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与《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总序
    作者：刘梦芙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4日
    
    
    
    （一）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而且未曾中断的国家，诗歌发展至先秦，已趋成熟。《诗经》与《楚辞》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结晶，也是汉以下历代诗歌及辞赋取之不绝的源泉，后人言诗，无不上溯《风》、《骚》，探其根本。在博大深闳的国学体系中，《诗》归于经部，《楚辞》及历代诗词文赋归于集部，而经史子集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一以贯之。惟诗歌除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外，兼有文辞与声律之美，为国学之英华。经汉魏六朝诗歌与乐府之嬗变后，三唐诗与两宋词达到创作的高峰，玉灿珠辉，各体俱备。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诗词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宋诗以思致骨力胜，风貌与唐诗多异；元明诗道稍衰亦不乏佳制；清代则诗词皆有中兴之称，大家名手百川汇海，蔚为伟观。晚清自鸦片战争后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列强入侵，万方多难；进入二十世纪后革命军兴，王朝崩溃，而外患内忧极为深重。诗词在沧桑易代之时顽强发展，仁人志士作雷霆之吼、血泪之呻，创作成就之重大，足可以在文学史上继往开来，高矗丰碑。
    
    
    诗词是传统文学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展现中华文化载体——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经过历代诗人文士的加工创造，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结合比兴、用典等表现手法，使意蕴深厚，风格高雅。在诗体发展方面，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有长有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五四”以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这是由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兼容并蓄、融合贯通、多元统一的特质所决定的，与二元对抗式分裂思维迥然不同。总之，传统诗词虽是精英文化，表达以文言为主，但不断吸收提炼民间俗语，并同化外来词汇（佛教语言及近代西方经汉译的语言），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新境。历代之诗皆有其特定的时代气息和风采，并与上古以来就具有的人文精神通贯始终，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先忧后乐、天下为公、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品质，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者受西方学说影响，对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片面、激烈的抨击，诗词被讥为“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要彻底扫除。于是欧化体新诗风靡一时，语言全用白话，形式上摈弃声韵格律，追求绝对自由，断绝承传关系。新中国建立后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文革”间达到高潮，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更为严厉的批判，蔑古意识充溢于学术界。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对古典诗词统统视之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截止于“五四”前的清末；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只谈语体文与新诗，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成为狭隘单调的新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旧体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旧体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
    
    
    但是包括诗词在内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鼓吹“汉字拉丁化”也以失败而告终，有真善美价值的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任何强暴的势力都无法将其摧毁，诗词文化必然会被有识之士所继承。“五四”后的民国期间，南北各大学中文院系仍在讲授诗词，提倡创作，培养出一批以诗词研究为专业的优秀人才；各地均有诗人词家结社唱酬；书局不断出版诗词，报刊亦时有发表；城乡千万个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家庭中，诗词更是蒙童必读的课本；新文学家中殊不乏“勒马回缰作旧诗”的两栖诗人。自1919年至三十年代初，近代诗坛诸耆旧纷纷凋谢，而新一代诗词家群体在悄悄地崛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引发抗战的怒吼，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更使百千位诗人词家深哀巨痛，慷慨悲歌。直到1945年驱除日寇，国土光复，前后十四五年间，大量爱国诗词的创作，持续不断地达到高峰。在三年国共内战中，诗词依然波澜壮阔，主题为指斥国民党政权的苛酷腐败，哀痛民生，渴望和平，反对分裂。而当大陆鼎革、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到十年“文革”，百花纷谢，万马齐喑，唯独毛泽东诗词得到空前广泛的宣传，家弦户诵，其显著效果是使各行各业的行政、工作人员受到革命的“诗教”，为八、九十年代离退休老干部的诗作留下楷模。同时，大批被打成“右派”和关入“牛棚”的知识分子与老干部，在默默地吟咏诗词，其中不乏揭露、抗争之作。1976年“四五”期间的天安门诗歌，敲响“四人帮”的丧钟；拨乱反正后思想解放的春风，融化了封冻诗魂的层层冰雪。八十年代初诗词开始复苏，伴随着“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诗词活动在社会上蓬勃开展：从京城到各省市，诗词社团纷纷成立，频繁举办各种研讨会、吟诵会与大赛，诸多刊物公开发行，各种现当代诗词选本、别集争相出版，内部印行的书刊更是沉沉夥颐。据有关资料统计，海内各地诗词组织已多达千余家，诗词报刊近千种，作者在百万以上，作品数量之宏富远越前代。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逐渐普及，出现各种诗词网站，作者多为中青年，意境新美的篇章凭借高科技手段传播，无远弗届，开辟出极为广阔的天地。通过以上史实之简述，足见传统诗词经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已恢复活力并继续壮大，成为当今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词历来属于文学之正宗、文化之精粹，而当今的国学研究，无论是经史诸子还是集部诗文、佛道二藏，基本上都限于古典，停留在学术圈子之内，艰深的学术论文与著作，与大众难以交流，发挥其影响力。唯独诗词这种古老高雅的文学形式，既出于知识精英之手，又为民间广大的作者群体所热爱，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美学体式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具有明显的社会效果，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关注和研究现当代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几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与其他文化教育、科学教育可以并行不悖。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传统诗词的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
    
