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笑非先生《汉学读本》序
    作者：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2月18日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大伙儿面前应有尽有，大伙儿面前一无所有；大伙儿正在直登天堂；大伙儿正在直落地狱。”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段话一个半世纪之后读来依旧让我们有身临其境、心有戚戚的感慨。这本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写照，映射的却有我们当下的影子；这分明是英国伦敦与法国巴黎的时代素描，隐约间却可看见今日中国的模样。
    
    历经三朝150多年前赴后继的救亡图存努力，各种主义在中国走马灯似地不断被引进试验，为什么还会走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近代中国的起点了吗？就在《双城记》出版的1859年，中国却经历着起自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来自国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外交困的满清政府一面残酷无情地镇压国内起义，一面却卑躬屈膝地向侵略者求和。巨大失败的刺激让清廷走上了洋务运动的自改革之路，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变迁，其历史影响延续至今。
    
    表面上看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外部，即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和军事侵略，似乎只要中国具备了强大的抵抗外侮的实力，一切就都可以恢复原状了。照此理解，中国的应变之策与努力方向就是最大可能地获得力量，所以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药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分析模式大体上便属于此类历史认知。但外因终究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关键。中医里有内伤外感之说，即外邪之所以能入侵成病实乃内部正气虚损、免疫力低下所致。故要治愈此病先须内扶正气，正气足自然外邪消，恢复健康。治一人之病当如此，治一国之病亦当如此。
    
    那么中国的内伤病根到底在哪里呢？欲探究此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溯及1840年，而是要上溯到1644年。这一年崇祯帝煤山殉国，吴三桂引狼入室，满清遂窃据中原。亡国后的明朝士大夫们在思考，大明亡国亡在何处？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明末政治上的党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学术上的败坏。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自然无足道哉，最可痛恨的便是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只知袖手谈心性，百无一用是书生。“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李恕谷先生语）于是阳明末学那套明心见性的空谈渐被抛弃，夏峰、二曲、梨洲、亭林、习斋诸先生都开始专讲经世致用之学，此为鼎革之际学术上之一大转变。
    
    但随着满清统治的逐渐稳定，这种儒学（包括经学、史学、理学）内部的自我更新趋势却没能继续下去。作为一个外来的异族政权，满清以剃发易服灭汉人之威，以学宫卧碑钳汉人之口，以柳条锁边禁汉人之足，以文字兴狱慑汉人之胆，以四库编书困汉人之志，以八股取士买汉人之心。于是在重重高压之下明末刚刚苏醒的经世致用之儒学到清代一下子又变成了死一般沉寂的咬文嚼字之儒学，这也就是清代的训诂、考据之学。其学自称汉学，却全无汉学通经致用的恢弘气度，不过是以故纸堆作为逃避之所罢了。亭林先生“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之训也渐渐被乾嘉学者的“劳神于文、藏己有术”所取代。
    
    清代朴学本以训经、释经始，却以疑经、反经终。前有阎若璩、姚际恒等人开其端，考订古文尚书之真伪，其流风所及以至于遍疑群经，就连学主今文的康有为都要借用此法来写作《新学伪经考》。虽然后来钱穆先生有《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书专门反驳康有为的伪经说，今人张岩先生有《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推翻阎若璩的所谓定案，但阎康等人的疑经辨伪在当时却极大地破坏和撼动了儒学经典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民国伊始就废除了读经与祀孔，到新文化运动干脆喊出了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经学的解构向史学的蔓延便产生了顾颉刚等人的疑古学派，而胡适的整理国故更是将中国的传统经典一概视为等待检验的死物。对儒学经典的推翻和对三代历史的质疑，不啻挖了中国传统的祖坟、刨了华夏文化的灵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彻底走上以夷变夏之路诚有以哉。
    
    终清一代，儒学内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汉宋学、今古学的无味争辩之中，徒然内耗、自我解构，道咸之后更是走入穷途末路。此时恰又遇到洋夷入侵、西学东渐，面对着国难日急的局面，儒林士大夫虽然经世致用之志复切，然内部的学术空虚早已不足以支撑其应付此疾风骤雨般的外部冲荡。最终学术畸形造成的结果就是政治无力，对于扑面而来的强势西学，支离破碎、奄奄一息的儒学早已丧失了融会贯通的消化吸收能力。于是在体内正气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迫不得已走上了以夷攘夷的歧途。
    
