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何以弘扬儒教而不是基督教？
——为儒教辩护之二
作者：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12日



    弘毅知行会自创办以来，多把儒学作为一种宗教来宣扬，而不是一种知识来传授。因为任何大的文化系统必然有宗教的维度与特质，不然，便不足以收摄人心、整合社会，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几年来，为宣扬儒教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其成效如何，亦不敢有奢望。因为高校中的职业化教育模式，其目标只在培养技术性人才，根本不适合任何宗教的传播。吾人孜孜于此，惟尽一个儒者的本分而已。所以，即使一些学生去信了基督教，吾以为比那种只纯粹学技术的人强得多，并不心存芥蒂。

    一日，一生问我：“您如何看待学生之信基督教？”
    曰：“若其信得诚，亦很好。”
    对曰：“然您如何不信基督教而信儒教？难道基督教不如儒教吗？”
    曰：“不能说基督教不好，但即使基督教比儒教好，我也不能信基督教。”
    对曰：“爲什麽？”

    当时因是面谈，吾只作了大体的答覆。下面这些文字是详述其义，以作为这个“爲什麽”的回答。

    任何宗教，无论其仪式与信仰体系如何，其意皆在求“与神的荣光和爱的一种生动真切的相遇”，即教人去恶从善，荣登圣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除非是邪教，并无优劣之比较。因此，一个人若求个人得救而去诚心信奉佛教、基督教等，就不存在好不好的评判。就基督教而言，不仅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对西方社会与政治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这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必赘述。正因为如此，有人就认为在中国宣扬基督教没有什麽不可以。但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上看问题，则未免太过简单，且亦可看出一个人是否对文化具有担当之精神。我的意思是：在中国，一个真有文化意识，进而有社会担当的人，他不会亦不应该去宣扬基督教，而应宣扬儒教。这也是吾何以即是基督教比儒教好，吾也不会去宣扬的根本原因。何以故？个中自有大义，但一般人未必能见得到。

    文化不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存在，它代表一种精神，一种传统，这就是说，一种文化并不能因为它好，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传播，要传播，得看是否具备传播此种文化的历史传统。依蒋庆先生的意思，传播或推行一种文化不但要有“天道性理合法性”，还要有“历史文化合法性”，二者缺一不可。基督教固好，但这只表明了具有了“天道性理合法性”，但要在中国传播，得看它是否有“历史文化合法性”，显然，基督教并不具备后一种合法性。这是爲什麽呢？吾人可以举一例加以说明。西餐也很好，无论就其口味与营养价值而言，于是，中国不少人喜欢吃西餐，同时，也有不少西餐馆在中国营业。但尽管如此，西餐在中国总只是个别人的爱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因为西餐不符合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说，西餐在中国总只是个别现象，不可能在中国普及。同样，中国餐馆在西方也只有个人赚钱的意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西方人的饮食。因为无论中西，几千年的饮食文化与传统具有极大的胶固性与执着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尽管基督教也是一种极其伟大的宗教，但因为它在中国没有历史传统，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信仰，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从唐代的景教算起，基督教之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何以不能成为吾人之国教呢？当然不是基督教自身不好，而是它没有文化传统的土壤之护持，进而不能普遍化。一个人固然可以去信基督教，但这永远是个人的事情，它不会成为一个民族性的事件。这样，问题就来了，你信基督教既而去宣扬基督教，但因为没有文化传统的润泽，你能影响的只是一部份人，而另一部份人则不知自己的信仰在哪里，乃至根本不信任何宗教，由此，世风日偷，江河日下乃必然者。所以，在中国，一个人去信基督教，尽管并非坏事，但这至多只有个人得救的意义，决不足以担纲大道，既而扭转世运。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真正有文化意识的人，即使他认为基督教很好，他也不会去宣扬，因为他求的不只是个人得救的问题。

    从文化之历史传统来讲，一个民族之应宣扬何种文化，并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策略问题，即不是哪个政府或个人认为哪种文化好就可以随便拿来加以宣扬推广的，因为文化之历史传统有极大的胶固性与蕴涵性。这也是爲什麽中国历史上尽管在文化上有外教之传入，但终能以本位之儒家文化润泽涵容乃至转化调适之的根本原因，本位之儒家文化依然故我，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保守或顽固所能尽的，人类文化之传承事实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有短暂的歧出，但最终必复自身之大位，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哪个政府或个人一厢情愿的事，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秋风先生尝云：“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儒家。”亦须在这个意义上方可理解。一个人对于文化必须体会到这个高度，才算是具有了文化意识。所以，文化意识是比对某种文化之价值考量更高一级的问题。这与信仰之自由或不自由完全无涉。

