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之德行、公共性和实践性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编者按：“儒生文丛”由蒋庆、陈明、康晓光、余樟法、秋风任学术委员，蒋庆撰总序，汇集了中国大陆儒家近年来的思想探索及社会活动成果，乃当代儒家新锐对中国及人类命运的深入探讨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丛”第一辑三册（书目为《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儒学复兴——继绝与再生》，《儒家回归——建言与声辩》）出版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孔子2563年暨西历2012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蓟门桥主办“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暨‘儒生文丛’出版座谈会”，蒋庆、张祥龙、梁治平、陈明、康晓光、秋风、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温厉、任锋、林桂榛、陈壁生等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发言记录经讲者订正，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首先是表达敬意吧，向推动丛书出版的众多朋友、道友付出的辛苦致敬！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最近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比如弘道基金、弘道书院的成立等等事件。它们都属于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最近二十年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复兴。我想这是一个贞下起元的过程，整个过程将会很长远。所谓胜残去杀者百年也，我们刚刚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今天在座的朋友以及没来的任重兄都是这个开端的先行者，所以说我首先要致敬。 

    我主要讲三点意思：儒学首先是一个德性之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一下它的公共性。第三点讲一下它的实践性。时间有限，我就强调这三点。 
    
    首先是德性之学，或者说德行之学。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圣之学，而是一个在个人身体力行中落实的修身之学，然后放之于整体的共同体中成就为一种经世事功之学。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与儒生这个丛书主题有关，也与我们遭遇的文明败坏有关。
    
    今天这个社会，特别是我们见证的公共领域，如果打个比方，它有点微博化了。就是说各种信息、知识、思想蜂拥而至，以一种混战式的、带点娱乐化的形态呈现出来。人们在微博上争吵攻击，逞口舌之快。整个社会流行看客心态，闹哄哄唱罢曲离散。而现实中各种败德违道的现象屡屡挑战人们的伦理底线，大家似乎又很无力。人们似乎很难很好地交流，很难形成文明的共识，较少见到躬行实践的志士，更缺乏可以景从的权威或典范。政界、商界和知识界，莫不如此。但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重建或者说共同体重建，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从我们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经验来看，儒家所提供的智慧恰恰是：从德性做起，以德行为根本，修身立己，然后逐渐扩展、演化，改进风俗、重铸礼乐，最后汇聚成政治社会变革。它的起点、它的根基在于德性德行。我想在这背后是中华文明关乎天人之际的一些真机愿力，归总离不开一个能近取譬的实践践履，最后形成一种气象和人格的典范。从夫子温良恭俭让开始就是如此，所至之邦多喜闻其言。乃至于传统中相当基层的乡先生，维系一方风教。这种德行机制是文明社会的根基，滋润着整个人群机体。当下世界问题重重，大家却往往乐于斗智辨理，拉帮结派。儒生、儒者、士君子，这种强调德行践履的公共角色无疑是急切需要的。在今后中国公共领域的言论与实践空间中，我们应该继承儒家传统的优良禀性与智慧，以一种温良、中道、宏毅的精神去对治当下中国的暴戾、偏狭和浮躁。公共治理的智慧与技艺就是在这种德行精神中逐渐生长的，此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也。我想这既是作为一个儒者的自勉和警醒，也是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社会化和政治化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一点正是当前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最为缺乏的。
    
    我现在因为一些特殊机缘，在北航和姚教授参与推动了一个通识教育的实验。内容之一就是所有大一文科生必修《论语》。我上课的时候，向同学们建议练习一个礼仪，就是向夫子像行礼。我并不强迫每个人都参加。但是基本上，一个班从一开始就能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自愿参与其中。我想经过这样一个学期，大部分同学都能够有机会行礼。这里面蕴涵了一种对德性之学（践履）的期待和重视。我想对九零后或者是对未来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群来说，让他体验敬畏、体会尊重、品味到德行信念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能是比知识、比理性、比思辨更为重要的东西，一种或许为将来创造一种更好的公共氛围、公共理则的实验和探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儒家的公共性。其实我们儒家的传统，在之前的故国文明中，虽然以一家面貌出现，实际上却是承载了我们这个传统、这个共同体的公共机制，发挥核心的公共机能。扼要来说，儒者有开放的心胸来消化吸收其他的学问、知识和思想，无论这些是佛老，还是法家墨家诸子百家。从知识上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它提供了对于各种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以及职业群体的一种凝聚、整合、铸造的机制，这个机制也贯穿到地域、族群、信仰等等不同的层面。正是由此，才有“为生民请命”的宏愿，才能不断实现“旧邦”与“新命”的结合转换。无论汉儒、宋儒，还是明清儒者，都为这个公共性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儒家在现代被意识形态化，或者被宗教化，这或许是现代转换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然而，自其真机愿力来说，大儒者应当再次弘扬儒家的公共品性，避免只是接受意识形态化或宗教式的处理。它必定还能在人心和公共治理机制上再度承载起凝聚共同体的重任，也就是再度完成“旧邦”与“新命”在现代中国的转换结合。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应当是在儒家为本的传统基础上中道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经验，尤其是后者的现代转型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断重申儒家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会通，提倡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宪制会话。宪制构造的现代奠定仍然是一个未决之解。从儒家来说，现代中国的立国本就是吾儒事业的新命，继三代理想、汉宋立国之后的又一次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应当重视我所谓“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从自由主义来说，应当认识到儒家关于宪政传统的丰富智慧，在此基础上接通西来视野，予以落实提升。当下的儒家宪政主义能够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提供深远的动力激励机制，为政治转型提供德行、智慧和技艺的保障。
    
    要实现这个使命，儒家要将道统理念落实为现代中国的公共信仰，为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论述提供一个更为宏阔广远的框架背景，凝聚现代国人的公是公非。儒家的自由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儒家的宗教信徒能够共享这一公共信仰（“大经大法”）。此外，在学统上一方面重建经世之学、义理、辞章之学的规模，另一方面积极融会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学科知识，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等，促成其本土化，为中国转型提供更为贴合的解释与实践谋划。
    
    第三点就是儒家的实践性。历史上儒家之所以生机不断，在于道学代续，更在于知行合一。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刚才文明兄所讲的一定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不仅是发声，不仅是主动的发声，而且是要做事，就是曾文正公一样的做事之人。这一点要比知识、理性、信念更难，真正考验我们的信念愿力与智慧谋略。比如最近我们设计一个社学社约的实验，想在城市社区推动文化建设基础上的社会自治。就需要各个层面上的人才，与地方官员、商人、普通百姓打交道。你的理念和道学如何能真正发挥影响力，最后带动社会社团的良性运作。这方面单纯的学院心智或者理想的儒生信仰都不足以支撑。推而广之，还是如《大学》所言，修齐治平，这是一套实践的技艺，包括制度、谋略以及道学，都是儒者德行之义。今天的政治文化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当思考如何真正地内在于民情民风，予以改进提升，发现问题，发现解决之道。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应当促成一种儒家公民的公共品质或公共人格。做到道器兼修，不仅在各自的职业社会领域成器成才，也能够发展出优良的公共素养，和而不流，争以射礼。这是对于士君子传统的光大和转换。儒者、儒生，应为此表率。
    
    总而言之，德行之学、公共性和实践性，是值此儒生再现之际我想表达的三点意思。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为中国为天下恪尽我们的天职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