    
    干春松：我的问题是组织建设问题。成立新的儒家组织，或者说使重现儒生的活动具有组织化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说的不是学术团体，因为象国际儒联、孔子基金会等类型的学术团体不能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去。组织建设或活动组织化，前者而言，是自建组织，可以是NGO，是宗教。后者而言，是给现有组织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如影响政治高层，深入到学校教育、基础社会建设和工商企业界，借以实现大陆重现儒生的实践性主题的重建。
    
    
    姚中秋：儒生不仅要关心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群的关系问题，关心自身的称谓问题，更要关心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问题。这种秩序必定是儒家式的新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是农村群落，现在是城市化趋势，我们的立足点必须在城市，在城市社会如何建立儒教的社会秩序，儒教如何进入城市的基层社区，都是需要我们用行动回答的问题。儒生内部要分层次。比如，象蒋庆先生这样的大儒，是提供思想的，但社会治理现场的践行者、门徒信也很重要，相当于绅士，他们对民众，对社会组织直接产生影响力。
    
    
    陈明：儒生重现标志着儒学的被“激活”。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对儒学或儒家的新的基本定位问题。核心问题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还有就是对经典的重新定位问题，如四书是宋儒的经典定位，五经是汉儒的经典定位，我们如何对儒家经典重新定位？另外，我赞同晓光兄的乐观，现在的儒学发展势头，已经大大不可与我们倡导“中国归来”“阵地战”的时候同日而语了。
    
    
    蒋庆：《儒生文丛》的出版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百多年了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儒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我想到两件事。一个是康有为推行孔教，困难重重，主流社会不接受，但他活着时，始终不懈地努力，当他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希望似乎彻底破灭了。康的一个22岁弟子，在康去世不久，就抱着孔子的牌位跳东海自杀了，我一想到这儿，就非常……非常……难受（数度唏嘘，泣不成声），他是为殉道而死，为殉教而死，是真正的烈士。如果我们重建儒教，应该给他配享孔子的地位。另一件事就是徐复观晚年，弟子问他怎么看待自己从事儒学研究这几十年所做的事 ，他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孔子守灵。我去办阳明书院，就是有位学者曾对我私下说：“儒家在大陆已经死了。”我不服气，就去办阳明书院，以证明儒家没有死。建立组织或曰团体很重要，一直以来，儒生的活动都是弥散性的，组织化才能展现整体的存在性力量。
    
    
    会议的一个重大遗憾是，《儒生文丛》的主编任重先生没有到场，发言中，儒林大家们数次提到他的卓越贡献和精深学识，感谢、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笔者在这里传递一下会议的呼声，向任重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以上文字，由于是根据现场只言片语的记录所做的回忆性整理，年龄原因，以及会议后半段的疲劳、怠惰，导致重大遗漏、误读误解、张冠李戴都有可能发生，或者实际上已经发生。所以只能作为笔者自己的文字由个人负责，而文字当中所蕴涵的独到思想和学术创见，则是以上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各位先生的。茂新只是一个受教者。在会上所得到的，不仅是感动，是启发，是震撼，还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言说部分：
    
    
    茂新对《论语》的最早接触是从小听到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灵光乍现的警句格言。1984年到曲阜工作至今，1986年读研究生时，一天突然发现《论语》当中有两处严重的误读，写成一篇短文（后丢失）。1998年重写稿《试说<论语>的两处误读》发表。89年至91年失去自由一年有半（共585天），期间数度静心读《论语》，虽没有能有说得出来的重大发现，但颇有感觉，并有了重获自由以后开办“《论语》与当代生活”系列讲座的念头。自1986年起，时常会翻翻《论语》，但从来没有系统、深入、集中地读过。2002年评了教授之后，我开始考虑学术上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考虑退休之后可以继续下去、且能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学问是什么的问题，我所从事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研究显然不具备这两个功能。我想到了《论语》，想到了孔子，也想到了失去自由时那个开办“《论语》与当代生活”之系列讲座的设想。2004年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美学会议，写了一篇很肤浅的《论孔子的人格美学思想》的论文，之后开始集中精力、系统深入地读《论语》，我的读法是，重个人感悟，重对自身生活的启发，重个人的行动体验，参照古今中外自己所接触到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心灵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名著来读，期间，为曲阜师范大学连续五年开设全校公选课《导读》，由好友郭沂先生引荐数度参加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因地利之便数度参加“世界儒学大会”，但我很享受读书思考的过程，有些想法就临时记在所读的书上，或者写成一篇有头无尾、很不成形的无法发表和进行交流的烂尾楼式的草稿，一直很少写或曰几乎不写规范、完整的文章，所以于孔子于《论语》，一直是一个读者，学习者，而不是什么研究者或专家。读久了，零星的想法和见解积多了，我就想集中一下，搞个什么名堂把自己拾的这些贝壳放进去，才写了《我们的“新孔学文化行动”》一文，2011年“世界儒学大会”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赋“新孔学”以信仰功能的问题，这种信仰既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政治信仰，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文化信仰，是为“新孔学人文信仰”。退休前的最后一年，我决定不再给学生上课，而是把精力投放到访学和在民间传播《论语》，希望自己能够去做推广《论语》方面的“企业文化顾问”“政府文化顾问”“学校文化顾问”“社区文化顾问”甚至“家庭文化顾问”。目前在北京的活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学者自发组织的“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参与他们的读《论语》活动，十多次担任导读，另一个是本人在宋庄开办一个定期公益性的“新孔学《论语》讲堂”（每月两次）已经讲过7次。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以上，是个人读《论语》经历的大致介绍。
    
    
    下面谈谈我对儒林大家所提到问题或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行动设想。
    
    
    为了使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推广既有一个开放式的格局、又有全民范围内的共同行动，我的提法是“新孔学文化行动”。其核心是全民族性地推广和倡导“终生不离《论语》，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的生活方式。使读《论语》变成中国个人、社会及国家生活再造过程的伴随性活动。
    
    
    个人、社会及国家需要安身立命之所，也需要中国文化更有凝聚力，但政党的方式关注点在政治而不在文化，宗教具有奴役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而孔子原本就更重视与弟子共学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教主和信徒的关系，如果要建立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协会比较好。这样，逐步可以把新孔学演变成国学。把孔子生命学习的精神贯注到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把读书与做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逐步使“读同一部《论语》，修同一种汉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志。
    
    
    为了激励、引导和推动这种重新解释的“国学”的开展。学者或者公知需要发挥真正读书人的文化作用，那就是使自己先成为一个“新孔学文化行动”中人，把读《论语》当成自己的终生使命，让自己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这与硕儒大家有了自己的学术创见和思想体系之后的“解经”，与阐发个人哲学思考的个人研究专著，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就正着手做《新孔学<论语>读本》（提供给大众的读本）和《新孔学<论语>释读》（分享自己读解发现的释义）两本书。也就是说，在各位儒林大家们拿出自己的《张氏<论语>》《蒋氏<论语>《姚氏<论语>》之后，鄙人也不妨奉上一本《崔氏<论语>》。
    
    
    关于落地生根问题，画家袁文彬先生《麦当劳叔叔》一组作品，让我对美国文化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儿童的心灵文化入侵和毒害感到巨大的震惊，除建立NGO之外，我们不妨通过“中国茶饮”这一 商业运作模式，让以共读《论语》为核心的“新孔学文化行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推展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城镇。
    
    
    由于不是会议发言，就留给了自己较多的文字空间。还有很多话要说，又由于累了，就写到这里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