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首先，祝贺“儒生文丛”出版。
    
    我注意到这套丛书的名称，儒生，这个名称富有深意。为什么这么讲？今天，儒学、儒家，甚至儒教，这些概念常听人讲，但是儒生这个概念人们讲得很少。为什么讲得少？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儒生这样一个社会人群，或者叫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最近一百年已经从中国社会里消失了。历史上，儒生是这个社会的知识阶层，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之一，它的存在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它的存亡就成了一个，至少对中国人来说，天大的历史文化事件。也是因为如此，一群可以称之为“儒生”的人重新出现在这个社会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一件非常值得关注的有意义的事情。
    
    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先要了解中国社会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空前的、整体性的文明危机。所谓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一整套认识、解释世界的方法和应对世界的经验，而在近代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那套过去屡试不爽的方法无效了，一个曾经是完整的经验破碎了。这种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人自己对包括儒学基本价值在内的传统知识和信仰的彻底否弃，因为有这种否弃，过去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部分的儒学、儒教、儒生，还有儒家基本价值本身，必然受到重创，甚至是灭顶之灾。但是最近三十年，我们看到，一些体认、承担、践行儒家文化价值的人慢慢地出现了。他们开始时是零星的、分散的，后来慢慢走到一起，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这种表达和声音逐渐多起来，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书，就可以被看成一系列相关事件中的一个。
    
    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儒生，不但人数少，力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但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却有一种象征意义。可以说，儒生的再现，代表了一个文明的自我反省，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而所谓文化自觉，核心是文化认同问题。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人的文化、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那套认识和对待世界的方法，今天还有没有意义？中国人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并不是只有儒生面对这样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回答了这些问题，但从儒生的立场看，说它们回答了这些问题，不如说取消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里，儒家、儒学、儒教，甚至整个旧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都是没有正当性的。其实，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受这类意识形态的支配。
    
    今天一般知识人谈到儒家，或者主要受儒家支配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他们想到的，差不多都是负面的东西。折中的说法是，儒家传统中糟粕多于精华，今人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积极一点，是主张发掘儒家传统中可以和当今“主流价值”或说“普适价值”相结合的东西。用这类标准衡量，儒家传统即使不是病态的、邪恶的，至少是残缺不全的，不具有自主意味，更不是完整的和自足的。儒生的立场与此不同。儒生之为儒生，就是因为她们对儒家、儒学、儒教及其所护持的价值有坚定的信念，对儒家传统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力保有信心，他们的文化自觉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这就是儒生重现的历史意义。
    
    儒生这个群体在今天出现，无疑有很多机缘。退回到30年前，更不用说50年前，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要明白，儒生的重现，并不是过去已有事物的简单再现，毋宁说，这是一种再造。就像儒教重建、儒学复兴一样，儒生也需要再造。这样说的意思是，历史上的儒生，虽然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问题，但是除了晚清时期，基本上还是在一个稳定的传统里面活动。今天的儒生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与过去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更难，而且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用。大体上说，今天儒生必须面对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立场方面的。儒生以承担和践行儒家价值为己任，因此，无论其内部有怎样的分歧，它保守和传承儒家基本价值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常态。事实上，中国社会比较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言、行为、思想、观念、服饰、风尚、社会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在这样一个时代和世界，开放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儒家传统中从来不缺乏变易的观念、实践和智慧。比如易，比如时，还有权，甚至义，这些主要概念都和改变、变易有关，也都和开放有关。就这一点来说，保守和开放，这两种立场在儒家传统中都具有正当性。问题只是这二者之间如何平衡。清末的时候张之洞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简单说就是“中体西用”，这是一种立场。李泽厚先生主张“西体中用”，这是另一种立场。今天的儒生，保守什么，如何保守，特别是，如何在开放、改变的过程中守护某些基本价值，变而不失自我，这些首先是立场问题。采取的立场不同，遇到的问题就不同，儒家、儒教和儒生的命运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所以，立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个挑战关乎理论。过去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还是一套普遍性的理论，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是普遍性的。但是到了清末，西学东渐，它变成了一种特殊主义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都来自于西方。从那以后，要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合理性，往往取一种特殊主义的路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特殊主义的论述有其价值，但在面对普遍主义的时候，特殊主义的应对并不总是有效的。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两大最有影响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都是以普遍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因此，要在现代中国重建儒学，复兴儒教，儒生就需要提出一套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学说和理论。我最近在读秋风讨论华夏治理秩序的两部大书，《天下》和《封建》，觉得蛮有意思。我在那里看到一种普遍主义的解说。就是说，华夏治理秩序的经验和理论既是中国的，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这个思路和尝试非常重要。
    
    秋风：我插一句，其实我的这部《华夏治理秩序史》最初就没有“华夏”这两个字，就叫《治理秩序史》。它就是普遍的，而不是中国的。它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它的意义不仅限于中国。
    
    梁治平：就像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美国和欧洲，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不同形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所以可以比较和对话。 文明的治理秩序也是如此。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中国经验，也是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总之，回应普遍主义的挑战，是当代儒生面对的一个理论上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简单说是实践上的。一般都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或者儒教社会，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简单，但也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传统社会，儒家的道统是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儒家讲求的政道，代表着统治的正当性。而在另一方面，儒家基本价值植根于家庭、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普遍的社会规范。但是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60年来统治中国的，是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溯的共产党，过去，这个党对儒家传统采取敌视态度，现在开始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儒生应当如何应对？今天的儒生要为未来中国设计制度架构，这件事本身就极为艰难。在类似今天这样的背景下，儒生是否涉入政治，如何涉入，涉入多深，这些都是问题，是过去所没有的新问题。

    至于儒生与社会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很清楚，实际上也有很大问题。儒生要修身、齐家，自然要从个人和社会入手。过去如此，如今尤甚。但问题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家”，家的结构和形态，家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经过这一百年的政治改造和社会-经济变迁，跟古人讲的已经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有家庭的法权化、原子化，另一方面是家庭的空巢化，尤其在农村，与“三农”问题相伴，家庭大量破产。家庭如此，儒教何处安身？历史上，儒学的社会学基础除了家庭，还有教化和教育。教化依赖于士绅和尊长，教育更是儒家的长项。但是今天，士绅阶层不存，尊长权威不再。民众虽然还重视教育，但教育是被国家垄断和支配的。这时候，儒生要让儒家价值重新在社会里面生根，并且依托社会健康成长，恐怕就需要根据今天的社会情态，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法，做一番艰苦的努力。
    
    总之，在实践的层面上，如何看待儒教与政权的关联性，如何处理政道和治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用力，培植适宜于儒家价值生长的社会土壤，如何在一个价值日益多元的社会里找到儒家的位置，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思考和厘清、在实践上展开和总结的问题。说到底，儒生是一个实践的群体，它不但要想和说，还要去做。今天的和未来的儒生，只有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才可能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