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系的100年
    作者：张世英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4日
    
    
    
    北大哲学系百周年的历史，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史。
    
    
    明清之际西学的第一次输入，其影响范围小，力度浅。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二次西学输入，才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起了既深且广的影响。北大哲学系是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影响下成立的，所以北大哲学系从成立之初，就具有打破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封闭意识而要求与西学相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形成了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其具体内容就是在继承中华思想文化之优点的基础上，吸取西方之所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包括北大哲学系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发展史，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那个阶段，从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到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贺麟，等等，其哲学成就，都与中西结合有深刻的联系，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家，陈独秀吸取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孤立地、封闭式地研究哲学的人都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就。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新中国成立大约两三年以后，就日益浓重地笼罩着左的教条主义的乌云，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首先是思想改造运动，以批判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一下子就阻断了会通中西以发展哲学的大道。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哲学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老教授不能登台讲课，主要做自我批判，业务方面最好的情况也只是做点翻译工作，年轻的批判年老的。如果有人多谈西方哲学的优点，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就是反动。1957年，各校恢复哲学系，师资来源于北大哲学系。但因政治运动愈来愈紧密，哲学学者们即使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点学问，那也大多打上了浓厚的政治烙印，更谈不上会通中西了，至于说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发表有独创性的哲学观点，那更是不容许的。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流行话：“搞哲学的人，只能算哲学工作者，不能做哲学家。”这句话是对那个时代中国哲学（包括北大哲学系）状况的最准确、最具体的描绘。在这种形势和思想指导下，搞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只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做注解，或者对当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做政治宣传；搞中囯哲学史的，主要是想方设法把中国传统思想纳入唯物与唯心斗争的框架；搞西方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在批判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还可以讲一点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则一概斥为帝国主义时期反动腐朽的东西而大加批判，我在那个时代，曾多年为北大哲学系开设西方哲学史课程，就是按照上面规定的这一模式来讲授的。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30余年。改革开放给前30年左的教条主义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政治枷锁，逐渐松绑，被禁锢了30年的西方哲学日益活跃，西方现当代哲学更成了热门，甚至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大讲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所掌握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东西，比我这个以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还要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过去被敌视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联系以至结合起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气象。北大哲学系如此，其它大学哲学系亦然。这是值得肯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过去30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压制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受扼杀的时代过去了。这30年来，北大哲学系以至全国哲学界在国学方面的各项重大成绩，人所共知，不需我来多费笔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呈现的新气象，亦引人注目。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所谓“文本学派”，提倡读原著，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需要学者的踏实、耐苦、深入思考、独立创新的精神和境界，比起那种不读原著、但求迎合的学风来，确有天壤之别。北大哲学系的中青年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例，其所树立的榜样，值得我们大加赞扬。
    
    
    中西结合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和优点。现在，搞中国哲学的学者，很多都通外文，其著述很少不谈西方哲学，有的人堪称精通西方哲学。原来专治西方哲学的学者，不少人都转而致力于中西结合的研究。北大哲学系成立之初注重会通中西的特点，至今似乎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只能做哲学工作者的时代已成过去，近30余年，是一个孕育哲学家的时代，一个哲学家辈出的时代即将开始。
    
    
    近30余年哲学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国学研究还不够踏实。国学热大谈己之所长，是中国崛起、中华文化复兴之必然。百年前，中华民族备受外人欺凌，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腰板硬起来了，多说说自己的过去及其优胜处，这是人情之常，不足为异。但是，把提倡国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致造成迎合邀宠，空喊国学、国学之口号，却不切实研究国学，甚至根本不读古书，缺乏起码的古典知识的虚浮之风，则是学界的悲哀。我以为，提倡国学要从熟读古书，能背诵（当然不一定要求全部）《论语》、《孟子》、《道德经》、《史记》、《古文观止》之类的东西做起，唯有背诵，才能把古人的东西经过消化过程，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提倡国学，还要提倡把中文文章写好，要写得显功底，功底就在于多读、多背。语言、文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观其文而知其人。从一个人的文章中就可以读出其素质和精神境界。
    
    
    二是西学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地道。中国人研究西方的东西，条件当然不能同西方人自己研究自己的东西相比，但首先总应从态度上力求深入、地道。有的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佶屈聱牙，表面上是中文方块字，读起来却比读外文原文还难懂。究其原因，还不止于文字表达不佳，更根本地是没有弄懂原文原著，便生吞活剥地硬搬过来，有故弄玄虚之嫌。
    
    
    三是缺乏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和巨著。国学方面，片面地热衷于传统的编纂古籍工作，其中所谓创新也大多只是注疏中的一点新见。此类工作当然很必要，很重要，但由此而不重视个人独创性的创作，则是不合适的。此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痼疾：缺乏独立自我的精神，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较之西方，来得太晚，走得太慢、太曲折，从而对西方重个体性、重主体性的思想优点采取排斥、警惕的态度。总之，封闭的意识还阻塞着我国哲学发展的道路。有的学者提倡中西平等对话，这当然很好。但这还不足以解决上述的问题。平等对话可以是各说各话，双方都自吹自擂，这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主张在平对话的基础上再加上中西互补：中西双方在对话中都注重吸收对方之所长，以补己方之所短。就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今天看来是缺点和局限性之所在，吸取西方哲学中的优点，从而在会通中西方面更上一层楼，让中国哲学以崭新的姿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作者简介：张世英，1921年5月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1952年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助教、教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德国哲学丛刊》主编，南京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张世英教授在德国古典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方面建树颇丰。主要著作：《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西方哲学史》、《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哲学导论》、《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新哲学讲演录》、《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等20余部。
    
    在201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庆典仪式上，张世英与黄枬森、、杨辛、汤一介共获“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每人奖金50万元），颁奖方给张世英老的表彰词是：“天人之际，澄明之境；精神现象，惟吾德馨。融通中西，回复本然，建构真善美一体之希望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