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要有忧患意识与紧迫感
温厉（孔子2000网主编，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我首先要给大家道个歉，我稍微来晚了点。“儒生文丛”我前两天拿到了，它可能是基本体现了这几年儒家复兴的一种状况。这里确实要感谢任重兄，他今天没有来，不仅仅是编这套书吧，本书中所体现的一些事件，他都是幕后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
    
    我发言主要想谈三点，第一点是儒生的名义问题。我记得前几年我们讨论干春松先生一篇文章的时候，也提到了儒生这个概念的使用问题。大家好像对此还有一点非议，觉得“儒生”是不是把儒家讲低了。儒生在明代就是指生员，县学等各级官学的生员。我们今天的用法更多地承用了汉人的讲法，张祥龙先生刚才引司马迁之语并给他作了一个精彩的界定，儒生就是知学知义之士，这非常好，让我们对它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儒生所指称的范围，应该说与传统所谓“士”是相合的，我觉得可能用“儒生”这个词更有亲和力，不像“士”，显得可望不可及。所以儒家如果以一个群体面貌出现在现世，还是用儒生更有亲和力吧。
    
    第二点讲一讲儒生的消亡与重生，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儒生重现之历史意义”。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余英时先生借用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用“丸之走盘”来形容儒家或者士这样的群体，在科举制废止之后就消失了。就是说就传统来讲，士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一些不断的变化，不断地断裂与延续这样的形态，丸终究不曾越出于盘。但是余先生他认为这可能是学界的一个共识吧，大家都认为科举制消亡了以后，士依托的制度土壤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他提到了士到知识分子、知识人的这样一个转型。余先生这样讲，所呈现的既是一个历史事实，它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断语，就是士向知识人的转换。其实，如余先生曾经指出了，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士或者儒生，无论我们用“知学知义”来界定他，还是用“志于道”来言说他，其中都有一个价值信仰在其中，他是以如此之价值信仰为依托的一个群体。“知识人”则是一个中性的词汇，虽然事实上“知识人”背后均有其价值依托，形形色色的价值依托，但两者绝对不能划等号。在今天我们儒生群体的重新出现，从历史意义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它打破了儒家伴随科举制的消亡而消亡这样一个被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的判定，同时也为大家展现了不同于“知识人”的儒生群体。虽然在座的或文丛中文章的作者，其身份也同时多是“知识人”，但不能以“知识人”概括其志业，他们是儒家价值为信仰为依托的一个群体，参与当下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三点我想讲的是儒生所应有的忧患意识或紧迫感。这里的忧患不是说今天儒生所处的环境或者说生态如何如何恶劣，其实，这二三十年来，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在社会与民间层面的复兴可以说更早，它是先行一步的。就是说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百年风风雨雨的折腾，但是他的这套核心价值理念，其实并没有变化，还是中国人的那个样子。当箍在他身上的外界强力减弱的时候，它的价值重生不可遏制，而儒生的重现，相对而言可以说是滞后的。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它体现了儒家作为一个文明体，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儒家价值即植根于广土众民之中。所以，我这里讲的儒生忧患意识与紧迫感，就是指儒生尽快地融入到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回归生活，就像传统儒生所担当的角色一样。“人能弘道”，如果说儒生的重现，使儒家从游魂无寄的状态找到其体之所托，虽然尚显羸弱。而儒生之融入社会生活，方能使儒家在现代世界最终落地生根。当然，这里确实有很多问题，前面几位先生已经讲到了，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形态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摆在儒生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比如说家庭形态变化、城市化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儒生融入生活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就讲这么几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