    
    （二）
    
    
    从“庚子事变”（1900）到“文革”结束，战火弥天，风波叠起，我国处于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清除“四害”后转入改革开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繁荣。近百年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艰难曲折，中西文化从激烈碰撞到双向交流，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和思想意识都发生巨大变化，对文学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诗词也不例外。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诗人词家心忧邦国，情系苍生，以诗词反映风云多变的时局，不仅其作品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时在诗词的表现手法、语言和由此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开拓和创造。许多杰出的诗人词家，都从近代诗词汲取过丰富的营养，当代中青年作手亦颇有沾溉。废除科举制后，由新式学校培养而成的知识分子，与皇权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明显不同，他们是以文艺谋生或从事教育、科研、新闻、出版的脑力劳动者，新中国成立后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古代儒家士君子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和涵容宇宙万物的终极关怀，仍被知识分子传承，同时汲取了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个性解放等新文化理念，因而诗词创作既保持优秀的传统，又能以新题材表现时代，呈现新的意境。知识分子中的人文学者，多有学贯中西、蜚声国际的大师和专治诗词之学并兼通文史的国学名家，其诗词作品内涵宏博深沉，风格高华典雅，兼有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双重特色，在近百年诗坛矗起艺术高峰。民国以来老一辈诗人学者到二十世纪末叶纷纷凋谢，继起接力的为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其中出类拔萃者无不学养深厚，善承传统而融化新知，诗词遂能另辟奇境。概而言之，百年来以知识人士为主体创作的数量极为宏富、文质兼美的诗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添瑰宝，其重大的史料价值与崇高优美的思想艺术价值，必当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创作与理论探讨紧密结合，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历代诗话、词话和有关论著，汗牛塞屋。近百年来治诗词之学的专家学者甚多，创作之外，更有理论专著。诸家学说或专论古典诗词，或兼及近现代作家作品；或论音韵、格律，或谈创作方法与体验；或继承传统的诗话词话体例，或运用现代理论形式，吸收新意识新观念，其中多有融贯古今之大家手笔，其精博邃密的程度与古代论著相较，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因此在研究名家诗词作品的同时，必须探讨其学术理论，方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诗词家的创作思想与审美观，在此基础上构筑富有中国特色的现当代诗词理论批评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很多学者以研究古代诗词为专业，却不通格律，“述而不作”，其理论完全脱离现当代诗词的创作实际，流于空谈。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学、美学理论框架硬套中国诗词，不惜削足适履，歪曲本来面目。而我们提倡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是对传统有切实的继承，当然不排除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更是与创作实践的结合，如此方能有力地指导和促进当前的诗词创作。
    
    
    （三）
    
    
    近百年来，历经战乱与政治运动，大量诗词作品残毁失传，一部分作品仅存手稿、油印本或内部印本，分散在社会，尤其是老一辈已故名家的诗词集，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亟需抢救、保护。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古代诗歌史绵延不绝，惟独到现当代缺乏旧体诗词的纪述，只有白话新诗的文学史是不全面、不真实的，这一片巨大的空白、严重的断层，也亟待弥补。因此，全面搜集、整理二十世纪诗词和相关的学术论著，采选其中精品编辑出版，为当今及后代子孙留下足资研究和创作借鉴的文本，是为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7年，中华诗词（BVI）研究院诞生，聘请海内外诗词家兼学者多人，从事二十世纪诗词作品与相关文论的搜集、编选工作。研究院首先实施的规划为《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是一种包括诗词作品和相关文论的大型选本，古时称为“总集”，在《四库全书》中属于“集部”。总集汇录多人之诗文，合为一书，最古者为《昭明文选》及《玉台新咏》；与总集相对而言的是辑录一人诗文成为一书的“别集”。《隋书·经籍志》曰：“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创，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欲观其体势，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曰集”。古时抄录某家诗文为一书称别集，后世遂以为个人诗文专著之称。总集之功用，在于网罗放佚，使残章零什，并有所归，复能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异出；别集则可观某家著作之整体，有利于研读之全面深入。《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格于体例，所选诸家诗文，篇幅有限（每家诗词入选者最多不超过二百首，而大家名手之作多有千首以上者），不足以体现近百年诗词创作之全貌，文论的篇幅同样受限制；且编选出于众手，审美之眼光各异，或有精品反而落选者。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在《汇编》之外，编辑“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与“当代诗词家别集”两种丛书，与总集相辅以行。凡晚清、民国以来老一辈已故诗词家个人专集，择其质量上乘者编入“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而当今健在之老辈与中青年诗词集，则择优编入“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两类丛书合而观之，可见百年来诗词承传不绝之轨迹。
    
    
    上述《汇编》和两类“丛书”都是诗词文化的重大工程，力图存一代诗词创作与相关学术理论之英华，为重写现当代文学史、诗词史准备充分的材料，打下坚实的基础。尽管编委同仁兢兢业业，在广征博览的基础上力求遴选足以传世的精品，“别裁伪体亲风雅”，而眼界、水平所限，或有遗珠，或多谬采，校勘之误亦未能免，殷切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历来出版传统文化典籍和高质量的学术、文艺著作，久负盛誉。“丛书”中各家别集付梓，得到书社的大力支持，承安排编辑精心审校，在此特致衷心的谢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