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骑踏破宋人坟，可怜汴州繁梦碎
    作者：吴钩
    原载：《华商报》2012-11-24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兵围困宋都汴梁。在围城的过程中，这群虎狼之师干出了一件突破文明社会底线、甚至连战争伦理都违背了的恶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敌之围城也，京城外坟垄发掘略遍，出尸取椁为马槽，城内疫死者几半。”《三朝北盟会编》也有类似的记录：“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两则史料都是说，金兵将汴梁城外的宋人墓冢都挖开来，取出棺木作为马槽，抛尸于荒野，导致瘟疫爆发，汴梁城的军民病死了50%。宋军败于金兵，汴梁破城，北宋灭亡，也跟这场大疫病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金人攻陷宋朝的国土后，立降金的刘豫为皇帝，建立傀儡政权“大齐”。这个刘豫，是个骄奢淫欲的人渣，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间膏脂，打起了掘坟盗墓的主意，特别设立一个盗墓机构——“淘沙官”。《宋史·刘豫传》说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两京冢墓发掘殆尽”，连北宋诸帝的陵寝也被他盗挖、焚毁。江湖宵小的盗墓故事我们听得多了，“一国之君”（虽然是一名僭主，毕竟也打着“大齐皇帝”的名号）居然也干起掘坟淘金的行径，这是何等的荒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挖人祖坟，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也是对他人的最恶毒的侮辱。中国人讲“死者为大”，一个人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只要去世了，就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这是社会文明与人伦道德的表现。如果以纯经济理性来考虑，死者是不需要尊严的，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而且白白浪费了活人的许多资源，比如土地。只有文明、具有伦理自觉的社会，才会尊重死者。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视葬礼、祭礼，法律和道德都不容忍毁人祖坟的行为。这里有受儒家价值熏陶的因素。以儒立国的宋代，更是一个十分顾念逝者尊严的时代。我们来看《宋史·儒林列传》记述的一件事：
    
    庆历新政期间，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因为支持范仲淹新政，上书抨击反对新政的前宰相夏竦，两人因此结怨。后来石介去世，有个叫做孔直温的人谋反事败，官府在抄家时发现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于是夏竦欲借此机会报复石家，他暗示宋仁宗：石介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叛国投靠契丹去了。仁宗决定派遣中使前往“发棺验之”。这时候，提点京东刑狱（高级法官）吕居简站出来，坚决反对掘坟开棺，他说：如果石介确实已经死去，那么“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最后仁宗不得不妥协，没有派人开棺，只是传唤石介的亲族门生及当时主持丧事的人进行询问，数百人都证明石介已死。这个故事说明，在宋人看来，“国家无故剖人冢墓”是严重侵犯伦理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能不顾忌“何以示后世”的伦理压力，不敢“剖人冢墓”。
    
    宋代对逝者尊严的尊重，更表现在“漏泽园”制度的设立上。漏泽园为国家设置的公益性公墓，用以安葬客死他乡或因贫穷而死无所葬之人。漏泽园先是设于京师，宋真宗年间，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建炎南渡之后，宋高宗也下诏要求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整个南宋时期，各地普遍设立了漏泽园。
    
    漏泽园之设，在宋代逐渐形成一套非常人性化的制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兰羞”（佳肴）祭祀，这些下葬随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办；还有，“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专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漏泽园是宋代才有的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它使许多生前穷困的宋朝人民不致在死后丧失了人的尊严。
    
    令后人忍不住感叹的是，宋代君主的德政，却未能给赵宋王室积下福报。金人南侵时，北宋诸帝陵寝被刘豫发掘；南宋被元军灭掉之后，会稽的南宋诸陵又被一个叫做“杨辇真珈”的番僧所毁。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的记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八月，杨辇真珈驱使“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载取宝货”；十一月十一日，又“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手段之罪恶，令人发指。而且，在元廷的放纵下，“江南掘坟（之风）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元朝统治之野蛮，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度，不仅要看活着的人是否自由、幸福，也要看逝去的人在地下是否安宁，是否被活着的人所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