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复兴需要儒生树立新的人格典范
高超群（《文化纵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首先我要祝贺这套书的出版，我虽不是儒门中人，但是我很同情、支持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所以非常高兴看到这套丛书的出现。我认为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情之一，我是这样理解儒学的复兴，它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我们时代难题所做出的最具主体意识的反应。所谓时代难题，就是晓光兄刚才提到的中国人的文明观、政治观是什么，如何表述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明观和政治观，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上好的，什么样的秩序是正义的秩序，在中国人面对世界或面对自己的时候都变成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儒门在回答这个问题，执政党在想穿各种各样的外衣，自由主义也在尝试提供一些回答，但是儒学学者的回答，我觉得是最具中国人主体意识的一种反应。儒学的许多思考和回答在这套书中有比较多的体现。
    
    从形式上看，儒学的这次复兴给大家留下最深刻的影响是，它是以一种挑战者、或者反对者、边缘性的姿态出现的。刚才彭永捷教授讲现在不算是儒学在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候，但自秦汉以后儒学在中国处于现在这样的处境还是比较少见的。儒学处于这样的处境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和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挑战有密切关系的。儒学虽然跟皇权所代表的中国政治传统之间，有很大的张力，但它本身也是内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当中，因为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挑战，它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文明上对中国人造成沉重的打击，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士绅们赖以生活与生存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特权都消失了，所以儒学和儒生的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刚才梁治平教授也提到了。所以儒学和儒生在现在的这种社会结构当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挥自己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很严峻、很现实的问题。干春松教授对这个问题也有很深入的思考。
    
    因此，我觉得儒学的复兴不仅仅在思想上或是研究上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可能还更需要给儒生们在新的社会当中找到恰当的位置，或者说儒生需要为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结构做出贡献，它才有可能复兴。刚才梁治平先生也讲到，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旧有的社会结构中去，原来儒生所依的种种特权也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言说上，我觉得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将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践捆绑在一起，或者剥离开来。或者怎么样捆绑或剥离开来，这其实很严肃的重大问题，而不仅是一个策略上问题。因为在当下的讨论中，我觉得那种为了捍卫儒学，而对中国传统政治实践过多的甚至是毫无保留的进行赞美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毁损坏儒学。因为即便在传统社会当中，儒学和实践当中的这种张力其实也是很巨大的，我们应该在实践和义理之间、在常与变之间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值得思考的。在进行这个思考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中国并不是儒学理想中的社会和政治形态。
    
    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复兴需要儒生树立新的人格典范，尤其是在实践当中。在这方面，我比梁治平教授的要乐观一点，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不仅仅是儒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可能需要的只是总结。比如从梁漱溟先生到我之前研究过的卢作孚先生，他们无论是在乡土建设还是在公司管理，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人格锻造其实都有很多的实践，儒学并不只是在家庭或者乡村去发挥作用，它其实始终在面对新社会的时候，也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荣氏家族这样的企业。在儒学内部，其实本身就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实学，也就是大家讲得多的经邦治国的实学，其实可能对今天更重要的是躬行践履的实学，后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更重要。刚才梁治平教授讲到儒学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其实我认为这些困难不仅仅是儒学要面对的，就是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这种言实不符，社会巨大的变化所造成的主张和现实之间的这种脱节，可能对每一种主张来说都是存在的。
    
    但我觉得对于儒学来说这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的机会，因为儒学就是直指人心、面对个体，它能够打通个体和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通道，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也是神学家和帝王们、商业巨头束手无策的时代。我们也都知道，无论是神道设教还是强制宣传都无法收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心，而儒学家和儒生可以通过他们这种直指人心的躬行践履这样的一些行为来塑造新的人格典范，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仅仅是著述，宣传和辩论。可能我们需要见证当代大儒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处理利益问题，如何行为举止，如何处理与国家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各种法律经济问题，他们的这种行为比言论更有意义，更持久的多。因为在这样众生喧哗的时代，这种主义之争，各种论辩很难不流于形式化，虚伪化。诚心正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但是也最有力量的价值。所以我也认为通过强调实践，强调直指人心的方式，儒学可以更为有力介入当代人的生活，也可以使儒生们在当代中国的这种结构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宋明以后的儒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赢得民众的。
    
    想要通过政治神学的论述，描绘政治理想的作法，获得成功，需要时代、命运的机会，需要历史的积累，除了个人的努力，更多地需要依靠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得君行道的作法，可能已经不太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行得通。
    
    正是因此，我很高兴见到这套“儒生文丛”的出版，因为这套以儒生而不是儒学冠名的书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非常值得期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