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新探究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序
    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6日
    
     
    
    人类的经济文化开发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乃是一项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开展研究的大课题。因为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不能不依托于自然环境，都必须以自然所提供的资源条件或生态条件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自然也因为人的存在而不能不留下其所活动的痕迹，构成了人与自然共存共在的互动性“生境”。人不仅在存在论上与自然宇宙大全的规则、功能与结构有着极为密契的对应关系，而且也在目的论上通过自己的认知、实践和劳作不断地参与自然宇宙大全的流行变化活动。人开垦士地，种植庄稼，饲养牲畜，修造房屋，铺设道路——历数几千年的人类活动——都无不以自然为不可或缺的凭藉，都必须获得自然条件的配合，然后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按照人的目的性诉求去最大化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也最大化地实现人的存在潜能与生命价值。因此，就人与自然共存共在的“生境”而言，自然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乃是一体两面之事，人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尊重自然与保护自然。而与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的物候条件或生态条件适相对应，生活世界的各种人类群体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因地而制宜的知识系统，形成了符合自然环境特征和民族生存习性的礼俗风尚景观。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就必须审慎地对待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特别重要的是，无论对自然的了解或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知识，都源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劳作或实践，都必须透过历史的淘汰过滤机制来获得持续性的积累，都必然与人类群体的存在方式产生密切的关联，都对人类的活动或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意义。
    
    地方性的知识系统尽管形式多样，但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其所涉及的内容无非两大部分：一是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的挑战所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以其为凭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自然资源，从而满足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而不断发展的需要；再即人们为了调适与自然的关系而产生的一套规约体系，以之为限制始能够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修复或再生，从而确保生存和生活着的人们获得更加长久而永恒的福祉。前者的存在乃是人人熟知的事实，似已不必赘言；后者的存在则每易遭到轻忽，大有必要反复强调。理由是自然资源非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反而往往总是短缺有限的，极有可能由蜕变而导致枯竭的。如此则知识体系与规约体系，二者必须合为一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境”，更合理地建构生活世界必不可少的秩序。而秩序则必须植根于历史文化固有的土壤，获得自动自发的认同力量的积极配合，化为有源头活水滋润的健康生命机体，才能成为生活世界恒久性的真实存在。在这一意义脉络下，也可说人的自由乃是透过限制显示出来的自由，必须在规范中十字打开的自由。主体的自由的人不仅可以创造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主动自我约束。而大量遗留至今的具有乡规民约性质的资源保护碑刻的存在，都在提示我们人类社会规范知识体系的重要，它不但保护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态系统，而且也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的方式维系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如同任何生命存在都是宇宙自然大化流行整体的一部分一样，人类也必须透过发展和完善“生境”的方式来发展和完善自身。即使是人类社会环境的特质，也不能悬隔于自然环境之外，必须做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看到蕴藏在其中的秩序同构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我个人非常乐于看到马国君博士的新著《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以广义的云贵高原为研究对象，历述自秦汉以降，不同时期的开发活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于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段尤加注意；涉及的内容则为国家与地方行政力量所施行的边疆开发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名目繁多的土地垦殖与矿业开采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恶果，外来物种的植入及其所引发的农作物结构的变化，各民族传统经营方式的嬗变及其对生态平衡格局的维护作用等等。要之，举凡一切人的观念与行为，无论直接或间接，只要牵联生态环境变迁，作者均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文本叙事范围，详述其始末原委经过。这不仅是因为清代以迄民国的史料相对较为集中，蒐（“蒐”字依今日出版规范，除古籍以外，均当改为“搜”）考分析较易着力，更重要的是入清以来各种各样的开发活动日趋频繁，由此而诱发的生态灾变亦显得较为突出。而生态灾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迄今为止仍在困扰现代人类，不能不以反思的态度分析其历史成因并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足证该书表面仅着眼于既往的历史，其实却蕴藏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态人类学知识，而且亦可供决策者置于案头参考。
    