    何以文化意识是一个更高级的问题呢？顾亭林于《日知录》卷十三论“正始”时说得极为沉痛：
    
    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君无父，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是说魏晋一代之士人，因崇尚清谈，于是雅好老庄，而不能宏发仁义之性，阐扬礼乐之教，最后之结果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局面。此种局面不只是亡国，而是亡天下。所谓“亡天下”是指人伦廉耻丧尽，社会没有基本之价值维系与精神信仰，彻底堕退为一禽兽世界。这是比亡一家一姓之国更为严重的问题。亡国，不过是上层之易君易臣，百姓自可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安静生活，但若亡天下，则此种生活不复有，是以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吾人当然不能说老庄不好，在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之时，赖此实可退守自保、调适情性，这虽然不算坏，但卑之亦不甚高，因为这只是求个人之自救。若一世之人皆不能阐道翼教，担纲文运，既而扭转世风，反而以老庄竞相祖尚，仅求自家之自好自救，致使“教沦于下”，结果是“入于禽兽”而不自知。文脉教化不能自保而延续，国无以治，终亦亡。因此，任何时代，爱国之首要义务是承袭自家之文教与传统。对于任何国家，如果完全割裂传统，就意味着对自身国家特性与历史的放弃，这是最大的不义与卖国。龚定庵尝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此论岂不发人深思乎？！

    就自家之爱好而言，吾个人亦雅好纯粹之哲学思辩，由此而打开思想自由遨游之大门，于我乃颇为愉快惬意之事，且精神可飞越迁升之无限境界，不为世俗之繁琐杂乱所拘束也。吾于此，亦可得自乐与自救。然吾深知，此并非文化意识，只有个人之意义而无文化的、民族之意义。弘毅诸子常问我曰：“何以弘毅总是会讲那几本书？难道就不能扩展一下吗？”但弘毅几年来一直固守儒典，未越雷池半步，其意自在弘扬儒教，而非传播知识也。因为尽管弘毅诸子之专业各异，但弘道翼教人人有责，此即“弘毅”之志业也。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精神祈向高者，则皈依一宗教以求自救；其精神祈向低者，则攻一技之术业以求自娱。盲视传统而不知继往开来，甚者以思想自由相标榜，而谩骂弘扬儒教者为复古、顽固、守旧、狭隘、专制等，此皆为缺乏文化意识而无大眼目，眼光尘下则境界自限。此非有大慧觉、大担当者不能至此。由此，吾人进一步可知一个知识分子之于社会之贡献。居常以为，知识分子之贡献在知识与学术之创新，然顾亭林既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则一个人首先当尽此责，然后再谈知识与学术创新。知识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人类之物质生活或许相对落后与贫穷，但只要教化不坠，依然可过上有品位与尊严的生活。况且，知识之突飞猛进之于世界来说，最终是福乐还是灾祸尚不好说。但一旦教化失坠，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物质之充裕成为了弱肉强食的竞技场，又何益哉？所以，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没有知识与学术上的创新，但须具备起码的文化意识，在弘教传道上有所作为。王船山曰：
    
    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辩，立达于一人。其用之也隐，而搏捥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阴以为功于造化。君子自竭其才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读通鉴论》卷九《献帝》六）
    
    现在正“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时，乃需要吾人有足够的担当与器识，“独握天枢以争剥复”，而这“天枢”不在别处，乃在吾华族几千年之儒教道统也。其余之各大小宗教，皆空华外道，虽于世并非无益，但皆为“架漏过时、牵补度日”（陈同甫《答朱元晦又甲辰答书》），不足以扭转世运，扶持人心也。有识之士，若果有家国天下之心，则不可不慎且思也。
    一言以蔽之，如果一个人不只是求个人之得救，而是基于文化意识与使命担当而去信教、弘教，则在中国，他所信与所弘者，非儒教莫属。若汝果知文化之甘苦，则此为必至之证会，且欲力行践履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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