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儒生要从被动变为主动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2-11-15 08:00:00
标签:
唐文明

作者简介:唐文明,男,西元一九七〇年生,山西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著有《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彝伦攸斁——中西古今张力中的儒家思想》《极高明与道中庸:补正沃格林对中国文明的秩序哲学分析》等,主编《公共儒学》。  

 

 



儒生要从被动变为主动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儒生文丛”的出版很重要。几年前任重兄就跟我说过这个事情,看来也是酝酿了很长时间。今天他没来很遗憾。收到书后我看了一下主要的内容,感觉还是很有特点的,大概也是因为这几年儒学的复兴比较快,所以会有多个层面的展开。
    
    关于儒生重现的文化历史意义,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个叙述脉络。简单来说,首先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可以说近百年来,一直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的局面,其中一直有一种声音在发出,借用日本学者的说法,晚清以来,一直有一种“执拗的低音”,现在这个声音彼以前高了,虽然还远不到高音,但可能在接近中音。所以“执拗”还是需要的,因为环境还是很艰苦,需要这种执拗,才可能使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晚清我们跟西方接触,开始的一个思路是聚焦于中西问题,即中国怎么样,西方怎么样,中国有什么特点,西方有什么特点,中国如何学习西方,是中体西用还是怎么?这个问题的提法到了“五四”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中西问题让位给古今问题,最典型的出现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中西的差别其实不是类型的差别,而是时代的差别”的观点。而后来牟宗三先生的做法,实际上是又把古今问题转换成了中西问题,但这种转换仅仅是形式上的。他试图强调华夏文化的主体性,但他的基本观念又来自西方,所以这里的主体性只是形式的,甚或可以说是虚假的。所以我说“五四”是古今问题压倒中西问题这样一个过程的可观察的转折点。
    
    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对现代性的反思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因此我曾提出,目前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重新提出中西问题,就像当年唐宋诸儒提出儒佛问题一样。而儒生的出现正当其时。
    
    关于儒生的概念,前面很多同道都已经说过。以前有些学者使用“儒生”的说法是贬义的,或是冷嘲或是热讽。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听到“儒生”这个词会有一些别扭,但是后来慢慢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即使有人施以嘲讽的姿态,我们也应该把它正当化。为什么呢?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我们有必要区分一般信仰儒教的和专门从事儒教、儒学事业的,即准备为儒门贡献一生的。儒生用来指涉后一类是比较恰当的。所以儒生与一般的信徒不一样,而是要去传道、去讲道、甚至去殉道的,这是我对儒生的定位的大概理解。
    
    关于出版方面的具体意见,我觉得主编任重不在实在是遗憾,此前我在网上也曾和他交流过,就是“儒生文丛”怎么来定位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不要把它定位在学术研究上,或不以此为主。一个当然是因为学术研究有很多限制性因素,另外则是做儒学研究的大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我们可以利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资源去开展与儒教、儒学有关的学术工作。“儒生文丛”的定位应当侧重实践层面,实践当然并不是说跟理论没有关系,而是说以实践为侧重或核心的地位。那么在这个思路上,有几个方面应当注意。一个是对儒学如何走向实践的问题的理论探讨。这个自然还是要调动学者的工作,比如在第一辑的三本里收录了很多近几年与儒教或儒学有关的一些讨论,这很好。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点不满意的,我曾跟陈明、干春松交流过,就是我们要设置议题。从近年来的讨论看,儒家还是很被动的,很多讨论来自应对,出来一个曲阜盖教堂事件,我们反应一下,写几篇文章;出来一个国博门前立孔子像又撤走的事件,然后我们又反应一下,又写几篇文章。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姿态,被大众和其他力量牵着鼻子走。我们要从被动变为主动,就要设定议题,比如在公共领域,儒学或者儒教与公共领域的种种问题有什么关联,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之成为一个公共性的话题。当然,如果在需要设定议题的意识下产生某种讨论机构,比如说一个委员会,或许也是可能的、可行的。
    
    另外,理论方面,跟学术相关的部分我觉得应当向一些更年轻的学者倾斜,发展和发现一些更年轻的服膺儒家的学者,比如说一些博士生或刚毕业的博士。像我们这些已经在大学待了多年的学者,出版方面的资源也应该是很多的,而一些更年轻的学者或许处境会不一样。
    
    至于与具体实践领域相关的问题,我简单谈我想到的两点。一个是政府方面和民间方面的双重重视。另一个是,在儒门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不要在具体实践领域过分强调门户,应该有容纳多元的雅量,让各种可能性都可能呈现,特别是不要内部先判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