    作者探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主要采取了历史学、民族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交叉互用的方法，同时勾稽大量实证材料以求结论的允当可靠，目的无非是还原生态环境变迁的真实历史图景，并从中寻绎出可供现代人借鉴的规律性成因。严格地说，在酿成自然灾变的天、地、人三重结构因素中，无论积极或消极，最值得反思和总结的仍是人自身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人的活动作为一种变量因素，或多或少总会作用于自然，而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进步和繁荣，就在于人总是能因应自然的变化来主动做出文化上的调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将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一切灾变，统统看成是单方面的自然演变的结果，遗忘了人在其中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放弃了本该具有的修正或调整自身行为模式的可能。但人的行为所诱发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往往要透过长时段的视域才能如实呈现，因此无论何形式的生态灾变，表面只是现实的生存困境，其实亦多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必须寻流讨源地进行总结性的反思。于是生态灾变史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史，它同时也是自然人化的变迁史。人既然能将自然人化，形成不同的“民族生境“，也就能在自然的面貌中了解真实的自己，不断开辟出生活的新乐章。而作者的叙事学文本取向，恰好能帮助读者达致此一目的。这显然也是我乐于推荐该书的一大原因，相信用心的读者都能通过作者的提示，获得更好的认知人类合理行为，同时也有益于未来发展的历史知识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除考察生态灾变的历史成因外，亦用了不少篇幅介绍在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族际制衡格局。稍加发挥，亦可说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交往发展过程中，不但形成了复杂的族际文化互补分布结构，而且也造就了多元的族际生态制衡机制。盖云贵高原生态结构本来就极为复杂多样，设若众多的族类群体均采用单一雷同的劳作和生计方式，便完全有可能引发资源利用方面的冲突性争夺与危机，所以不能不采取与之相反的生存发展路径，因应自然环境固有的多元性生态特征差异，形成丰富多样的资源利用模式或经营生产方式，如此则不仅能够实现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的互补，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维系族群往来互动方面的和谐，形成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足见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开发经营模式亦应允许差异。而单一化的开发模式总是容易引发灾变，原因就是它忽略了地理环境本身存在的差异，总是以凌驾的姿态强迫多元化的生态系统按照齐一化的方式就范于某个民族的生存需求，遗忘了与复杂万千的自然物种对应的民族生存需求也可以是多元或多样的。而要解决今天的生态灾变问题，则不但要尊重民族文化生存发展固有的选择，同时也要重新寻找和建立互补性的族际生存关系基础。我个人始终相信，着眼于区域社会的建构或人类群体的交往，若要真正取得健康合理、持续长久的文明成就，无论如何都是离不开既包含每—个体又超越每一个体的民族认同群体的有效合作的。
    
    通过长期历史过滤机制的淘汰和积淀，各兄弟民族既绵延了自己颇有个性特征的文化，也积累了大量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性知识。而探讨族群(社会)、地方性知识(技术)和自然生态系统(生境)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乃是现代人类必须时刻关注的一大学术题域。其中作为中介系统的地方性知识，一端联系着作为建构或解构者的主体的人，另一端则关涉客观的有待不断认知的自然，不能不特别小心审慎地加以分析和总结，从而予以准确可靠的解读，促使其重新获得富有生命活力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国君博士书中所举者为例，云贵高原长期存在的刀耕火种历史现象，从来都被汉文化学者视为野蛮落后的象征，代表了未开发的蒙昧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然而揆诸其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实际，与落差和重力侵蚀作用均相对较大的山地生境比照，则可说刀耕火种恰好能够有效地保护地表植被的覆盖率，避免因翻土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何况刀耕火种乃是混成耕牧经济制度的反映，并非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其所收益者除多物种的混合经济效益外，尚提供了牧蓄业所必需的饲料。可见刀耕火种作为地方性知识系统中的一环，也潜藏着合理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要素，既不能用另一文化系统的单一标准来衡量，也不能错将扭曲性的解读当成永恒的结论。
    
    概括言之，认识自然与认识人类乃是一体两面之事，二者不仅构成了人类行动的基础，同时也历史性地成为改造客观与主观两重世界的知识前提。我们当然有必要凭借知识系统丰富而深刻的洞见来改善和提升人类全部生存和生活的条件，但与之相应也必须承担起具有主体独立性的人所应担荷的伦理责任。马国君博士的新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化生态知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从中获得相应的学理与经验的收益。
    
    是为序。
    
    张新民
    
    壬辰年酷暑谨识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励道楼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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