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宗教与中国性
——为儒教辩护之三
作者：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1月23日



    拙文《吾何以弘扬儒教而不是基督教》在相关网站刊出以后，得到了相关友人的正面回应或反面质疑。正面回应的不必再说，但反面质疑的却有必要申论，以正是非淆乱也。中山大学姚季冬博士（曾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学生）特地寄长函一通，以示对拙文所说之忧虑与担心。他说：
    
    “本来，一个人的信仰是无须他人多加评论的，而学生本人亦持儒家立场，愿意将儒学的光辉照耀于他人。一切都只是因为学生见信儒学是面对未来的唯一出路，是国人重新凝聚的唯一方法。但是在采取何种方式宣扬儒学这一点上，学生是在不敢同意儒教一说。
    
    然而更加明显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儒教这种用法很少会单独出现，常常是在三教并举的语境中使用。而儒学、儒家这种用法却是常态。所以，从历史形成的语言习惯来说，我们并不愿意使用儒教一词。”
    
    其实，与姚博士持相同观点的人在当今之儒学界为数不少，而正是为数不少的这类人，使得——儒学研究似乎很热了，但儒学之精神与教化却始终没有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之主流价值取向——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承认儒学是一种思想与学说，而不是宗教。然而，若果真如此来理解儒学，则永远都不会知晓儒家之真正精神与价值，而儒学亦没有一定要复兴的必要。这也是爲什麽一定要强调儒学是宗教的根本原因。
    
    儒学自有其思想上的精义，但儒学之所以为儒学而自立于世界，并不是因为其思想上的精义，而是其一脉相传的道统。何也？这里必须思想上的精义与道统之不同，但一般人常混而一之而不知其异。儒学有其固有的经典文献，如“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文献形成了儒学思想上的精义。但须知，这些精义不必即是道统。这当如何理解？兹以孟子之“性善论”为例加以说明。吾人知道，孟子力主“性善论”，其基本辩说集中在《孟子·告子上》这篇经典文献中，且“性善论”成为了后来儒学之正宗。但这是不是就是儒学之所以为儒学的根本呢？非也。因为在西方，也有不少人信奉性善论。例如柏拉图，他以为“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理念统摄了整个理念世界，而现象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则在他的心中，人性应该是善的。如果他读到了孟子的“性善论”，不但不会反对，还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就是说，“性善论”并没有标识出儒学之所以为儒学之殊异性，且“性善论”亦不必如《告子上》那样来论证述说。这个例子的意图在说明：如果只把儒学看成一种思想或学说，则儒学便不能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与民族信仰，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文化中读到相同或类似的思想，且可能其论说比儒学经典文献更好。这样，在当今世界，吾人也不必一定要复兴儒学，因为引进别的思想或学说同样可以满足国人的那种思想需求。
    
    儒学之所以为儒学，进一步，由儒学所标识出来的“中国性”，其实并不在其思想，而是在其道统。吾人知道，中国有悠久的道统，从尧、舜、禹、文王、周公，直至孔子、孟子，乃至最后的程、朱、陆、王等诸大儒。这个悠长的道统并不是一种思想学说的存在样态，而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活、礼俗、习惯、风情等存在样态。正是这样的道统，使得儒学之所以为儒学，进而标识出了其殊异独别的“中国性”，而成爲了中国人的民族信仰与宗教。这些世代相传的生活、礼俗、习惯、风情等在别的文化是没有的，且使那些遵守与执持这些生活、礼俗、习惯、风情的人成为了“中国人”。前一段时间，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先生参访大陆，感叹“大陆的中国文化不及台湾多”，即是慨叹现在的大陆人在生活、礼俗、习惯、风情等方面已经远离了道统（当然，现在的台湾人也远离了，只是较大陆人稍好），进而丧失了“中国性”。他的言下之意无非是：你大陆整日嚷嚷着代表中国，但你的中国性在哪里呢？还不如台湾多，到底谁是中国？所以，决不可把道统只是理解为一种思想，好像吾人传道统只要去读“四书五经”或诸大儒之著作即可。传道统固然要读这些经典文献，但你读了经典文献未必就算传了道统，你一定要在礼俗与习惯中过真实的生活，方算是传了道统。正因为道统是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文字形态的思想与学术，《中庸》才引孔子之言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如果只把道统视为思想学术，则一定把庸常之愚夫愚妇排斥在道统之外，因愚夫愚妇未必有如此之学力读这些经典文献。但若道统就是一种生活，则愚夫愚妇自然可知，亦可行；然而要全尽其道，亦不易，故圣人有所不知与不能也。这样，就要求吾人在生活中不断地尽道与修行，故云“道不远人”。总之，惟有道统才标识了儒学之为儒学，进而标识了中国之为中国。而这种道统，就决不是一种思想形态，而是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宗教。而儒学要复兴，惟有复兴了这种生活与宗教（当然，可依据时势作适时的调适），才算是真正的复兴。而这，只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才有可能。因为道统之悠久历史使得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深深地根植了此种基因，因此，虽然道统在历史上可能有沉寂与曲折，但其自身的坚韧性与胶固性，使得道统的复兴不但可能，而且必须。如果不去复兴，就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民族与国家之主体性亦随之消亡，这对于一种文化与宗教来说，是大恶。要承继民族的历史与国家之主体性，就没有什麽选择与自由之可言，只能弘扬道统形态的儒学，因为它是一个民族的宗教。如果只是把儒学当成一种思想，则要弘扬它，就可以有很多选择。如，你要弘扬“性善论”，就不一定非得去选讲《孟子》一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亦可通此理。黑格尔当年即以思想学术来看待孔子之教，所以他说孔子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这些思想在西塞罗的《义务论》中到处都是，且不及其深刻。若孔子之教只是一种思想，则黑格尔之所说或甚是，但孔子不只是要传播思想，而是要开宗立教，确立一个民族之文化基线与生活典范，这是不能拿思想之是否深刻来妄加评判的。职是之故，儒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立与国家的主体问题，若把儒学下降到思想学术的层次，则此问题淹没而不显，最终使儒学成为了可有可无，而复兴儒学亦不过是“涉海凿河”之空谈。
    