    所谓以夷攘夷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虽可以一时帮助我们击退外夷，但其代价却是自身的夷狄化。外部的夷狄内部化，有形的夷狄无形化，果真如此则我们虽胜尤败。阳明曾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如理，攘外部之夷易、攘内部之夷难。夷狄之道的然而日章，文武之道暗然而日亡。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逐渐丢失自我之文明主体性并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只可惜西方的真理也并不真，假冒伪劣的歪理邪说倒是被我们引进了不少。从清末的君主立宪（学日德）到民初的议会内阁（学法国），从国民党的权威主义（学纳粹德国）到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学共产苏俄），虽花样翻新却都未能给中国人确立民极。国朝前三十年之社会主义与后三十年之市场经济的断裂，亦尚未得到实践上的有效协调和圆融贯通。也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会再次面临狄更斯的彷徨跟矛盾。
    
    今日之中国，抬眼灯红酒绿，俯首遍地腥臊，小民任人鱼肉，大款率兽食人。这已经不仅仅是夷狄化的问题了，而且更面临着禽兽化的危险。其实不惟中国，这也是整个人类的存在危机。对此我们儒家能做些什么？笑非先生在书中有言：“当此礼乐为齑粉时，儒生念周公之心，而坚信王道永存。思夫子之志，而知人心可用。则周公明堂斧依，就如佛家极乐世界；夫子春秋决狱，一如耶教末日审判。抱孤忠于斯世，堪寂寞于一隅，诚不易也。然而先王先师之心，炳如日月，人生于是无憾矣。”（见《汉魂略说》）
    
    壮烈哉斯言！沉痛哉斯言！身为儒生，生当此世，我们不仅要坚信王道之永存，更要推动王道之重建。近世西人信奉人权（自然权利），由人权而集合为主权，由主权而为民服务，故民主政治纯为一功利政治。与之不同，我儒家崇信天命（自然正义），由天命而下降为王道，由王道而为民立极，乃是一教化政治。今日人类之存在危机恰在于现代政治只讲功利而没有教化，以至于人欲膨胀而天理遁形。故以王道超越民主乃是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即夷狄化、禽兽化）的唯一可能。而中国近400年来之内伤也正是异族政权专制之下的王道缺失，这才是我们近代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近代国人由反清而反儒乃是错怪了祖宗。
    
    从以夷攘夷的歧途回归尊王攘夷的正道，这是我们中国人走了150年弯路之后才醒悟的道理，而这里的尊王也就是要尊大王道。然王道之息已愈六甲子，未可一朝复兴，先要以学术涵养为主。世道之乱源于风俗败坏，风俗之坏源于人极坍塌，人极坍塌源于教育错乱，教育错乱源于经术不明。故我们今日不光要走出疑古时代，更要走回尊经时代，以经学的经世致用超越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超越朴学的餖飣考证，更超越西学的固步自封，这才是对周公之志、孔子之学的真正继承。
    
    笑非先生的《汉学读本》可以说正是应此而作。其书分为四部，汉学与公羊旁议两部皆为经学义理之阐发，时文一部则是依据经义对于现实问题之回答，教育一部乃是对当下之经典教育恢复问题的经验心得之谈。读此书者或可于经义二部明其理，于时文一部晓其事，于教育一部力其学。以教育涵养学术，而后学术有成；以学术指导政治，而后政治有方；以政治化育百姓，而后百姓有极，如此则王道行矣。故儒学欲复兴，今日之急务正在于学术与教育。有教学方有人才，有人才方有事业，有事业方有王道。道在事中，事在人为，人由学成。是故学能弘人、人能弘道。
    
    今夏在沪上朋来堂暑期会讲，与笑非先生初次相见。其人簪髪深衣、恂恂如也，有古君子之风。因我们同为道里书院之管理员，虽是初识却在网上神交已久。先生在道里书院所发表之文章每每拜读，受教良多。之后先生之《汉学读本》入选儒生文丛第二辑，十月索序于余。余感先生沪上赠书，无以为报，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赘于篇前，为诸君读者略陈此400年学术政治之大体流变，聊以为读此书之背景云耳。
    
    壬辰年季秋天津齐义虎序于西蜀四毋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