    居常以为，视儒学之为思想与视儒学之为宗教，似乎关系不大，但“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程伊川语）。大凡视儒学之为思想者，无论其把这种思想之价值阐述得如何的高远，一概把儒学讲成了知识，而不是一种生活实践。所有的知识，无论其高下，皆应平列在一个平面下，供人自由选择。故凡昌言儒学为思想者，亦力主思想自由，儒学只是其中的选项之一。既是选项之一，那就可选，亦可不选，反正都是个人的事，外人不容干预。这就如一个自由市场，千品争奇，万物竟奢，孰能贞定而一之。正因为如此，吾一再强调，儒学之复兴，不能指望大学里的儒学教师与课堂宣讲，因为这里只是思想的竞技场，人人得其一焉而自好，且煞有介事，固然可以成就儒学教授，但绝不能成就践行的儒者。亦因是之故，吾在《乔木与世臣——论何谓国学复兴？》一文中才说：“如果不能把儒学之基本理念与价值期待体之于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态度、行为风尚或价值评判，哪怕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读经乃至研究儒学，而且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也不能算是国学复兴。”这是视儒学为思想后之必然结果。
    
    如果视儒学为宗教，则儒学决不会只成为知识，而是一种生活的践行，在践行中感染与濡化对方，此即为传道。孔子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是说，不要以为孔子没有说什麽了，就以为他有所隐瞒而不欲教，其实，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教。因为教不在别处，就在生活中。故宋儒吕与叔尝曰：“古者宪老而不乞言，宪者，仪刑其徳而已，无所事于问也。”（《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二）仪刑其徳而无所事于问，就是以德行之模范而不是以语言之传授施教。这是中国传统中“无言之教”的根本义，此为儒、道、释三家所心照不宣者。吾人惟有在宗教的层次才能理解“无言之教”，若在思想学术的层次，“无言之教”是不可理解的。所谓“无言之教”就是在生活的濡化与感通中默识，即《易传·系辞上》所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就是说，对儒学若真有所感通与默识，亦必在践行中。职是之故，教者在践行中教，学者亦在践行中学。在在皆在践行中，此非宗教而谁何？惟有在这里，儒学才能真正被落实与实行。外此，皆落空而不实者也。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因“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宣传，国人肤浅地理解了自由与宗教，打落一切的神圣与传统，而归之于思想自由之竞技场。但须知，思想自由固好，但一个民族之宗教与传统不能由思想自由来评判。这里有一种宿命，即一个人生于何种宗教与传统中，是不能任由人选择的，也不能随便改变宗教与传统。这意味着，当一个人生于某一宗教与传统中时，他不能改变更不能废弃之，而只能承继既而调适这一宗教与传统。不然，民族维系松散，国家精神解钮，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之景象，外表看似热闹非凡，内在则是乱像丛生。这正是当代社会的写照。切就中国而言，现代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其原因虽多端，然儒教没有复兴乃其荦荦大者。饱学之士，虽经纶满腹，然其惟视儒学为思想学术而非宗教，使儒学不能尽其担当社会之纲维，仅为士人空谈学问之戏说。岂不悲哉？！岂不惜哉？！
    
    《庄子·天道》有一则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轮扁之讥讽齐桓公，即在其徒以思想文字观圣人，而不能体之于身，于生活中尽其教，以为得其思想，凭自家之发越经营，即可入圣道。然不能切身于圣人之经式义度，或入贼道尚不自知，则文字思想非糟粕而何？吾人于此当善会也。
    
    吾之为儒教辩护，亦多矣。然其中之所说，不惟牵涉学理问题，更须有存在的证会。证会不到，亦是空说。吾雅不欲言也。庄子曰：“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是或得之矣。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